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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年2月12日，亚伯拉罕林肯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林肯小时候，家里很穷，他没机会上学，每天跟着父亲在西部荒原上开垦、劳动。他自己说：“我一生中进学校的时间，加在一起总共不到一年。”但林肯勤奋好学，一有机会就向别人请教。没钱买纸、笔，他放牛、砍柴、挖地时怀里也总揣着一本书，休息的时候，一边啃着粗硬冰凉的面包，一边津津有味地看书。晚上，他在小油灯下常读书读到深夜。
长大后，林肯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外出谋生。他什么活儿都干，打过短工，当过水手、店员、乡村邮递员、土地测量员，还干过劈木头的重力气活儿。不管干什么，他都非常认真负责，诚实而且守信用。
他十几岁时当过村里杂货店的店员，有一次，一个顾客多付了几分钱。他为了将这几分钱退还给顾客跑了十几里路。还有一次，他发现少给了顾客二两茶叶，就跑了几里路把茶叶送到那人家中。他诚实、好学、谦虚，每到一处，都受到周围人的喜爱。
1834年，25岁的林肯当选为伊利诺伊州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36年，他又通过考试当上了律师。
当律师以后，由于他精通法律，口才很好，在当地很有声望，很多人都来找他帮着打官司。但是他为当事人辩护有一个条件，就是当事人必须是正义的一方。许多穷人没有钱付给他劳务费，但是只要告诉林肯：“我是正义的，请你帮我讨回公道。”林肯就会免费为他辩护。
一次，一个很有钱的人请林肯为他辩护。林肯听了那个客户的陈述，发现那个人是在诬陷好人，于是就说：“很抱歉，我不能替您辩护，因为您的行为是非正义的。”
那人说：“林肯先生，我就是想请您帮我打这场不正义的官司，只要我胜诉，您要多少酬劳都可以。”
林肯严肃地说：“只要使用一点点法庭辩护的技巧，您的案子很容易胜诉，但是案子本身是不公平的。假如我接了您的案子，当我站在法官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林肯，你在撒谎。’谎话只有在丢掉良心的时候，才能大声地说出口。我不能丢掉良心，也不可能讲出谎话。所以，请您另请高明，我没有能力为您效劳。”
那个人听了，什么也没说，默默地离开了林肯的办公室。
这个故事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现实环境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道德因素可以化解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的矛盾，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与法律法规一样，道德也是对某些行为可以构成惩罚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人类可以自发地从囚徒困境之中走出来。道德感自然地使得人们对不道德的或不正义的行为进行谴责或者对不道德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从而使得不道德的人遭受损失。这样社会上的不道德行为就会受到抑制。因此只要社会形成了道德或不道德、不正义的观念，就自动对其行为产生了调节作用。
博弈智慧
需要注意的是，在你的生活之中，仅仅凭借对手的道德观念来对其约束的话，这是具有一定风险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道德因素的考虑，对博弈策略进行相应的调整，把博弈变成长期的、多边的，从而形成对遵守道德规范的动力与压力。
第154章 让法律为自己撑腰（）
在每一个鼓励合作的方案里，通常都会包含某种惩罚作弊者的机制。
一个坦白且供出合作伙伴的囚徒可能遭到对方朋友的报复。若是知道外面会有什么报应等着自己，尽快逃脱牢狱之灾的前景也就不会显得那么诱人了。人人都知道，警察会威胁毒品贩子说如果不坦白就要释放他们。这种威胁的作用在于，一旦他们被释放，卖毒品给他们的人就会认定他们一定是招供了而加以报复。
在最初博弈之上增加惩罚机制的做法，其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作弊的动机。在博弈的结构里还存在其他类型的惩罚。一般而言，这种机制生效的原因在于博弈反复进行，这一回合作弊所得将导致其他回合所失。
归纳起来，在一次性的博弈当中没有办法达成互惠合作。只有在一种持续的关系中才能够体现惩罚的力度，并因此成为督促合作的“木棒”。合作破裂自然就会付出代价，这一代价会以日后损失的形式出现。假如这个代价足够大，作弊就会受到遏制，合作就会继续。事实上，法国哲学家卢梭早就指出了这一点，他曾经有一本社会契约论，认为契约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
前面已经分析过，如果囚徒困境只是一次性的博弈，那么签订协议是毫无意义的，其纳什均衡点并不会改变。可以签订协议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博弈需要重复若干次，至少大于一次。
重复博弈与一般性的动态博弈是不同的。多轮动态博弈中，参与者能够了解到博弈的每一步中其他参与者的在自己选择某种策略下的行动，而重复博弈的参与者无法了解到在任何一步中，其他参与者的策略选择。
在重复型的囚徒困境中，签订合作协议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协议对博弈各方是否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任何协议签订之后，博弈参与者都有作弊的动机，因为至少在作弊的这一轮博弈中，可以得到更大的收益。
霍布斯对合作协议的观点是：“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这就是说，没有权威的协议并不能导致民主，而是导致无政府状态。
囚徒困境扩展为多人博弈时，暴露了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社会悖论”，或“资源悖论”。人类共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当每个人都试图从有限的资源中多拿一点儿时，就产生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人口问题、资源危机、交通阻塞，都可以在社会悖论中得以解释。在这些问题中，关键是制定游戏规则来控制每个人的行为。
另外，学者爱克斯罗德所著的合作的进化一书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假定，即个体之间的博弈是完全无差异的。但对局者之间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达到的，因而某些博弈对一方来说是典型的高成本、低回报：一方面，对局者在实际能力上存在不对称，双方互相背叛时，可能不是各得1分，而是强者得5分，弱者得0分，这样，弱者的报复就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即使对局双方确实旗鼓相当，但某一方可能怀有赌徒心理，认定自己更强大，采取背叛的策略能占便宜。爱克斯罗德的分析忽视了这种情形，而这种事实或心理上的不平等恰恰在社会上引发了大量零和与负和博弈。
在这种情况下，应通过法制手段，以法律的惩罚代替个人之间的“一报还一报”，才能规范合作行为。
博弈智慧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法律就是通过第三方实施的行为规范，其功能是或者通过改变当事人的选择空间改变博弈的结果，或者不改变博弈本身而改变人们的信念或对他人的行为预期，从而改变博弈的结果。
第155章 博弈中合作的产生（）
无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合作或者背叛都是随处可见的现象。囚徒困境就是抓住了人们之间不信任和需要相互防范背叛的一面，使人们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境地。人们追求自我利益的心理导致人们在没有未来的一次性博弈中大多选择了不合作。
我们先来假设双方之间存在一个一次性的博弈，那么结果一定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如果博弈是连续多次发生的，那么彼此之间合作的可能系数就会增大。每一次人际交往其实都可以简化为两种基本选择：合作还是背叛。在人际交往中普遍存在囚徒困境：双方明知合作带来双赢，但理性的自私和信任的缺乏导致合作难以产生。而且，如果博弈是一次性的，那么这必然加剧双方进行坦白的决心，选择相互背叛。
在这样的博弈中，背叛是个人的理性选择，但是个体的理性却直接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基于这样的思路似乎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让我们逃脱两败俱伤的局面。资深的博弈论专家罗伯特奥曼在1959年指出，人与人的长期交往是避免短期冲突、走向协作的重要机制。
在任何博弈中，表现最好的策略直接取决于对方采用的策略，特别是取决于这个策略为发展双方合作留出多大的余地。这个原则的基础是下一步对于当前一步的影响足够大，即未来是重要的。总的来说，如果你认为今后将难以与对方相遇，或者你不太关心自己未来的利益，那么，你可以现在就选择背叛，而不用担心未来的后果。
而现实生活中反复交往的人际关系，则是一种“不定次数的重复博弈”。奥曼通过自己的推导十分严密地证明，在较长的视野内，人与人交往关系的重复所造成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可以使自私的主体之间走向合作。
这可以解释许多商业行为。一次性的买卖往往发生在双方以后不再有买卖机会的时候，特点是尽量牟取暴利并且带欺骗性。而靠“熟客”“回头客”便是通过薄利行为使得双方能继续合作下去。
事实上，重复博弈也更逼真地反映了日常人际关系。在重复博弈中，合作契约的长期性能够纠正人们短期行为的冲动。这在日常生活里是具有普遍性的。
我们已经知道，由于一次性博弈的大量存在，引发了很多不合作的行为。而且，即便是在重复博弈中，合作的一方在遭到对方背叛之后，往往没有机会也没有还手之力去进行报复。比如，商家之间的违约行为，国家之间的核威慑。在这些情况下，要使交易能够进行，并且防止不合作行为，必须设置严格的惩罚背叛行为的机制。
张老师是某班的班主任，他经常组织本班同学参加集体活动，比如外出旅游。但在组织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一次集体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