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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发现自己伏在一块岩架上，身体向前屈，可是完全露在外面。他爬到一个比较隐秘的位置，手碰到一件暖暖湿湿的东西，那扭动的躯体发出一阵呻吟。突然强光一闪，照见一个十六七岁小男孩的面孔，和他那对惊慌过度的白眼睛。“你哪里受伤？”李飞问他。男孩子哼了一声。李飞想翻动他，他大叫一声。他的膝盖已经砸烂了，血肉模糊。下面射来的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打散了上面堆下来的岩石和泥土。李飞背起少年，冲向上面幽暗的地点。走了还不到五步，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脚跟。他膝盖一弯，不自觉摔倒在地，背上的人体随他摔下，砰然落在地上。他想站起来，右脚却抬不动。到处都是弹药和泥土的气息。他面孔朝下，静静躺着，感受地面附近的冷风。他伸手摸摸少年的身体，那少年已经不再呻吟了。他慢慢爬向幽暗的凸岩架，以免被落石击倒，也免得直接被子弹射中。他看见头顶树枝交错蜿蜒，在灰色的天空中依稀可见。他神志非常清楚。燃烧的屋舍和补给品火光渐歇，留下一片灰烟，在夜里就像白雾似的。最后他只看到骑兵在对面巉岩上走动，然后猛撞了什么东西一下，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他醒过来，只觉得有湿草的味道，还有一串凉水滴在他脸上。他睁开眼，心中马上忆起战争的模糊景象，知道他还活着。他摸摸头，摸摸脸，才发现一棵树干压在他腿上。他想坐起来，两腿却发麻了。他拼命推开树干。水滴由树顶落下来，地面温湿的。天空昏昏暗暗，浓云密布，近得分不出是晚上还是白天，山谷一片死寂。他把眼睛的焦点定在远处，扭曲的形状才化为固定的形状和图案，雨水味和弹药、焦炭的气息融合在一起，他知道天亮了。
他眼睛慢慢适应了四周的光线，看出下面的旗帜不是回教旗，而是汉军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他以为自己晚上跑了很远的路上山，现在才看见谷底房屋的残骸就在他下面，距离仅有两百尺。他不时听到远处孤零零的枪声，入侵的军队不是搜救自己的伤兵，就是处决残余的敌军。他在吐鲁番买的羊皮短袄外面都湿透了，衬衫也湿了好几块。他的腰部被碎片擦了一下，幸亏没有受重伤。也许落石把树干击倒，砸到他头部，然后才倒在他脚上。他舒展全身，仿佛死中复活。双手沾满黄泥，不过说也奇怪，他昏倒的时候雨水却把他的脸孔洗得干干净净。
他再把交缠的树枝推开，奋力站起来。脚踝痛入心脾，但是他挣扎到岩架边，倚石而立，研究下面的大屠场。下面尸体成堆，死状千奇百怪。回军显然逃走了。他正不知所措，突然听见后面有沙哑的喊叫声。
“你是谁？”
二十步外有一杆枪对着他。他知道对方如看到回人，早就开枪了。他立刻举起双手说：“别开枪。我是汉人，上海来的记者。”
那个穿军服的汉子走上来，后面跟着三四个兵丁。李飞立刻扯下衬衫上的白布，偷偷丢掉。那个军人打量他，看见他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摸摸他全身，然后要他证明身份。李飞由黑皮夹掏出名片，上面有报社的名字。
“算你好运。”士官说，“我正要开枪，才发现你没留胡子。你跟我来。”现在别的士兵也上来了，大家扶李飞走下山谷，他用一只脚跳跃前进。
一个军官坐在小火堆附近的岩石上，研究报馆的名片说：“你为什么和回教叛军在一起？”
“我是记者，报道战争的消息。这是我的任务。我是完全中立的。”
军官蹙蹙眉，摇了摇头。
一小时后，天亮了，伤者都慢慢找到了。他和别人一样，也分到一杯茶。直到中午，军方才组成担架来抬伤者，并找了骡子和草驴来送能骑马的人。
一行人来到迪化，李飞被带到主席的弟弟跟前，他似乎是本地的指挥。李飞的身份太特殊了。金司令也和他哥哥一样，生就一张浓眉、细目的长脸。眉毛和嘴巴间特别长，就是一般人所谓的马脸。他下令拘留李飞，没有商量的余地。记者的身份似乎决定了一切。金主席对一切新闻采取检查措施，不准记者离开这个区域。何况，他又是和回军一起被抓的。
“你知不知道你没有当场被枪毙，已经够幸运了？你应该庆幸自己还活着。”
他被送到省立监狱。在迪化所见的只是陆军总部到大狱场之间的一两条路而已。
监狱挤满各阶层的人民，他们都为了某一项原因而得罪了当局。两天后，军方发现他就是身上带信，和马仲英办事处有关，又逃出哈密牢房的人，就把他转送到西大桥附近一个关回人的监狱去。他要求发信给报馆，军方严词拒绝。以前他曾听过不少主席专断的传闻，如今总算亲身体验了。
他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听天由命，在监牢里等战争结束。他为柔安和母亲担心，但是一接受了现状，他就决心好好保重身体，他毫无办法。当局准他看书用纸笔，已是很大的享受了。狱卒看出他是学者，尽量供他纸张。光线很差，不过他最快活的时刻就是提笔的那几个钟头。
报馆打电报到主席公署追查他的下落，李飞根本不知道。金主席客客气气却置之不理。
柔安见过哈金，又蒙他答应两头设法，心里又恢复了希望。她多次到贝格少校的办公厅，探问上海的报社有无消息。然而音讯全无。她愈来愈觉得，她可以向哈密迪化班机的旅客打听消息，星期三傍晚她一再到飞机场去。
飞机通常要停一两个钟头，才继续飞到上海。往往有几个乘客会来招待室，大多是军官和政府官员。这些人太重要、太匆忙了，毫无时间答话。有一次她鼓足了勇气，拦住一个平民老头子。
“迪化的天气如何？”
“冻死人。情况很糟。吃的东西贵极了，补给品不来，价钱渐渐高涨。军队掌握了一切。”
“容不容易进去？”
老人苦笑了一下：“大家都想出来。”
黄包车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飞机场。路很黑，又冷得要命。她裹紧身体，及时去喝一杯咖啡，吃了一个三明治，然后到栏内的走廊上，看飞机盘桓、降落、滑行，最后终于停下来。机场的例行公事深深迷住了她，白帽白衣的飞行员常常随旅客下机，进来喝杯咖啡。这些飞行员对哈密和迪化一定很清楚。
柔安进屋，找了个餐桌台坐下，再点一个三明治和咖啡。两个年轻的飞行员坐在她邻桌。他们曾多次看见这个红衣少妇孤单单坐着，满脸沉思的表情，眼睛也如梦如幻。
“等人？”其中一个问道。
“是的。我来接一个朋友，他还没来。”
柔安假装看窗外灯火通明的跑道，却不时回头望望那两个机员。一个飞行员站了起来，戴上帽子，走到她身边。
“我能不能送你回市区？”
“你不是要继续飞上海吗？”
“不。你以为我们是铜墙铁壁？到上海要飞一整夜哩。”
“那你是留在这儿喽？”
“是的，等星期五再飞出去。我可以用我们的车子载你回城，天气太冷了。”
这个年轻的飞行员很乐观，很讨人喜欢。他说他名叫包天骥，家住上海。一路上柔安听到不少新疆战况的消息。
“你是停在迪化，还是继续飞更远？”她问道。
“不，迪化有德国飞行员接班。我留在那儿，下周三飞回来。”
车子进入市区，她要他在广场停车，然后尽量露出和煦的笑容，向这位机员表示谢意。
发现有人每周来往于迪化和兰州之间，也许能带回千里之外异乡的消息，简直像天赐的洪恩。他曾表示要帮忙，她知道认识这个朋友意义太重大了。
星期六她接到贝格少校的通知，要她去一趟。已经开始下雪了，太阳一出来，除了街道上雪块泥泞，四周的山上都呈现一片耀眼的白光。但柔安无心观赏银白的美景，她走了一段路，到少校办公厅。雪花在空中飞舞，悄然落在她头发、面孔和颈子上。她走进办公室，心七上八下跳个不停。贝格少校看看她发红的面孔，他嘴唇绷得紧紧的，眉毛也皱起来。她被他的表情吓呆了。他手上拿着一份电报。
“快告诉我，有什么消息？”
“我们已查到李飞的下落。他在迪化，”又慢慢说，“正在牢中。”
他把电报递给她。她看看那张纸片，尽量了解其中的含意。是新公报拍来的。报社一再发电报，终于收到主席公署的回音。李飞在战役中被俘，正和回军在一块儿，为了公共安全，他已被拘留了。内容正式而简洁，和所有官方的通讯一模一样，一句话也不多说。
她跌入一张有坐垫的藤椅中，不断喘息：“他还活着。”
“可以算好消息。这种事稀松平常，很多人为更小的事情就坐了牢。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
她嘴唇颤抖：“说不定我们能和他联络，至少让他知道我在这儿。”
“恐怕不能由这个办事处发消息，我们这一边送去的东西只会对他有害，我们得特别小心。他必须维持中立记者的身份，他只能慢慢熬。等战争过去，相信他们会放他回来的。”
她走出少校办公室，只觉得头昏眼花。她曾担心最坏的结果，还好他还活着！这个消息令人沮丧，但是却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