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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辞职。
由于新的《日美安保条约》没有通过，旧的《日美安保条约》已经失效。至此美军以失去了在赖在日本的“法律上的依据”。
池田勇人接手了获得了独立日本，他上台后，提出了“重经轻政”的政策。所谓“重经轻政”就是，政治先放一边，把经济搞上去再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把国民收入的水平提高，重视发展经济，提倡创新活动。可是这些必须得到中国这个崛起的政治，经济，军事大国的认同和支持。
在池田勇人访华期间，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中日合作协议期中，其中就包括关于日本在历次中日战争中从中国掠夺文物的处理协议。
在中日双方就加强两之间文化交流的谈判中，中国文化部官员表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二千多年来文化上的联系绵延未断，源远流长。中国一直以来十分珍视同日本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联系，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西风东渐，全面学习西方，并走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而对日本文化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中国，却遭到日本凶残而野蛮的侵略。日本在对中**事侵略的同时，还大肆进行文化的侵略和破坏。绵延两千余年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严重挫折，虽然这在整个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短暂的，但后果却是惨痛的。总结和吸取这段历史的教训对于促进今后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陪同日本总理大臣访问中国的日本文部大臣羽田建夫首先回顾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历史他说：“中国的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体，中国发达的文化不仅给日本带去了中国的水稻栽培、养蚕、制陶、冶铁技术，也带去了儒家思想、道教和佛教，加速了日本向文明社会的发展。从公元645年起，日本进入“大化革新”时期，日本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新政府效仿中国唐朝的长安，建造国都，公元710年迁国都于平京城。全面引进唐朝的政治体制、法律、文化，推行‘百事皆仿唐制’。连皇宫四周设12门，也是效仿中国建造的。”
羽田建夫接着说：“在公元五世纪以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是汉字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并为后来的日本文字假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据考证，公元4世纪，中国的古籍已传入日本。在公元604年，日本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不仅深受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不少条文的遣词造句直接来自中国的文献典籍。有文字记载的是在公元712年日本的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该书记载了有《论语》10卷、《千字文》一卷的史事。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汉字成为日本语言的记载符号，这是什么文化都无法代替的。能在中国这样具有五千年博大精深文化的熏陶下，是我们这些周边国家的福分，我们对于象南北朝鲜和越南这样的小国很不自量力放弃汉字的做法是极其鄙视的。”
“中国文化传入日本，成为日本文化发展的营养素，乃至影响了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茶道、面条、汤元、豆腐等是通过中国僧人传给日本民众的。书法艺术更是被为日本人所喜爱，如果在日本不会写上两笔书法，那简直是没有文化的下等人。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连农耕都使用中国的大干、地支、二十四节气。”日本文部大臣羽田建夫喋喋不休的说着“日本的许多传统节日也都和中国是一样。这些都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结果。”
“千百年来，日本的学者、僧侣、官员、商人和平民，孜孜努力，历经千辛万苦，漂洋过海的向中国寻求各方面的知识，在中国文化的培育下才会有日本的今大。”日本文部大臣回顾一番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后，话锋一转有进行了一番声讨“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日中文化源远流长。有文献可考的两国关系，至少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近代以前，在两国交往中，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其主要方面。近代以来，日中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的一部武士阶层和军国主义的军人，忘恩负义，曾经丧心病狂发生过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极大的伤害了中国这个仁慈的老师，并且在战争中掠夺了中国大量的珍贵历史文物。虽然我们这些日本小岛上的国民但对中国大陆文明的极为渴望。中国文物在日本，被我们视为圣物一样的崇拜，这也说明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把这一切通过非法从中国掠夺来的文物无条件的归还给中国。以表示我们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决心。”
中国方面表示，中日双方要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合作，共同发展。的态度。只有日本政府坦诚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勇于承认并承担应有的责任，就一定会赢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如今，中日两国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的从各方面加强双方的合作和交流，为实现中日世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做好各项具体工作；让现代的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得更顺畅；开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中国政府基于对日本经济、中日友好关系等方面的考虑，决定对于日本在战争期间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除了一部分返回中国外，其余的为了扶持日本第三产业的发展，支持日本的旅游观光业，将留在日本50年，50年后根据当时的情况再另行商量，但这部分文物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所有，日本政府要妥善保管好，不得损坏，要随时接受中国文物部门的检查，中国的历史学家可随时调用这些文物进行学术研究。日本每年拿出6000件文物到中国各地做为期8个月的巡回展出，在没进入中国海关前的一切费用由日本负责。每年象征性的付给中国10万人民币的租金。
中国之所以这样做，绝不是被日本“忽悠”几句就找不到北了。而是出于几方面考虑的，首先作为文物本来就人类共同的财富，要想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文化，让世界人民知道中国文化灿烂辉煌、博大精深，把这些中国文化的载体——文物锁在库房里是做不到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确也很难对这么多文物进行很妥善的保管。建立文物储藏室，花费是相当高的，被称为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就是在后世也有30％的非正确库存，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世界上所有的博物馆几乎都是亏损的，都是靠政府大量的投入来维持。想想后世中国的文物保管情况就知道了，很多文物的保管别说恒温恒湿的储藏室，就库房漏雨发霉造成文物大量的损坏也是常有的事，与其要回来烂在库房里还不如暂时存放在保管条件比较好的国外。
文物如果不作为商品流通本身并不多高的价值。所谓价值连城也是指其学术价值，也是就它客观、真实的记录当时制作时代的一些信息的不可再生性而言。
（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一章 外交追索
日本是掠夺和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国家之一，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百万件，珍藏在日本浩如烟海的中国文物藏品中包括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还有后世在北京拍卖出了4。368亿元的大价，创下中国艺术品成交的世界纪录。不为人知的北宋书法家黄庭坚的《砥柱铭》等等许多旷世名作。
东晋著名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书法在日本流风遗韵，千年不衰。王羲之的《丧乱帖》唐时传入日本，或谓鉴真和尚东渡时带去，由日本皇室御藏，被认为是王羲之目前存世的唯一真迹。因为日本受中国影响巨大，日本人对中华文化非常虔诚。隋唐时期，日本皇室就对多得中国文书宝物者重赏。日本人“尽市文籍浮海而还”，带回的古籍占隋唐宫廷藏书的一半，达1800多部1。8万余卷。20世纪80年代，日本收藏中国清代以前古籍达7500多种。日本东洋文库70万册图书中，中国古籍占有1／3。这些“大壤间秘籍，无二之孤本”中国流传到日本的许多文物珍存千年至今，尤以古籍最为壮观。海上“书籍之路”使中国许多亡佚的稀世珍本在日本幸免于难，其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与哲理。对中国古籍等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起了巨大作用。
在中国崛起、文化复兴的今大，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把这些珍藏在日本的使中国文化得以比较完整的保持下来的文物全都讨还、索要、使其回归呢？对于1840年以来从中国掠夺去的文物暂时实行“主权归我，有你保管”，无疑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当然对有1840年以前通过合法手段所获得的中国文物，也只能是望尘莫及了。
1961年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就中苏两国之间进一步加强文化科技方面的交流举行了会谈。中国方面要求苏联依据1920年9月27日苏俄《加拉罕第二次规划宣言》第一条：“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和俄国资本家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的原则，把沙俄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归还中国。
对此，苏联方面表示，当年沙俄军队所掠夺的中国文物很多都被流亡到国外的沙俄旧贵族所带走，变卖到他们新的居住国。对于这部分文物苏联现在也是无能为力。另一部份存放在圣彼得堡的东方学研究所，对于这些沙俄抢夺来属于中国人民的古代瓷器、雕像、书籍等文物等文物，苏维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