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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性骚扰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雷区。丽贝卡强烈地倾向于相信梅兰妮的说法，尽管她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儿在某种程度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如果丽贝卡将调查开展下去，米勒差不多一定会否认对他的指控。这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且死缠烂打的官司—无论在法庭上，在董事会里，还是在医院的走廊中。米勒的名声将为他赢得信任，他长期以来的同盟者们会给予他支持，而其他人会怀疑丽贝卡的动机—她是想除去米勒这个眼中钉吗？她是想夺权吗？她是害怕与强手共事吗？另一方面，如果丽贝卡告诉梅兰妮她的官司不一定能打赢，梅兰妮很可能会把事情闹到州议会去。米勒会倒打一耙，当地媒体会趋之若鹜，米勒的同盟者们会四处鼓动，而医院的很多时间和精力都会花费在这件事上，而不是用于完成打翻身仗的紧迫任务。
同时，丽贝卡也面对着伦理上的不确定因素。她必须明确对医院、对梅兰妮、对自己，甚至对米勒应负的责任，毕竟米勒有权力享受该有的待遇和应有的程序。丽贝卡帮助梅兰妮讨回公道的责任，难道该比她保护医院及其名誉的责任更优先吗？这些事情本身已经够麻烦的了，而伦理因素使得整个局面更加棘手，更加危机四伏。像这样的伦理指控，会在公司内部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们会激发强烈的情绪，加强每个内部圈子中人的忠诚度，有时甚至把公司分裂成许多不同阵营。米勒并没有被指控疏忽大意、判断失误或者有其他什么失职行为，受到抨击的是他的个人品德—连带着，这也指责了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品格和判断力。指责一个人犯错是一回事，而像这样指责他和他亲近的人们品质奸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对米勒的指控很容易使丽贝卡面对的其他问题激烈化和复杂化。
丽贝卡面前布满了巨大的不定性和危险性因素。一旦出错，会给她本人，给医院，以及给很多其他人造成伤害。丽贝卡感到危机重重、踌躇不定，所以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不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只能说明她认清了形势。总而言之，丽贝卡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不会在局势的复杂性上自己哄骗自己，她采取一种谨慎谦卑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乐于相信有很多事她还一无所知。
你会惊讶
这四个字充分形容了沉静型领导者的世界观。像丽贝卡一样，他们总是设法多想几步接下去的棋路。他们进行分析，做好准备，拟订计划。他们揣摩那些未知的因素并审慎地加以判断。然而，甚至在做好了所有这些之后，他们仍然准备迎接各种意外的发生。
换句话说，沉静型领导者相信他们需要和两类未知因素打交道。一类是“已知”的未知因素，它们显然不确定，可能这样发展，也可能那样转变。优秀的领导者试图将这些偶然性纳入计划的范畴。另外一类未知因素更具挑战性。它们是“未知”的未知因素。这就完全无从预料，无法计划了。没人能探测到它们，它们在人身上潜伏着，突如其来地搅乱他们本来的周密计划。
在丽贝卡的故事中出现的这些大小意外，说明了做好迎接变化的准备是何等的重要。包括丽贝卡自己在内，很少有人能够料到她被任命为CEO。她年纪轻轻，是个外人，还是卫理公会教徒。她从来没在医院工作过，也从来没有领导过整个组织。然而，尽管如此，丽贝卡却得到了CEO的职位。当这个职位空着的时候，无论是米勒和他的同盟者，还是董事会的保守派，都没有预见到这个结果—他们坚信米勒是理所当然的继任者。
当然，米勒事件，对于丽贝卡来说是令人惊讶的意外。同样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她得知此事的途径—居然是她一向以为自己了解并信任的董事会主席，在她刚刚上任的时候，突然将这件事推到她面前，以及米勒的令人费解的愚蠢—他居然不顾丢掉工作和失去成为CEO的机会的风险，对梅兰妮进行骚扰—而且恰恰发生在寻找新的CEO的这一段时间里。丽贝卡惊讶地看到米勒在受调查时仍保持冷静；看到即便是在暧昧的局势下，梅兰妮依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指控米勒。最后，她为自己感到吃惊。她一辈子都是个斗士，却受到了米勒的威胁；而就在她刚刚开始梦寐以求的工作之后，她居然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
所有这些意外都是可以解释的，没有一个是纯粹的偶然事件。而隐藏在未知的未知背后的逻辑关系，只有在回顾和反思的时候方才露出庐山真面目。或许董事会在聘用丽贝卡的时候是仔细算计过其风险的；或许董事会的领导者掩盖米勒事件是为了促使丽贝卡接受她的职位；或许米勒是一个自我毁灭型的人；或许梅兰妮怒火中烧，为了复仇不惜任何代价；或许丽贝卡之所以害怕米勒，是因为他使她陷入压力当中。在它们发生之前，丽贝卡从未预料到会出现这些事。这并不是因为她天真幼稚、目光短浅，或是缺乏想象力。丽贝卡已经是非常努力地去了解她要应对的局面，并且认为自己很清楚要冒的风险，但是深刻影响着她在这个岗位上第一年的工作的那些因素，说实话都是不知从哪儿突然就冒出来的。
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过，我们可以通过回顾过去来理解生活，然而，若要真正生活却必须不断前行。在回顾中，我们经常会找到为什么有些事会发生，而另一些没有发生的原因所在。但像丽贝卡这样的人面对的问题，同样需要他们向前看。往往会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和力量在事态发展中起作用，很难说哪一种是影响最大的。
有些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假定人们都依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就可以了。这看上去颇有道理。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断续的、延迟的、间接的。有的时候，就像米勒事件那样，他们也许出了差错，或者很懒惰而选择走捷径，也许感情或无意识的想法占了上风，或者不能确定自己的利益的真正所在。而即便人们直接追求其一己私利，他们与其他有同样做法的人也会发生冲突。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混乱迷茫、贪婪欲望、机会主义、奉献精神，以及理性思考，这种种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偏向何方、强度多大都是我们很难预料的。
对身处今天变幻莫测的世界的管理者们来说，理性意味着预料到明天会发生一些今天所不曾想到和不能想象的事情。这就是那句俗话“计划不如变化快”，或者古语“机关算尽，始料未及”的本原所在。这也就是丽贝卡选择一手导演米勒的辞职，而不是将其解雇的原因所在。她不想再冒出任何意外了—无论是米勒反击的能力，还是其他内部成员对于他们一位同伴失败遭遇的忍耐程度。
丽贝卡很快就发现是非对错的问题是整个事件中最简单的部分。好在她同时意识到真正的挑战是认清这个变幻多端而模糊复杂的局面，并取得事情的进展。作为历史上最大一次战略大进军的策划者和一位谨慎平静的人，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依靠计划方法，但别笃信计划”1，这就是指导她行为的第二个准则。
时刻注意内部人
《沉静领导》机械工业出版社作者：小约瑟夫巴达拉克
时下人们在谈起组织扁平化、内部等级淡化，或是上司的角色向指导员和教练转化的时候，往往会提到第三个指导原则。它明确指出，组织内部划分为地位相对安全的圈内人和地位岌岌可危的局外人。换句话说，组织内部系统的运行就跟太阳系一样，有些人处于离其核心较近的位置上，而其他人则远远地徘徊在动荡不定的外围轨道上。
在大型的传统公司里，圈内人往往是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脱颖而出的胜利者—他们已经出人头地，爬上了组织的顶端或占据了关键岗位。在小型的新兴公司里，圈内人则是公司的组建者和贡献资金、技术、重要关系纽带的人。这些圈内人常常拥有大量的公司股票，而且可以买到更多股份，连CEO都对他们俯首听命。
当然，内部核心和外围圈子的界限并不是密不透风的，公司也不会列出名单来指明哪些是圈内人，但是人们对于每个人离内部权力和影响力的核心圈到底有多远还是心里有数的。他们知道谁被邀请参加了重要的会议，而公司在会议召开之前会请教和咨询什么人。他们知道圈内人决定着谁能得到资金、提拔、奖赏和机遇—包括成为内部核心一分子的机遇。与此同时，局外人的地位是不甚牢靠的。
丽贝卡对这一切都十分清楚。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上，她是一名内部核心成员。如今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在她看来，圣克莱蒙医院的内部核心包括五位长期董事，一位当地的卫理公会主教，两位经常代表医院出面的律师，以及几名医院的元老级雇员，其中也包括米勒在内。虽然作为CEO，在外人看来丽贝卡是内部核心的一员，但事实上她还处于实习阶段。支持她的董事们希望与她共事，愿意帮忙，同样，其他董事们也会支持别的候选人。然而，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圈内人，丽贝卡必须树立威信，发展关系网。这需要时间，需要长期的共事，尤其需要一份成功的战绩。在此之前，她的地位也是不甚稳固的。
这就是丽贝卡在与米勒交锋时，行动始终极为谨慎的部分原因。设法逼迫米勒辞职，就等于要求内部核心驱逐它本身的一名成员。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但他们也很容易做出其他选择。他们可以先安抚梅兰妮，然后使他们的朋友米勒在一段漫长而从容的时间内体面地离开公司。或者，米勒的一些长期盟友甚至会试图帮他抵赖。他们中的某个人很可能会说：“这种性骚扰的事儿，一般还不是各说各的吗？我认识米勒都这么多年了，我才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来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丽贝卡希望米勒能迅速辞职，尽早消失。尽管认为他活该被扫地出门，连半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