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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职时，公司是承诺包食宿的。现在虽然涨了工资，但扣除这么多，很多人的工资是不升反降了，工人们愤怒了！但田中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笑着对我说：“不就是两百元人民币吗？换算成日元也不过两万元，换算成美元只有十几块美金，算什么钱！”
第250章（）
我反驳道：“虽然只有两百元，但他们每月工资都拿不到一千呢。他们几乎都来自贫穷地区，每月两百元可以派很大的用处。”
他不以为意地摇摇头：“他们只不过一时接受不了，扣着扣着也就习惯了。”
他可真不愧为“中国通”，连我们打工者私下里常说的那句“扣着扣着就习惯了”都知道，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一直以来，厂方小型的罢工此起彼伏，但因为组织者最多是班组长，缺乏号召力，并且文化程度所限，对罢工没有提出明确的诉求，所以每次罢工最后都会不了了之。除了罢工后开除或处分一些人，并没有给厂方造成太大的损失。
所以我也想，这次就算罢工，也不过和以往一样的结果罢了。谁知第二天早晨刚一上班，便感觉到异样！生活区那边满地狼藉，象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但田中依然象往常一样，早早站在门口，不住地向上班的人流鞠躬致谢。
直到开完早会我才听同事私下说，因为每月多扣了200元，工人们真的闹起来了。昨夜十一点半，生活区便传来了巨大的喧哗声。开始的时候，只是杂乱无章的叫喊声和口哨声。但很快，这些声音汇集在一起，变成了很多人的异口同声，象喊口号一样：“提高工资，改善伙食！”
除了这句口号，也有人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甚至还有人喊：“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这些口号一经喊出，便迅速引起共呜，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喊口号的行列。樱之厂大多数是女工，再加上女孩子的叫声又尖又细，特别突出，喊口号之余，她们对男工宿舍高声叫骂：“你们枉为男人，没种，只能眼睁睁受日本人欺负！”
很多男工本就满心怒火，女工一骂，更把他们的怒火点燃了。他们开始把脸盆、水杯、鞋子等物从楼上如雨点般地扔下去。他们原本想冲进厂区，但当值保安很是机灵，早早关闭了通往厂区的大铁门。否则，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呢。
进了不厂区，再加上工人这次闹事没有任何组织纪律，如一般散沙，很快就不了了之了。甚至于在闹事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往楼下扔自己的脸盆、水杯、鞋子等物，并没有破坏厂方的一草一木。
在清洁工的工作下，生活区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干净与整洁，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原以为，厂方会因这事开除几个人。但因为没有给厂方造成一丝一毫的损失，且又是天黑，田中这次格外宽容：“由他们去吧，发泄一下也好。中国人嘛，虽然会整人，却只会自己人整自己人，很难成就大事。”
我很气恼他说这话时的态度，嘴角上挑，眉毛微扬，说不出的傲慢与蔑视，简直和早晨那个站在厂门口向工人们点头致谢的谦谦君子判若两人！
我感觉非常羞愧，曾经，我还以为他真的热爱和平、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呢。没想到一遇到实质性的东西，他就会露出原形！
但无论如何，我以为他说得对。以我的个人体会，逆来顺受，缺乏血性，己是中华民族集体性格中的一大人格缺陷，这种缺陷几乎渗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中。外出打工这几年，每每遇到不平，我稍有反抗，稍有不屈服的举止，便会招来看客们的冷眼与嘲讽。所以我认为这次，工人们在发泄完不满后，厂方也没有追究，这事应该象以往的历次罢工一样，最终不了了之吧。
果然，接下来的几天，工人们再也没有闹事，甚至连罢工的人都没有。看来扣住宿费这件事也和以往任何一项新的苛刻的规章制度一样，最初的愤怒过后，一切都会恢复平静。
就在我以为万事大吉时，有一天晚上，我和王磊刚喝完汤，王磊却接到张声翔的电话。张声翔说他有很重要的事要和我们谈，王磊很爽快地答应了。
张声翔虽然仍是组长，但自从事务组组长史学宏被解雇后，他就被贬到事务组了，原招聘组组长由韩路兼任。张声翔身为事务组长，在处理去年的几起罢工事件时，明显偏袒工人，令厂方非常不满，田中对他更是没有好感。一个让田中没有好感的人，我实在不想跟他走得太近。
但我知道王磊的性格，若让他知道我心里的真实想法，他一定很生气。所以，我故意挑拔道：“张声翔为人处事不太合群，在人事部和金自立他们都处不好。这样的人，最好还是离他远点吧。”
王磊奇怪地看着我：“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和金自立处不好，就是因为他太有正义感了。他做招聘组长时，不但自己坚持不收介绍费，还不许普工招聘点的李玉莹收。可自从韩路做招聘组长后，哪一个进厂的不收介绍费？金自立和韩路狼狈为奸，不知赚了多少昧心钱。”
我叹了一口气，知道无论说什么，也不能阻止王磊和张声翔的这次见面，只好起身泡了一壶茶，洗了一些水果，等候张声翔的到来。
一切准备就绪，敲门声也适时地响起来，当我打开房门时，不仅看到了张声翔，在他身后，还站着一个叫梁洪权的人。这个梁洪权是表底工场的一名科长，虽然只有三十五、六岁，在樱之厂己经做了九年，算是老员工了。但因为性格太过耿直，一直升不上去。
张声翔打趣道：“大家都是老相识，不用我介绍了吧？”
王磊热情地说：“都是稀客，快请进。”
我赶紧给他们沏茶，梁洪权品了一口，称赞道：“真是名师出高徒，早听说田中颇懂茶道，杨海燕肯定跟他学了不少。”
我客气道：“喜欢以后就常来喝。”
梁洪权苦笑着摇了摇头：“再过几个月年，我来樱之厂就满九年了，满九年之日，正是我被解雇之时。所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了。”
一般来说，樱之厂的普通员工做到五年便会以各种理由被厂方解雇。比如苗先婷。而科长级以上虽然可以做的时间长一些，但九年己是极限。因为十年以后，按规定，厂里每年要发一笔长期服务奖给他们。但据说，领过这笔钱的人，屈指可数。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领到这笔钱之前被解雇了。
虽然我现在还没到九年，但只要在这里做下去，总归要到哪一天呢。一想到付出了九年青春和汗水的地方，在九年后，就不得不含恨离去，实在令人唏嘘。这就是打工者的宿命，对现在的迷茫和对前途的恐惧，沉重在压在每一打工者的心上。不论这个打工者是蓝领、白领还是金领。
比如梁洪权，他1992年大学毕业，1993年来深圳打工，对打工生活，有一肚子的故事和感慨，但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发生在十二年前的一件事，是他亲眼所见。那时候，他刚来深圳，在一家皮革厂上班。
第251章（）
皮革厂宿舍是两栋相邻的的八层楼，职员级别和普工各一栋，中间相隔十来米，所以不管哪栋楼甚至哪个宿舍发生大的争吵，大家都会知道。
一天深夜，他睡得正香，却被一阵急促的踢门声、叫骂声吵醒。凭经验，是治安队又来查房了。不过，这些治安队也是狗眼看人低，一般只查普工宿舍，职员级别宿舍很少来查。治安队查房有时候会从凌晨2：00查到早晨6：00，当时他一看表，才刚刚2：30，于是就继续蒙头大睡。
半睡半醒间，他听到一声凄惨的嚎叫。虽然当时外面很吵，但这么凄惨的声音还是很刺耳。他起身一看，一个瘦小的二十岁左右男孩被几个治安队员绑在两栋宿舍之间的大门上。治安员的皮鞭正如雨点般地落在“瘦男孩”身上。当时两栋宿舍的人都起床了，密密麻麻地挤在通道里。
经打听才知，“瘦男孩”刚从老家出来找工作，没有办暂住证。而且，他的车票已经超过三天期限了，是偷偷溜进皮革厂寄宿在老乡床上的。看到治安队的人进来查房，他立刻就慌了，想从后面的阳台爬到隔壁的房里避一避，没想到恰好被楼下的治安员逮个正着，他的厄运也由此开始了。
这时，好多围观的人看不下去了，都劝治安员不要打了，可那些嚣张的治安员哪里听得进别人的劝？皮鞭依然如雨点一般落在“瘦男孩”身上。
终于不打了，治安员给“瘦男孩”的脚松了绑，围观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但这口气还没提上来，就见治安员又把“瘦男孩”脚上的绳子加绑到手上，并把“瘦男孩”双手反绑在摩托车后架上。然后，两个治安员跨上了摩托车疯狂地在两栋宿舍之间的水泥地上兜圈儿。
很多女孩尖叫起来，吓得捂住眼晴。可怜的“瘦男孩”就这样被他们倒拖着，毫无挣扎之力，地上立刻就有了血迹。不一会儿，“瘦男孩”就昏死过去。那些治安员还觉得不过隐，冲着昏死过去的瘦男孩吼叫：“你想装死，没那么容易，会让你活过来的！”
接着，治安员又把“瘦男孩”绑在两栋宿舍之间的大门上，并给他沷了几桶冷水，但“瘦男孩”似乎很“困”，没有半点要醒的意思。于是，“聪明”的治安员又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骑着摩托车从十几米外快速的冲向被绑的“瘦男孩”，在摩托车与“瘦男孩”直接撞击三次后，“瘦男孩”终于醒了。
直至此时，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可能治安员们也很累了，摞下“瘦男孩”，开着三辆摩托车扬长而去。昏倒在地上的“瘦男孩”，早己经血肉模糊。最后还是在几个老乡的挽扶下，勉强把他拖进了宿舍。
但早上刚一上班，厂方立刻把“瘦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