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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通过将方济各会修士驱逐出大卫墓以减少基督徒的数量，他在那里刻下的文字宣称：“苏莱曼皇帝命令此地应清除异教徒，将其建造成清真寺。”尽管是三种宗教的圣地，但现在这个拜占庭十字军大本营、早期的犹太会堂和基督教的最后晚餐室，现在成了先知达乌德即先知大卫的伊斯兰圣地，苏莱曼任命一户叫达贾尼的苏菲派领袖家族世世代代守卫在那里，直到1948年。
外部世界的政治局势总会映射到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领域：苏莱曼很快就不得不去亲近方济各会。在夺取中欧的战役中，他发现自己需要基督盟友——法国人——去对抗哈布斯堡家族，而方济各会也得到了法国国王的支持。1535年，苏丹赐予法国人以贸易特权，并首肯方济各会为基督教圣地的看管人。这是第一次所谓的妥协让步——向欧洲列强让步——这一让步逐渐削弱了奥斯曼帝国。
方济各会在圣救世主修道院（St Saviour's）建立了大本营，紧挨着最终会成为庞大的天主教城中城的圣墓大教堂，但方济各会的兴起打搅了东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已不共戴天，二者都宣称对圣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所有权，即最高守护权。现在圣墓大教堂由八个教派所有，他们处于一种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斗争中，只有最强者才能生存。有些教派蒸蒸日上，有些则每况愈下：亚美尼亚人仍强而有力，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伊斯坦布尔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塞尔维亚人和天主教马龙派则处于衰落中，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马木鲁克靠山，变得一败涂地。＇2＇
伊斯兰和基督教王国之间史诗般的斗争、西班牙天主教势力的咄咄逼人以及犹太人被驱逐，这一切激发起一种令人不安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并不合理：人们质疑自己的信仰，探求新的神秘方式以更接近上帝，而且他们期盼末日降临。1517年，马丁·路德——威登堡的一个神学教授，驳斥了天主教会所谓购买“赎罪券”可以减少经受炼狱时间的说法，他坚持说上帝只存在于《圣经》中，并不借助教士或教皇的宗教仪式。路德勇敢的抗议激起了对教会的广泛仇恨，人们相信教会已背弃了耶稣的教诲。新教徒希望得到原始的、没有经过改造的教义，而且他们现在无须经过教会，就能找到自己的信教方式。新教主义非常灵活，这样一系列新的教派——路德派、改革派、长老会、加尔文教派，再洗礼派——很快便蓬勃发展起来，而此时对英王亨利八世来说，英国的清教主义可以帮助自己维护政治独立。但有一件东西将他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他们对《圣经》的崇奉意味着要恢复耶路撒冷为自身信仰的正中心。＇3＇
在位四十五年后，苏莱曼死在了行军打仗途中，大臣们在他的马车里像蜡像一样将他的身体直立起来，并让士兵们看，直到塞利姆安全继承王位。塞利姆是苏莱曼的一个儿子，为罗克塞拉娜所生。塞利姆二世，人称酒鬼，“伟大的犹太人约瑟夫·纳西”是他的朋友，纳西的政治手腕令他获益颇深。现在纳西正住在他那富丽豪华的美景宫里，他从对波兰蜂蜡和摩尔达维亚葡萄酒的垄断经营中获利丰厚，后被擢升为纳克索斯公爵。纳西差点成为塞浦路斯国王。他竭力维护欧洲和耶路撒冷那些受到迫害的及贫穷的犹太人，所以在他死前不久，有传言说这位犹太公爵一定就是弥赛亚。但他的计划收效甚微，在塞利姆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仍在不断扩张，借助于丰富的资源和卓越有效的官僚体制，奥斯曼帝国又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强盛与威慑力——但很快，奥斯曼帝国便开始无力控制那些封疆大吏所管辖的偏远省份，而耶路撒冷的平静也经常为一阵阵暴力骚乱所打破。
1590年，一支当地的阿拉伯叛乱武装攻进耶路撒冷，占领了全城，杀死了耶路撒冷总督。叛军后被击败，被逐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落入巴尔干兄弟里德万和拜拉姆帕夏（Ridwan and Bairam Pasha）的手中，兄弟二人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奴，曾在苏莱曼的宫廷训练，和他们一起统治耶路撒冷的还有他们的切尔克斯亲信法鲁克（Farrukh），他们的家族统治并摧残巴勒斯坦将近一个世纪。1625年，当法鲁克的儿子穆罕默德发现自己被锁在耶路撒冷城外时，他率领三百名雇佣兵突袭城墙，随后关上城门，接着他严刑拷打犹太人、基督徒还有阿拉伯人，以勒索钱财。
这些暴行却鼓舞了基督教派中最为强大的亚美尼亚人，他们游说并贿赂苏丹，还在耶路撒冷的教堂里闹事，只为彻底打败天主教会，赢得圣地的最高守护权。那个世纪的头二十年，苏丹颁布了三十三道法令来保护境况堪忧的天主教会，短短七年间，圣地的最高守护权就易手六次。然而，基督徒成了巴勒斯坦获利最多的生意来源：每天，教堂的管理人，即努赛贝家族的首领就坐在院子里的宝座上，旁边有武装的亲信们帮助向来者收钱——数千朝圣者带来的收入数额巨大。穆斯林称复活节为“红蛋节”，这一天，耶路撒冷总督搬来他的宝座，侍立两边的有法官、看管人和整个全副武装的卫戍部队，他向两万名“注定要入地狱”的异教徒每人收十个金币，这些钱财被奥斯曼人和伊斯兰学者瓜分。
这一时期，在犹太人中间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改变。一个犹太人朝圣者写道：“自从第一次流散后，耶路撒冷人口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繁盛，随着耶路撒冷声名远扬，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在和平中。学者们蜂拥来到城门口。”每年逾越节都会有一支埃及犹太人车队抵达这里。大多数是说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们有足够的把握建设“四座犹太会堂”，让会堂成为犹太居住区的生活中心，但有些是来自波兰立陶宛公国的东欧人，即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由“阿什肯纳兹”这一名称而来，“阿什肯纳兹”是《圣经·创世记》中挪亚（Noah）的后代，据说是“北方民族”的始祖）。外部世界的动荡激发了他们的神秘主义倾向：一个名叫伊萨克·卢里（Isaac Luri）的拉比正在教授喀巴拉（Kabbala），喀巴拉通过研读《摩西五经》的神秘符号使自己能更加接近上帝。卢里出生在耶路撒冷，但他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位于加利利的迷人的山城萨费德。在西班牙受迫害的惨痛经历迫使很多人表面上改宗基督教，暗地里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包括研读喀巴拉的神圣著作《光辉之书》，此书写于13世纪时的卡斯蒂利亚。喀巴拉主义者追寻庄严、敬畏和惊颤：“狂热的体验，灵魂的强烈喷涌和升华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与上帝连为一体”。星期五这天，喀巴拉主义者穿着白色礼袍出城来迎接“上帝的新娘”，即舍金纳，随后护卫着神迹返回他们的家。但喀巴拉主义者也不免会对犹太人的苦难，连同神秘符号和魔法进行推测，认为其中包含了救赎的关键：弥赛亚肯定会很快降临耶路撒冷吗？
尽管不时会发生反基督徒的骚乱、贝都因人的伏击和奥斯曼官员的敲诈勒索，耶路撒冷还是保留了自身的习俗。而在奥斯曼帝国这块落后的土地上，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和天主教的长期争斗只是强化了偏见情绪——对新一代的访问者、非严格朝圣者和业余商人冒险家的偏见：新教徒已来到这里。他们倾向于英国贸易商，对天主教则怀有强烈敌意，并经常和美洲的新殖民地有联系。
当英国海军上校和商人亨利·汀布莱克（Henry Timberlake）抵达这里时，奥斯曼帝国官员们从未听说过新教主义，也不知道他的女王伊丽莎白。汀布莱克被扔进圣墓旁边的监狱，在缴纳了罚金后才被释放。记录他冒险经历的那本饶有趣味的回忆录《一场真实奇特的经历》（A True and Stranger Discourse），成为詹姆斯一世时期伦敦的畅销书。还有一个勇于冒险的英国人名叫约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是黎凡特公司的职员，他掏钱给土耳其人以进入圣墓大教堂，但受到方济各会修士的袭击，方济各会中的随军教士“指控我是犹太人”。随后，土耳其人逮捕了他，想让他改宗伊斯兰教，并将其带至法官面前，法官对他进行了盘查，就当他是个基督徒释放了他。
基督徒和穆斯林那狂热的行为、突然的暴力暴露出被大肆吹嘘的奥斯曼帝国的宽容政策的局限性：在伊斯兰学者的要求下，奥斯曼帝国总督强行关闭了为人钟爱的拉姆班犹太会堂。伊斯兰学者要求犹太人不得在此祈祷，拉姆班犹太会堂被改造成了仓库。当方济各会不动声色地扩大他们在锡安山的地盘时，谣言开始流传说，他们要挖地道到马耳他以引来基督教军队：方济各会受到法官和暴民的袭击，还是奥斯曼帝国卫戍部队帮他们解了围。一个葡萄牙修女为穆斯林儿童施洗，并抨击伊斯兰，结果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被烧死在柴火堆上。＇4＇
1610年复活节，一个英国年轻人来到这里，他不仅代表了新兴的新教，也代表着新世界。
乔治·桑迪斯：第一个英裔美洲人
乔治·桑迪斯（Gee Sandys）是约克大主教的儿子，还是个学者，曾将维吉尔的作品翻译成英文。桑迪斯为耶路撒冷的衰败感到惊骇。“很多地方都被废弃，老的建筑全被毁掉，新的却粗俗可鄙”。在西墙看到说着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既反感又很感兴趣：“他们夸张的姿势加上荒唐的点头举止，使所有的野蛮都相形见绌”，他认为“这让人不发笑是不可能的”。这位虔诚的新教徒认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强行传教行为粗俗不堪，令人十分厌恶。耶路撒冷“曾经神圣而荣耀，被上帝选中为他的居所”，但眼下只不过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故弄玄虚的剧院”。
那年的复活节，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让桑迪斯感到震颤：他看到耶路撒冷帕夏坐在圣墓大教堂外的王座上，而数千朝圣者，每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