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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雪闻言，没有一丝一毫的惊喜，红肿着眼晴说：“谢谢你，不用了。”
她原先白里透红的脸此刻非常憔悴，同行的阿新也神情不佳。在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帅气俊美的男孩子，男孩的一只手，竟然包裹着厚厚的纱布。我惊讶地问：“发生什么事了吗？
薛雪招呼那个男孩坐下了，才苦笑着和我说：“这是阿新表弟，前天刚出院。”
我同情地问：“是不是出工伤了？”
阿新点点头。
阿新的表弟叫吴言，虽然才17岁，但在lg区一家五金厂己经干了三年。两个月前，因为机器故障，他被切断了手。厂里把他送进镇医院，医生做了痢单的处理后，肯定地说：“只要在两小时内转到市医院，断手完全可以接起来。”
但送他进医院的人事主管打电话请示老板时，老板断然拒绝转院。
仅隔三分钟，第二次再见到医生时，医生的口气就完全变了：“你的手残了，就算转院也接不上了。”
在深圳的其他亲友得到消息赶到龙岗，他们不顾人事主管的阻拦，强行将吴言转到市医院时，但离出事时间己经是三个小时后了，市医院医生惋惜地说：“己经晚了，细胞都缺氧坏死了，再早一个小时，断手完全可以接起来。”
这个年仅17岁的帅气男孩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他一只手。由于厂方没有给他办保险，出院后，老板答应被给他两万元及10个月工资，他上班时每个月工资只有三百多元，10个月工资也不过三千元。一个17岁男孩的一只手和以后的人生，岂是用两万多元就可以买去的？吴言亲友当然不同意。
吴言是家中的独子，父母视他为掌上明珠，听说他出事，连急加怕，两个双双病倒了，只好委托在深圳的亲友们照顾吴言。在亲友们的支持下，吴言准备起诉。老板因此震怒了，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碟：“我你两万三千块钱，无论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拿着这钱给我滚蛋，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吴言没有拿钱，坚持起诉。老板一气之下，派人把他扔进了工厂旁边的一个小黑屋，直到律师去调解，他才被放出来。
吴言和亲友们盛怒之下，便把老板告到市劳动局，劳动局的人说：“你可怜？可怜的人多了去了。”
最后，市劳动局叫他去找区劳动局，区劳动局叫他去找外管局，外管局叫他去找法院。他被人当成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要不是亲友们接济，他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哪里还有能力打官司？退一步说，如果有能力打官司，还找政府干吗？
官司打不下去，最后的路也就断了，吴言和亲友们只好含泪接过那屈辱的两万三千元钱，匆匆逃离了龙岗。
我安慰道：“深圳劳动法贯彻得比较彻底，劳动局不管，你到法院去告他们！”
薛雪苦笑：“没用的。”
阿新也摇摇头：“告什么告，能拿到两万三己经不错了。以前樱之厂有一个人，失去一条腿，厂方只愿意赔他三万。他不答应，告到法院，法院判处樱之赔偿17万元，都四五年过去了，如今，他不但17万元没有拿到，连三万元都泡汤了呢。”
第220章（）
倘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相信这一切会是真的！如果说在亮光厂石辉的工作没得到适当赔偿可以用东莞劳动法不健全来解释，那么深圳呢，深圳可是全国开放最早、人民生活质量最高、号称十大文明城市之首的地方啊！
回到樱之，吴言那只缠满纱布的断手不停在我眼前闪现。我再次想起石辉那半条断臂，心情压抑得不行。更加下定决心：再苦再累，我都要供海鸥读完大学，绝不能让他出来打工！
仔细一想，虽然调了薪，但办公室加班并不多，以我每月一千余元的资，要想供他读大学，似乎很有难度。他己经高一了，我还有两年的时间攒钱，昂贵的大学学杂费和生活费，我攒得够吗？
我真羡慕那有权有钱的人，现在的社会，有权的便会有钱，有钱的便会有权，而我，什么也没有！我以前曾以为，做上办公室，我的命运就彻底改变了。现在才知道这种想法的天真，办公室除了比车间里工作环境好一些，我感觉不到任何改变。就是金自立和阳容容他们，虽然都读过大学，也号称白领，还不依然被人称作打工仔打工妹吗？
其实，除了在工厂里打一份工，别的挣钱捷径也是有的。比如，给有钱人做填房；比如到酒店或发廊做“小”。但以前嫌那么多机会放在我面前，我嫌肮脏不愿意做，现在就是想做也没机会了，因为年龄大了，据说这类女孩子，以16岁到20岁为最抢手，超过这个年龄，便是如昨日黄花了。
其实，象以前金秋厂的朱素贞一样，在樱之厂，也有几个女孩子是到外面“兼职”做这行的，只是她们不叫填房，也不叫小姐，而叫“暗娼”。“暗娼”对年龄和姿色的限制相对宽一些，当然，挣钱也少。
以前再苦再难我都没有出卖自己，现在条件相对好了，就更没必要走到那一步了。再说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最切实可行的办法，那就是找个男人和我一起供海鸥上大学。普通操作员当然不在我考虑范围，别的不说，他们的工资养活自己都很艰难，哪里有钱去供小舅子上大学呢？
我再次想到了王磊。做为樱之厂技术一部副经理，他的月工资绝不会低于一万五千元，供养海鸥上大学足足有余。但王磊，他似乎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不但对我，年轻帅气的他在樱之厂五年，竟然没有任何绯闻，这让人匪夷所思。难道他真如别人说的那样：生理有缺陷？可惜工作上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很少，对他了解得并不多。
除了王磊，技术一部、二部、三部也有好多男孩子，他们年龄大多和我相当，月工资三千到两万不等。如果能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走到一起，供养海鸥上大学应该都不成问题的。对，下次一定多找机会去技术部。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在为海鸥两年后的大学费用头大如牛，但在工作上毫不含糊。我坚信自己的工作能力，虽然金自立给我打了s级，我和他并没走得太近。本来对我颇有微辞的张声翔却对我渐渐好起来，但我和他也不象以前那样亲热，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我的表现，两个都有些失望，但因为我不属于任何一方，他们也就并不太为难我。
我以为我己经稳做人事部招聘员的位置了，却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事件却差点让我半年多的努力毁于一旦！
2005年5月26日，星期四，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下午九时，我正在输入新员工资料，管帆忽然走到我面前，面无表情地说：“相本副总今天休假，他刚刚来了电话，让你到他宿舍里拿一份重要文件。”
日本不象中国，他们一年内也规定国民可以休息多少天，所以若不是特殊原因，日籍职员可以任意选日子休息。
我吃惊地瞪大眼晴：“宿舍，哪里宿舍？”
他皱了皱眉：“厂里日籍宿舍。”
我这才想起厂里有一栋专门的日本职员宿舍。但平时我和相本没有任何接触，就算拿重要文件，也轮不上我，还有张声翔、金自立和黄经理呢。忽然就想起张声翔那句醉话来：“小心相本。”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说：“我从来没去过，怕是找不到呢。”
张声翔也意识到什么，忙对管帆说：“我找得到他宿舍，让我去吧。”
还没容管帆答话，闻读赶来的金自立便抢白他：“既然相本副总指名要杨海燕去，肯定就她去，你去算什么？”
张声翔这次破例没有和他争吵，小声说：“可她找不到。”
金自立瞪了他一眼，笑眯眯地对我说：“你去吧，去问保安，很好找的。”
我求救地望着张声翔，他惭愧地低下头，再不说一句话。我望了望这个，又望了望那个，赵宁傻傻地说：“不就是拿一份文件吗？去就去呗。”
崔平凡不满地瞟了她一眼，她吐了吐舌头，立刻住了嘴。
史学宏小声说：“你要是还想在这厂里做，就得去。”
管帆催促道：“你去还是不去呀？”
正如赵宁说的那样，不就是拿一份文件嘛，也许是和招聘有关的文件呢，他一个堂堂的副总，还能把我吃了不成？想到这里，我连连点头，对管帆说：“去，马上就去。不过我找不到，你带我去好吗？”
他面无表情地说：“我还有事，去问保安。”
这时，金自立己经快速写好了《外出单》，黄经理也很快签了名。若在平时，普通职员是极难拿到《外出单》的，就是能拿到，一般也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但是现在，我不但轻尔易举地拿到了，连外出时间竟然也没有限制。我扫了一眼《外出单》上醒目的“日籍宿舍”四个字，只好无奈地站起身来，犹犹豫豫走出了办公室。虽然没长后眼，但凭感觉，背后有很多双眼晴在盯着我。
听说是去日籍宿舍，保安们都很热情，态度谦恭地放了行，我一路畅通无阻，很快来到日籍宿舍大楼前。宿舍不但有身材槐梧的保安，还有两条高大威武的狼狗，看到我，两条狼狗张开血盆大口冲我“汪汪”直叫，我顿感头皮发麻，脑海中不由浮现出抗日电影中的情节！
保安核实了我的身份和厂牌，又打电话通知了相本，得到明确答复后，才放我进去。
相本的房间在203，望着那扇门，我感到从没有过的恐惧，这恐惧来源于那场战场给中国人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来源于记忆深处对日本人的仇恨！
但相本是我上司的上司的上司，如果我胆敢违逆他的意思，在人事部的位置便难保了。离开樱之，只好再去找工作，我早己厌烦了四处飘荡的日子，我多想过上安稳的生活啊。这样想着，我长长吸了一口气，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