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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北京，洋溢着盎然的春色。温暖的春风吹动着绿色生命的复苏，浅绿、草绿，深绿……绿色在蔓延，百花齐放，到处焕然一新，生机勃勃。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里，最高首长和自己的战友们笑谈间拨动着世界风云，他掸了掸长长的烟灰以其特有的诙谐对周恩来说：“这个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搞了个突然袭击，搞得天下大乱，结果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呵，呵，这次上我们这儿来搬兵求援。关于外蒙问题还要和他谈。还有黑龙江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问题也要谈。”
周恩来估计到这两个问题的难度太大，笑着对最高首长说：“主席呀，这个问题恐怕很难……”
“我知道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毕竟是个好的机会，说一声也好嘛。”最高首长左手掐着腰，右手向上一挥说道：“即便有百分之一和平解决的希望，我们也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我们不搞突然袭击，先礼后兵，吵架总是要比打仗好嘛。”
于是，外蒙古问题在中苏两党的北京会谈中又一次的提出来了。“赫鲁晓夫同志，外蒙古我们准备正式收回，你对此有何想法？”周恩来问。
赫鲁晓夫愣在那儿，一语不发，似乎没有听到周恩来的问话。许久他干咳了一声，说：“总理同志，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很难回答，这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你们自己直接同蒙古同志谈谈不好吗？”他想了想又说：“我们的态度取决于蒙古同志的态度。”
赫鲁晓夫对蒙古问题的这种态度是意料之中的。完全处在苏联操纵之下的泽登巴尔当局是什么态度，是不难想象的。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和你商谈。”李大为从自己的皮包中拿出了一张清朝初期的中国版图，说：“这个问题我们双方一直没有谈过，”李大为看着赫鲁晓夫那小眼睛闪动着一丝警觉的目光接着说：“就是我们双方的边界问题。”
“我们双方的边界问题？”赫鲁晓夫以极其夸张的口气，放着明白装糊涂十分狡诈的说：“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我们之间还存在边界问题吗？”
李大为注视着这个装傻的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从感情上讲，我们真不想纠缠逝去的历史。但这又是一个我们双方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从1689年9月7日（康熙二十七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到1944年总面积约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被你们苏联正式吞并为止，在这短短的268年间被沙俄和你们苏联强占的我国领土共计高达444、38万平方公里，如果算上外蒙那144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一共高达588。38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总面积三分之一强。”
会场上静的可以听到手表秒针“咔，咔，咔”的移动声，大家都在注视着沉默中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真的有些后悔这次受益不大，麻烦不少的中国之行，他用手绢擦了擦秃头上不断涌出的汗珠，“李同志，我非常怀疑你所说的这一切的真实性。也许是我对这些问题不太了解。这个问题我们目前真的无法进行商谈。”赫鲁晓夫含糊其辞的说。
“赫鲁晓夫同志，你当然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说对苏俄强迫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侵占中国领土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具体行为不清楚，但对列宁曾宣布过应该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两个《加拉罕对华宣言》你总不会不知道吧。”李大为穷追不舍的问道。
做为苏共中央党的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当然不可能不知道李大为所说的这一切，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列宁为拉拢中国，避免世界上苏联这个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东西两面受敌，发表了两个“对华宣言”；在1919年7月25日的《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称：“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1920年9月27日的《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说：“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不仅如此，他还知道，关于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问题，除苏联政府的两个“对华宣言”之外，列宁在世的时候还曾经说过，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斯大林利用苏俄政府的两个对华宣言在内容上的差别和《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不但否认了俄国曾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还乘中国战乱之时，超越了沙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700多个岛屿划去600多个，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特别是在1929年7月，中苏之间由于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引起武装冲突。结果张学良的东北军战败，中东铁路又恢复中苏共管的原状。苏联红军则乘机占领了乌苏里江中的中国领土黑瞎子岛
“可是这个问题怎么谈呀？把这些领土给中国人，笑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现在列宁活过来，也不可能这样做。可是自己是来求援来了。这个问题不可能谈的好，谈不好反而让莫洛托夫那伙人受益了。而且事关领土问题责任太大了。任何一寸领土的丧失都会导致自己的垮台。好吧，还是把这个球踢给莫洛托夫，让他处理这个怎么处理也处理不好的问题吧。”赫鲁晓夫想到这儿，他对周恩来笑了笑说：“尽管莫洛托夫同志在斯大林时代大清洗中犯下了种种罪行，但他现在仍是中央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长，主管我国的外交事务，这个问题还是和他谈更合适。”
坐在一旁的布尔加宁暗自的想：“赫鲁晓夫这个秃驴真是太阴险了，把这个里外不讨好的活，就这样的踢给了莫洛托夫，真可谓是一箭双雕之举。如果莫洛托夫寸土不让，这样就会把中国**上上下下都得罪个透，再想获得中国**的支持那是连门都没有；如果莫洛托夫胆敢在领土问题上有所松动，反党集团外加出卖苏联的国家利益以换取中国支持的罪名就坐实了，就是赫鲁晓夫不动手，苏联人民也得把他撕成碎片。”
1957年4月18日，在邓峰亲自安排下，杨光和远东工委另一名叫刘一的蒙古族同志，以大使馆外交职衔二等秘书和蒙语翻译的名义，乘坐中国民航的“空中列车”飞机，从北京飞往了外蒙的乌兰巴托市。以便和外蒙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丹巴取得联系。为外蒙古的回归做些必要的准备。在乌兰巴托机场的“海关”，一个穿大尉军装的外蒙军人，向杨光他俩敬了个礼，说了一句俄语“Вашпаспорт”（请出示护照）。杨光看了看这个讲俄语的外蒙军人，极力的掩饰着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股杀气，微笑的拿出外交护照和检疫证。那名大尉接过护照翻开看着，又看了看杨光两个人，就把护照还给杨光。又向杨光敬了个礼，一面说“Пожалуйста”一面做了个“请”的手势。
在行李处，杨光看到有个一穿着蓝色带麻绒领子棉大衣，肩上挎着一个大包，双手又一手提着一个大大的包裹的人，在和外蒙海关人员大声说着什么，杨光看了看跟在后面的刘一问道“他在说什么？”
“那个人说，他是华侨，他所有的行李都已经检查过了，没有违禁物品，为什么还要没收。”刘一有些气愤的说“这肯定是外蒙方面对华侨的歧视，想卡点油。”
杨光本想过去干涉一下，可是一想他们要从事的工作，不便于抛头露面，对刘一说：“过去问问，注意不要声张。”
杨光坐进了前来接他们使馆的国产“蓝天”越野大吉普里，等着刘一，一会刘一钻进了面包车说：“这些外蒙人真是穷疯了，看这个叫张大明的华侨刚从中国回来带了一些亲戚送的日用品和旧衣服，就眼热想没收。看我去，有使馆的干涉就放人了。”
杨光拍了拍司机的肩膀说：“老孟，我们走吧”杨光不由的想到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的遭遇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哎，华侨在外面混真不容易”
从机场到乌兰巴托市区就十来公里的路程，路上行人不多，车辆就更少的可怜。一路上杨光认真的观察着道路两边的地形地物，多年战场的征战和狙击手职业加上在印工委特工训练，使他能把所看到的一切象录像一样的清晰的记在脑海之中。他看到了市中心的政府大厦前面的广场中间耸立着骑马的苏黑巴特尔塑像，“嗯，快到大使馆了。”他凭着来时记在心里的乌兰巴托市的地图判断道。抵达使馆后。杨光和刘一很快的安置好了一切，在使馆的武官参赞于红涛的带领下，他们见到了大使吴明，杨光看着个子不高但身材壮实看上去四十岁左右，十分精明的大使，向他说明了情况，请吴大使能尽快的安排适当的机会和外蒙人民党第一书记丹巴见面。
4月的外蒙古，虽然已进入春季，但春的信息微弱和稀薄，在乌兰巴托市的街头仍是枯树枝桠，寒气袭人。外蒙人民革命党内的苏俄派和回归派都在暗自的蓄积着力量，准备最后的搏杀。在世界上所有的**组织内部，同志之间的路线斗争从来都是极其残忍的，是你死我活的，纵观国际共运的历史无一例外。
在乌兰巴托市南10公里，这里一边是覆盖着密密层层暗绿色松林的高山密林，一边是宽宽平平的土拉河，在河边上大片大片枯草中已钻出了点点翠绿的草尖，似乎向世人宣告春天来了。沿河而建的乌兰巴托这座东西长，南北窄呈扁担形的城市呈现在土拉河对岸，丹巴的几个亲信正在高山森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