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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钟润生的话，徐树军想，钟书记显然不知这其中的隐情，以为也就是一起一般的举报案件。他想把问题说清楚，这时电话铃响了，钟润生接起了电话，徐树军听出是省上的电话，不好意思再待下去，便知趣地退出去，把门轻轻地带上，满肚子委屈地离开了市委大楼。
徐树军想通了。他想，尽管他的一肚子委屈没有向钟润生倾诉，但从钟润生的谈话中，他感觉到，钟润生并不了解这场风波的内幕。很明显，钟润生只是听了有关部门对这件事的汇报，但并不知道冒名签字这件事。徐树军理解，钟润生作为这个市的一把手，他的工作日程是紧张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了解这种事情的细枝末节。因此，他不是有意要袒护某些心术不正的人，而是这些人上下串通、内外勾结，对他隐瞒了事实的真相。童彦说的“市委领导”，也绝不是指钟润生。所谓的“市委领导”，他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所幸的是，钟润生并没有让他退的意思，他还得干，过去怎么干，以后还怎么干。至于冒名签字的事，既然上面不追究，能忍则忍过去算了，找那不自在干啥！
上班以后，他召集了局务会。在议事之前，他简要地通报了对他的调查情况和钟润生对他的态度，末了他说：“向组织反映问题，这是好事。作为一把手，有人反映我的问题，这说明有人关心我、爱护我，给我提个醒，不要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来。通过这次调查，我们应该吸取经验和教训，那就是，我们做决定、干事情，一定要时时处处想到党纪国法，我们做的决定和干的事，一定要经得起告状，经得起检查，这样才不至于犯错误，尤其是犯大错误，甚至于犯罪。它也提醒我、告诫我，今天没有问题，不能保证今后不犯错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特别是领导班子成员，对我要多监督、多提醒、多敲警钟，做到警钟长鸣，于公于私都是好事。”
徐树军说到这里，停下来，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对反映问题的同志，我的态度，还是那句老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徐某人绝不过问是谁反映了问题，更不会打击报复。”说完，他松了一口气。他觉得应该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过了年三十，就是大年初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想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说：“今天的会议，研究一件事，就是春节慰问的事，特别是慰问地震灾区的事，对节后群众生产生活的安排，也应该拿出一个方案，及早着手安排才好。好，老规矩，大家先发言，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会议就慰问灾区的形式、所需资金额、慰问品的品种和重点对象进行了讨论，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最后，徐树军安排任之良和冯晓仁准备慰问品、慰问金和车辆等事宜，说钟书记什么时候说走就什么时候出发，不能有半点差错。不几天，慰问灾区的事很快成行，一大早，慰问的车队集中在市委大院。任之良负责运送慰问品——大米、面粉、猪肉之类，拉了一卡车。随行记者林思凡、华记者早早来到市委大院，抢时间采访有关人员，忙得不亦乐乎。
任之良过去和他俩打了个招呼，林思凡就问任之良：“这下又能见到咱妈了吧？”
任之良白了她一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怎么开玩笑也不看个场合呀，这么多领导，怎么一点都不含蓄含蓄呀！”林思凡抢白道：“都这么大的人了，想说什么说什么呗。虚不虚伪呀你！”
任之良耸耸肩，故作思考的样子，半晌才说：“说的是，女大当嫁，理所当然。这次回来，我一定给你找个婆家，说什么也得把你嫁出去。”
“你就这么没良心啊。”林思凡说着，在任之良的胸前捣了一拳，咯咯咯地笑起来。恰在这时，钟润生从她身旁走过，回头瞅一眼林思凡，问道：“两位年轻人，什么事这么开心呀？”在一旁的小黄插嘴道：“书记是不知道，我们任主任给林记者找了个婆家，正商量着怎么往出嫁呢。”
钟润生看着任之良，对林思凡说：“别是小任另有图谋，小林可别上了他的当，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任之良不好意思地笑笑，说：“钟书记偏向林记者呢。林记者变着法子欺负我，你却说我要卖了她，可见怜香惜玉之情人皆有之，钟书记也不能免俗。”林思凡赶紧说：“你听听钟书记，就这伶牙俐齿的，连你他都敢批评，还说我变着法子欺负他。”
钟润生还想说什么，徐树军对他说：“你听听这两个，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钟书记你还是不介入为好。”
钟润生就说：“好，年轻人的事，我们不介入。”他环顾四周，“大家都到齐了吧？到齐了我们就出发！”慰问的车队直接开进马莲沟村，和村上的干部接上头以后，按事先拟好的名单，挨门逐户地进行慰问。他们上门的第一家，就是被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跪着给解放军送鸡蛋的那位孤老婆子。进了她的帐篷，钟润生拉着她的手，问她过年的年货准备了没有，有没有肉吃，帐篷里冷不冷，有没有人给挑水。地震发生以后，来这儿救灾的、慰问的、采访的，一拨儿一拨儿的，老太太见得多了，因此，见到这样的场合，也就处惊不变，自然得很。对钟书记的提问，老太太像背书似的，一一做了回答。在一旁的村主任江永鹏对她说：“这是市委的钟书记，是专门来看望你老人家的。”
钟润生转身扫了一眼大家，说“我们来给你老拜个早年，也没带多少东西，这是一点心意，”他说着从任之良手中接过一个信封袋，那里有两百块钱，递给老人，“年三十包顿饺子吃。”他说着拍拍江永鹏的胳膊，对老人说，“有什么困难你对他说，他会想办法解决的，他解决不了的，他会找乡上、县上甚至市上的。听清了吗，老人家？”
老人使劲儿点点头。说话之间，任之良他们从车上卸下一袋大米、一袋面粉和一块猪肉，一起抬进老人的帐篷，老人眼里挂满了泪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慰问的第二家，男主人五十开外，中等个儿，黑瘦黑瘦的，瘦得皮包骨头，简直有点吓人。他两手筒在袖筒里，蹲在帐篷门前晒太阳。见有人来，他才吃力地站起来，深陷的双眼愣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人。江永鹏给他介绍了来人，钟润生伸出手要和他握，他也没有接，弯腰给大家鞠个躬，低声说谢谢、谢谢，眼睛里早已挂满了泪花。在一旁的女主人见状，赶忙让大家进帐篷，钟润生上前扶着男主人，一并进了帐篷，搀着他坐到炕上，拉着他的手，一时无语。
江永鹏介绍过，这位男子姓任，是任之良的堂哥，人称老三，患了肝癌，已经到了晚期。病在地震前就查出来了，只是没有钱住医院。病查出来以后，亲朋帮了点，政府救济点，去医院做做化疗，帮的、救济的那点钱花完了，只好蜗居在家，无望地消耗着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日。任老三生有三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闲居在家，其他两个辍学务农。一家五口，生活十分拮据。
江永鹏劝道：“有啥委屈你说嘛，领导们都在这儿呢，你哭丧个啥嘛！”
任老三没在意江永鹏说什么，他唤过他的大女儿，对钟书记说：“我已经是棺材瓤子了，不指望啥了，也就不给领导添麻烦了。就这个丫头，好歹大学毕业了，自己没本事，到现在了也没个工作。领导们看我可怜，就帮她找个吃饭的路子，我死也好闭眼睛了。”
钟润生说：“你不要想那么多，好好养病。这姑娘的事，我们尽力而为，好吗？”说着，钟润生叫徐树军往前挪了挪，对他说，“你先在你下属的那些单位给找个活，先解解这燃眉之急，往后慢慢再解决。”徐树军点头答应了。任老三急忙拉过女儿，对她说：“赶快给钟爷爷磕头？”女儿在一旁流眼抹泪的，任老三说着自己就要跪下来。
钟润生赶忙扶住他，安慰道：“快别这样，快别这样，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你这个样子，我们是有责任的。”他说着，心头一酸，差点儿流下泪来。
他扶持着任老三重新坐下，对慰问团的人说：“你们记着这事，回去以后，商量个办法，帮老任度过这个难关。”随行的人都点头称是。任老三千恩万谢，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黑瘦的脸上泛起些微的红晕，深陷的眼睛里闪着希望的光。钟润生他们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就往下一户走去。临出帐篷时，任之良拿出几张票子，塞到老三的手中。他眼含泪珠，什么话也没说，跟着钟润生出了帐篷。
慰问的十几户人家，都是因病因灾或其他原因导致生活特别困难的贫困户。慰问完后，钟润生心情特别沉重，他吩咐徐树军，要特别关注这些人家，对任老三那样的人，要想办法筹集一点资金，能治疗到什么程度就治疗到什么程度，绝不能看着他等死。徐树军点头答应，表示一定按照书记的批示把贫困户的事情办好。
钟润生边走边听江永鹏的汇报：除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救济、援助，亲戚朋友和邻近地区的群众也援助了不少，过年看来是没有问题。大量的问题在年后，一开犁，一部分农户不是缺种子，就是缺化肥和农具。在地震中死了牲畜的，还存在动力问题。这些问题，村上想想办法，贷点款，供销部门也可以赊一点化肥、农药什么的，大家互相帮一帮，好赖能种上。关键的问题是重建家园的问题，资金和建材都要靠上边的支持了。这样说着，不觉已到村委会。村委会设在临时搭建的一座帐篷里，是用两顶帐篷拼在一起搭建的，比一般农户的要大点。钟润生一行进了帐篷，一时间帐篷里挤满了人。
听完江永鹏的汇报，钟润生向其他乡村干部和县上的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同志详细了解了救灾情况及下一步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