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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斤计较,员工又怎么能安心的为樱之做出一流的产品?
为了最后没有达成协议的那几条,双方一直僵持了15个钟,但田中仍然没有答应。他的目光不断瞟向那些政府官员和警察,意思很明显,就是想通过那些政府官员、劳动相关部门给工人们施加压力,以便达到他的目的。
但不仅是刚才那个劳动部门的“肥头大耳”,只要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张嘴说话,台下员工就“嘘”声一片。以至于后来,只要那些政府官员一张嘴,员工们就齐声“嘘”他们。最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只好无奈地闭了嘴。
面对此情此景,他们是否想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们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今天的高位,是人民给的。倘若他们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便也失去自己存在的价值了。
公仆,这个字眼曾经多么神圣。可惜,如今己经是个biaozi了。
15:30,前半部分的谈判宣布结束。这时候,所有人的都没吃饭。陈胜利、吕之远等12个代表在工人们的簇拥下,走到了工厂对面的一家饭店吃饭。我也随着王磊等几个技术大楼的同事走进那家饭店。饭店里很多人,特别是谈判代表们,他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谈判注意事项,气氛非常热烈。
在这样热烈的气氛中,我迷茫地对王磊说说:“田中热爱中国文化,是个标准的‘中国通’。我一直认为,他对中国人很友好,真没想到,他对员工合理的要求,竟然寸步不让,好卑鄙!”
王磊苦笑道:“田中,毕竟是以利为目的的日本商人,我们能要求一个日本人对中国有多友好吗?我们能要求商人有多高尚吗?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田中,不在于日本人,而在于我们的政府!”
政府?我苦笑着摇摇头。正在这时,从樱之厂大门驶出一溜长长的车队。那车有日方谈判代表的车,也有政府官员的,日方代表的车和政府官员的车首尾相连。望着那一溜长长的车队,我忽然有一个不好的预感:他们不会到同一家酒店、同一个包厢用餐吧?
我想很多人和我有一样的想法吧,刚才还很热烈的饭店很快安静下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18:00,后半部分的谈判开始进行。
谈判进行到晚上22:00,200元住房补贴还没有达成协议。因为太晚了,罢工者己陆续散去。劳动部门的人则趁机向员工代表们施压,所以在这样坚持下去,明显对谈判不利。于是,便有后备代表要求停止谈判,他们害怕留在操场上的员工较少,谈判代表的人身安全会受到威胁。但却被告知到了关键时刻,请勿打扰。
第259章()
谈判一直拖到晚上24:00才结束,谈判终于达成了初步的意向。结束时,很多员工不放心员工代表的安全,一起护送所有的代表离开,代表们都没吃晚饭。
明天早上8:00,谈判继续进行。
我长舒了一口气,正想随人流一起离开,却找不到王磊的人了。我有些担心,王磊虽然在这次罢工中并没有抛头露面,但他和陈胜利、吕之远、梁洪权、张声翔、徐峰等人走得特别近。
正在我不知所措时,手机却响起来了,我一看号码,竟然是技术部大楼的总经理室!
在局势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他打电话给,我感到十分惶恐。趁人不注意,心怀鬼胎地跑到一个角落里接了电话。果然是田中,他的声音听上去极为苍老:“海燕,你在哪里?”
似乎到这时,我才想起自己是田中的行政助理,他是让我打探罢工动向的,可我这几天不但连办公室都没去,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名罢工者。显尔易见,我没有完成使命,只好硬着头皮说:“我还在厂里?你有事吗?”
他疲倦地说:“我很累,上来帮我沏壶茶吧。”
我警惕地望了望四周,小声说:“好的,我马上就去。”
除了警察和治安员,操场上己经没有几人了。我还是怕被人发现,小心翼翼往技术部大楼走去。但走到门口,还是被一个站岗的治安员拦住了:“站住。”
我只好拿出厂牌:“我是总经理室的行政助理,田中总经理刚刚打电话让我上去。”
那个治安员拿过我厂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还是另一个治安员过来和他耳语了几句,他才放了行。
整个技术部大楼十分安静,己经整整两天没人上班了。我悄悄推开总经理室的门,看到田中小小的身子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很是落寞。
室内的冷气开得很足,我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寒颤,轻轻鞠了一躬,刚想说话,他却有气无力地说:“帮我沏一壶茶吧。”
我赶紧倒水、拿茶叶,一声都不敢吭,很担心他责备我这两天为什么不来上班。
但他并没有责备我,这越发让我不安起来。当我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端到他面前时,小声说了句:“对不起。”
他苦笑道:“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你们中国人真正团结起来,力量如此强大!这次,我们输定了!”
我安慰道:“不是你们输了,这些权益,也是工人们应得的。再说,即便接受所有罢工要求,工人们的待遇仍然很差。和日本国内同类工人的待遇,更是天壤之别。”
他把头摇得象拔浪鼓,冷笑一声,但正想说什么,电话铃声却急促地响起来。看到来电显示,他立刻精神大振,警惕地看了我一眼,拿起了电话。我意识到什么,立刻自觉地退了出去。
在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我吃惊地看到,刚才还死气沉沉的田中,似乎整个人都活泛起来,精神百倍、斗志昂扬。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刚接到的这个电话,与罢工有关。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
我的预感很快得到了证实。
就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次罢工最后必胜的时候,但没想到,事情急转直下。
第四天,8:00,谈判时间到了,但令所有人万万想不到的是,罢工前三天还在操场上频繁出现的田中等日本人,此刻却连人影都不见。
开始的时候,12个谈判代表还很冷静,一边四处寻找日本人,一边维护现场秩序。与此同时,有人在传阅张玉立写给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信的名字叫:《月薪一万六,我为什么要罢工!》
早晨,当我走进办公楼的时候,看到上万名生产部的兄弟姐妹们仍在操场上,用最无可奈何的办法—罢工去争取自已应得的利益,我的眼泪湿润了!这总不是个办法,公司的高层为什么不站出来解决问题呢?作为公司引进的一名高级工程师,还是电脑软件部的一名经理,我每月工资加奖金可以拿到一万八千多元。软件部是公司最核心的部门,承担出公司的产品研发和高端技术维护,员工的整体素质较高。几名同事对我说,何必呢?我们部多的能拿二万多元,少的也有三、四千元,争取的也不是我们的利益,参加罢工,说不定事后就会被开除,什么都没有了。
说一点犹豫都没有,那是唯心,但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我决定站出来,哪怕他们开除我也好,只要不做违法的事,背后有一万多名兄弟姐妹们的支持,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怕的我们这些级别比较高的、对企业老板有重大影响的员工们不能够站出来,不能够组织起来,那些外国的企业老板们为什么拼命的压榨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拿我们樱之来说,普工每月拿着480元的底薪工资,每月还要扣掉200元的生活住宿费用,每天最少干十五、六个小时,挣到的也不过几百元,而且还天天受着公司保安的污辱,好像你做了贼—出入生产车间,保安们都要对你搜身,那种被人用手指强迫在身上捏来捏去感觉实在不好受。
他们—那些外国没有良心的企业老板们,就是摸透了我们中国人的心理,“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然而,这次他们错了!我决心站出来,为我们的同胞争取他们应该得到的权利益。
当我主动站出来的时候,电脑部的同事也一个个响应起来,他们也站在了兄弟姐妹们这一边,接着,从电脑部到技术部,从技术部到财务部,16000名中国兄弟姐妹们终于团结起来,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们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和厂方谈判。
5月21日上午,罢工仍在继续的进行着,当数万名员工进入操场静坐的时候,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进入现场,而我此时正站在操场前面的主席台上,用喊话器要求现场的员工保持冷静,不要做出违法的事情,刚开始还有点骚乱,大多数人甚至想和警察发生冲突,这时一名女代表咬破自己的手指,在一块白纸上用血写下:“为了我们自己,请大家安静。”上万名员工很快安静下来,没有一点声音。
我想我会被警察抓走的,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要在关键时候站出来,代表人民的利益。当我向兄弟姐妹们讲述我的孩子还小,等他长大的时候问到他老爸,那时为了16000名员工的利益,你是勇往直前还是做了缩头乌龟,我要告诉你,爸爸是勇往直前的,那是为人民的利益。台下顿时响起一阵阵掌声,而同时,那一百多名警察也向后面退了几百米,直至最后一个个散开。在无可奈何下,公司总经理和我们的代表当着一万多名员工的面,坐在了操场主席台设立的的谈判桌上。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对于员工代表提出的要求,厂方被迫答应了几条,但仍有一些答应下午6点继续谈再作回答,胜利的曙光终于初现。我们仍会坚持到底,不答应员工代表提出的条件,罢工仍然继续。我们提醒那些靠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而又赚没心钱的外国老板们:赚钱要赚良心钱,不违反中国的法律。我忽然记起一份资料,有人统计,深圳、东莞企业今年发生的千人以上规模的员工罢工就有30多次,但最后多以失败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