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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月光（2）
有时我会想：我这辈子再不可能有爱了。因为不再有那样的夜马路，那长江边上静谧古老的山路森林。凡我以前和英子逛马路的熟悉地方，那些弄堂、小巷、公园、郊外、电影院全没有了，都督坊巷、青果路、观音弄、东平庙巷、君山路……全没有了，在江阴城里，你也许还能找见这样一些空洞无物的地名，但那个静悄悄的小县城，早已随我俩的爱情一起死亡了。胜利路口那幢西洋式的小木楼，1992年就没了。南门石子街口头的天主教堂，建成于清代道光年间，正好也在新千年的第一年，塌倒在了一批奸诈的建筑承包商手里。那样一个教堂，在那几年里，是一个多么好的去处啊，你若骑车从北门走到那里，总要骑上半个小时，期间要经过县城最后一批临河而居的老城区。经过忠义街、石子街、河东街。玻璃台板底下压有诗稿的那个朋友，家就住在忠义街。街口口我还另有一个弹吉他朋友，一个工人，弹一手像样的古典吉他。现在他早就不弹，放弃了，整个江阴城的东南面，就只有他这一个人会拨弄这样的乐器。我们平常见面总是说：什么时候聚聚！聚聚！总是搞得很激动，很正规。但却总是见不了面，一年也大概见一次罢。后来说看不见他了。我总有七八年的样子，不知他的下落了。以他性格的木纳，不大喜欢说话，现在大概是个下岗工人了吧。这座城市大面积的扩建改造，其结果是相对我难忘的青年时代，连一砖一瓦也没给人家留下；连半条我和英子的眼睛都同时看到过的弄堂也没剩下啊！现在，我不仅过的是另一种生活，表面热闹成功，貌似很休闲的生活，甚至有时还会觉得自己置身在另一座城市里，一个更陌生、冷漠的街道城区。岁月带来的结果是：不仅相爱的一对男女分手了，城市和城市之间也分道扬镳，形同陌路人了。新楼房和旧民居之间彼此说着再见，有时甚至白眼朝天，恶语相加。在如此陌生的新城区，我如何寻回往日的爱情？怎样去把对英子的思念放到一个妥当的地方？我们中间谁更无望？今天的我，还是昨日之我？
我的第一把吉他是和……，至今我仍难以分辨，哪一个形象更重要，更其清晰且震撼人心……。
1978年，那是知青时代的夜晚。知青们从那天春天开始闹着回城，在我们这里这样小小的县城，也闹了一出集体去县政府门前静坐绝食的大行动。县政府门口墙上还破天荒贴出几张大字报。那是我记忆中有关大字报这种丑事最后恐怖的印象，从那以后，这种噩梦般的文字形式至少从我个人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了，完全引退进了人类文明的茫茫黑夜。那几天，我到县城政府门口看热闹，看见黑压压一群人坐在地上，并不算吃惊，因为以前这种人多坐地上的情景很多。讨饭的乞丐，汽车站火车站广场，候车室里，还有乡下放露天电影的打谷场上，军队的操场等等；但一看见大字报，人立即就本能地往后退缩，仿佛嗅闻到了一种污迹未干的血腥味。这种感官反应，是源于我这辈年龄的中国人特别的童年记忆，源于文革。文革时候我们全太小，四五岁的样子。对那种非人的影像见识太多，却又无从消化，一直淤塞在精神的肠道里。平常不知道，一旦触及，会特别害怕，反应特别大。我当时就想，这帮老兄兄要倒霉了！世界未日。中国汉字，若要想叫它杀人，就用墨汗刷到墙上去，就有一种似乎比刀刃还更吓人，锋利邪恶的感觉，我想这是一名文革男孩对汉字形式的一种鉴定。我幼年就已经尝过这个味道了。我有一半识字课，就是在满世界张贴着的大字报口号上，在大街小巷乱钻乱看中学会的。1966年全城像下了一场大雪般覆满了这类邪恶的满街张贴的纸张。风一吹哗哗作响。到处全是浆糊和没干透的墨汁味道，我从此对毛笔和中国传统的墨敏感。我本能地躲避有这两样东西在的场所，所以我对“龙飞凤舞”这四个字的成语很反感。认为它的骄纵后面颇有一种要人命的危险味道。它似乎暗示了一种很可怕的文化人格。我自然不会去从事书法，我知道这有点因噎废食，就是没办法改变。那年知青绝食也闹了十来天，后来结束了。到了夏天，有一天夜里，很闷热的夏天头，我已经睡了。我想不起来那天怎么会这么早睡，也许是上夜班。我那时已经在县城的一家集体企业的工厂做临时工打工了。初中上了两年，毕了业，就拒绝再上学了，闲在家里无所事事。那天我已睡觉了，睡不着，天太热了，突然听见附近街上有人在弹吉他，声音很响地唱一只歌。啊，在我困思懵懂中听来的这个歌曲，有如天堂里的仙景。有时我觉得，换任何人在我那晚那一刻的经历，全会深爱上吉他音乐的，真的，琴声太清亮，太年轻，太麻醉人心了。而年轻人的心也太需要这样一种金属弦声音来灌溉他内心的饥渴了。我的听觉，我全身的肌肉，全像忽然飘来一阵凉凉雨丝的沙漠般“嗤嗤”开裂开来，拼命地吮吸起了这来自天国的甘霖。那是一名上海知青，返回老家前来江阴的北门街上，和同一个生产队的知青们喝酒聚会，带来一把吉他。他起先忸怩不安，忽然一下子进入状态唱得激越颤粟起来，唱得很豪情，唱得半条北门街都激情洋溢起来。他唱的那首歌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若干年后，我哼着这样一首歌把冯建英带回家。歌声就像冲出峡谷的一条河流。我的一生就像那样的一个夏天的晚上，豁然开朗了……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爱唱的一首歌，我反复地唱，翻来覆去。一 次次地回到一个我自己成长年代里的少年之夜。这首歌仿佛允诺我做一个永远快乐的少年。奔放激越，无忧无虑……那天上完课，我把她带回家。第一次带回家去时我的前妻不在。我那时候和她离了婚不久。床头柜上有我儿子八个月时的一张照片。她几乎是第一眼就看见了它。那天一道去我家里有八九个人，全是诗歌班上的同学，大家吵吵闹闹，互相开着玩笑，朗诵诗、唱歌和打闹，坐在我家卧室里惟一那张三人沙发上，坐在椅子、床沿上，有的甚至坐到我写作用的桌子上。惟独她一个人发出那种表面兴奋，听到我耳朵里却有些怅然若失的声音：
“你有一个孩子？这是你儿子吗？”
第一部分月光（3）
她那声音像是房间断电一样失声喊出了口。不，不全是惊慌。无疑我们不曾有过机会单独好好说话。她不知道我的过去，我的婚姻状况。她那是第一次到我家里来，也没有特别的身份——我们相恋的秘密尚没有公开——只是作为一般的学生到老师家里探访、作客。很多当时在场的同学因了她的这句话纷纷扭过身去，争抢相框里的照片看，大家七嘴八舌祝贺我，啧啧称赞起婴孩的长相，场面一片年轻人的好奇喜悦。她也面露喜悦，看得出是真诚地为老师的幸福家庭高兴。不知为什么，这喜悦却使那天在场的我暗暗忧虑、忧悒起来。我是不是讲乱掉啦？知青唱歌的那一晚，突然回到英子去我家这里了……
我想着她身体的温存绵软，想着她的好。那天一帮同学的开心令我暗自羞愧。我满面笑容，可内心却有种失魂落魄感。我知道下面该怎么做，我暗自庆幸没有既成事实的婚姻纠缠，心里有点感恩，又有点伤心。前妻虽然是离婚，但仍旧对我很好——，而且那几个月还住在我家里，已经预备着要住厂里集体宿舍，但还没有完全搬走。那天她正好带着儿子去她小姐妹家了。我准许学生们去我家里认认门，也是暗存着这份私心的——我知道那天不会碰上我的前妻。
我不知道能否解释得清：那个年代里人们的住房普遍紧张。我家住的公寓楼是归属我妈名下的，但是我那位前妻跟我妈妈又在同一家工厂。而我们是协议离婚。厂方自然要另外解决我前妻的住房问题，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大半年，厂方又以住房紧张来搪塞这件事，仿佛是要暗示我们家三房一厅的大户面积，完全足以分出一小间来处理另一个住房名额，也且是我前妻。虽然我下定了决心离婚到底，但离婚协议书生效那天，孩子毕竟才刚满八个月。我妈妈已在上一年去世，父亲病重。而孩子确实需要父母双方的照顾。有时我想，那个节骨眼上如果冯建英没有出现在我生活中，我是否能将离婚的事实贯彻到底？我自己也不太能肯定。我心灰意冷，并没有左右动摇。而且认识英子以后，对自己前一阶段的婚姻状态更加心冷了。但这一切仍旧改变不了我家里当时那种暖味尴尬的局面。我想这让刚刚19岁的英子心里一定打了个冷颤，虽然表面她什么也没说，她却把头抵得更低了。她看上去神情更加倔强不快，郁郁寡欢。我是指那晚去我家以后的两次见面她内心受伤的样子。但这让我更怜爱她了。她越是一声不吭，不喊难过。我这方面也越是热切肯定地想跟她在一起，好好爱她。“我早已经离婚了！”那天，我几乎是大声喊叫着告诉她，期望她注意到我的真心，定下神来，这是我第一次不太明白女人的心。很多年之后，我通过另一个女人，才恍然大悟，约略明白了英子当时的心情，她一定已经在偷偷地想照片上那个一脸憨态的男婴了，我可能成为他妈妈吗？要知道，她那一年毕竟才19岁，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我跟她年龄上相差8岁，现在看看不算什么，可年轻的时候，在相对保守的那种年代里，男女相差8岁已经像是很过份了。那还是个各人拿着电影票经介绍人之手忸怩相约的半开化年代，虽然距今不过十数年，可是，中国人的性风俗，在1990年之后的十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
第一部分魔笛（1）
请在我着火的眼眶里投一点灰烬。
——洛特雷阿蒙
我们住在三楼上，那是一幢孤零零的公寓楼，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主要以水泥为特征的旧楼房，没有卫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