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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我经常抚摸他高大的额头问他：“这里面有什么？”他总是说：只有对我的爱——比大海还深的爱。比天空还阔的爱。比时间还久的爱。比……比……不停地“比”，把地球上所有能比拟的东西都比拟完了，有的比拟已经比得很不贴切，甚至肉麻了，可我还是爱听，他还是爱说。
我们家，我父亲和哥哥他们，总的说是反共的。所以，罗叔叔从不在我家谈论他的信仰，我父亲也从不相信他是共产党。以前，我在家里常听他们丑化共产党的人，说他们共产共妻，嗜血如命，一群无情无义的土老帽，藏在山里，打家劫舍，遭天杀的，等等。高宽完全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坏印象，我觉得他是世上最懂得爱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都给我送花、写信，校园里的野花都给他采完了，我收到的情书都可以结集出一本书了。我觉得他比嘉宝的那个泰勒还要好，好得多。他成熟、稳重、幽默、热情、诚实、宽厚、有思想、有理想、有斗志，虽然形象没有泰勒帅气，但心地一定比他有魅力。这一年，他开始给我们上课，每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我的心都一直跳得飞快，血流加速，魂不守舍。我注视着他，想象着他已经对我说过和即将要说的情话，根本听不清他讲课的内容。有时候，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我的心会有那么片刻的间歇，猛一下停止了跳动，浑身也会随着抖动一下。到了夜里，我经常一个通夜一个通夜的失眠，满脑子都是他的音容和笑貌，失眠的痛苦灼伤了我的眼。
如果没有战争，我有一百个理由相信，我一定会被他的爱融化，我会成为他身的心，心的灵，灵的光。我们会一起看大海，登高山，逛大城市，住小旅馆，一天又一天，一夜叉一夜，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爱一个人，就是与他一起去看世界，走天地，翻山越岭，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编织一个只属于我们的世界。我们会结婚，父母亲反对也要结婚！可是现在我要走了，去乡下，这一别，不知何时能再见。我决定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见他一下。
3
谢谢小弟，在他的策划和帮助下，我成功躲过了父亲的监视，溜出门去找高宽了。可他没在家，我打电话找他也找不着。我在楼下等他，等过中午，等到下午三点钟，还是没有等见他。傍晚就要走，我不敢再等，只好给他留下一封信，怏怏地回家。
父亲从中午起就开始派阿牛哥和小兰四处找我，我在回家的路上正好遇见阿牛哥，他混在一堆乱哄哄的人群里，不知道在忙什么。我怕他看见我，连忙躲了，就近钻进一个店铺里。我很好奇，想知道阿牛哥在干什么。看了一会，知道了，原来是出了车祸，有人被压在汽车轮子下，阿牛哥正在救人。阿牛哥膀大腰圆，力大过人，他一个人把汽车端起来，一个老汉声嘶力竭地叫着，从汽车下面爬出来，满脸血污，却怎么也站不起来，寸步难移，很明显是腿骨被压断了。他的老伴在一旁嚎啕大哭，引来很多人观望。父亲经常说，阿牛哥天生有一副菩萨心肠，人生得意尽欢时有他没他可能无所谓，但患难之际他绝对是我们家里最靠得住的人。这不，他不但救了人家，还从身上摸出钱袋子，抽出两张纸币送给他们，让痛哭的老伴顿时感动得手足无措。
适时刚好有三个地痞，瞅见阿牛哥钱袋子里有不少钱，便趁机作乱，挤向阿牛哥。转眼间，阿牛哥的钱袋已经落入他手，手脚之快，令人称奇。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我急得差点喊出来。不过阿牛哥随即发现钱袋子丢了，他稍为察看一番，便心知肚明地朝那三个正要溜走的地痞追上去。阿牛哥揪住其中一个喊道：“别走。”那人问：“你干什么！”阿牛哥说：“把东西给我走人。”那人装糊涂，“什么东西！你看，我身上什么也没有。”两个同伙上来帮腔，说着吵着就挥动拳脚，要打阿牛哥。阿牛哥闪开了，接着便转守为攻，招法干练实在，迅速将两人撂倒在地上。第三个家伙于是拔出刀子，朝阿牛哥逼过去，哪知道阿牛哥拔出来的是手枪，一下把他们全吓坏了。其中一人乖乖地交出钱袋。阿牛哥接过钱袋说：“这个时候还要偷，真是要钱不要命了。”说罢掉头即走，让三个地痞和一群围观者痴痴地目送，像个不落名的英雄。
我也看呆了，嘴唇差点咬出血。我听母亲说过，父亲刚出道时有四位结拜兄弟，阿牛哥是其中一个兄弟的儿子，在阿牛哥十三岁时，他的父母亲被黑道上的人杀了，我父亲便收他为义子。这些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我们家，是父亲的私人保镖。但实际上，他和父亲的亲儿子没什么差别。阿牛哥身壮如牛，腰杆笔挺，走路带风的。他的性格也像牛，敦厚老实，不爱说话，有几分乡下人的土气。我早听说他天天晨起习武，身手不凡，却从来没有见识过，这还是第一次目睹呢。不过我从小就佩服阿牛哥，他替我教训过曾经欺负过我的所有人。我小时候，同学们从来不说我是谁的女儿，而是说我是阿牛哥的妹妹。阿牛哥在我的童年，是所有想欺负我的坏小子的噩梦，只要我一提起阿牛哥，他们便会对我讨好卖乖，俯首称臣，那是我童年最开心的记忆。
在后来的故事里，阿牛哥更是成了我崇敬的大英雄，神枪手。我到南京后，阿牛哥改名孙土根，做了我的联络员，在我单位边上开了一家裁缝店，变成一个跛足裁缝，人称孙师傅，白大怡、李士武、秦时光都成了他的枪下鬼……这是后话。
话说回来，我回到家，免不了要被父亲责问和骂。但他没时间大骂了，因为出发在即，我还没有收拾东西呢。等我收拾完东西下楼时，天井里已经堆满了行李，站满了人，有母亲、大嫂、二嫂、徐娘、小兰、小龙和小风，一干女将和孩子。她们，和它们（行李），都是要去乡下的。我注意到，走的人中没有小弟。我问母亲，母亲说小弟不走了。我觉得他是最该走的，怎么不走了？我去找小弟，他正埋头在案台上一门心思地用一堆虎骨卜算我们一路的凶吉。我说：“小弟，听说你不走了，你干吗不走？”他说：“我干吗要走？”我说：“爹不是说我们都要走？”他说：“爹说是女人和孩子才走。可我是女人吗？孩子吗？我都十九岁了，如果老天不亏我，让我有一双好脚，我都可以去前线打仗了。”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用这句话说服了父亲，同意他留下来。我想他可以不走，我也可以不走，便又去找父亲说情。父亲用怒眼和一句话回复我：
“别跟我啰嗦你，快准备走！”
车子停在门外，行李都已经装进去。我们相继出了门，准备上车之际，突见小弟风风火火地滚着轮椅冲出来，大声地喊妈妈：“你们不能走！”母亲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用牌给你们这次出行卜了一卦，命相极凶，是凶煞之卦，万恶之源。”他说了一大堆理由，坚持要我们“改天再走”。父亲和妈妈似乎都给他说服了，有些犹豫不定。迟疑问，二哥跳出来发话，说：“爹，妈，你们别听他的，他这玩意唬唬外面人还差不多，怎么能唬自己人嘛，几天前他还在说日本人要等明年开春才能攻占上海，现在才初冬呢，完全是瞎说。”正是这句话，坚定了父亲要我们走的决心。
我们就走了。
五个小时后，小弟的话应验了！
给我们开船的是船夫阿贵，曾经和阿牛哥一起做过家里的保安工作，前年犯了痛风病，一只脚老是伸不直，才让他去开船。阿牛哥安排我们坐他的船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他毕竟是干过保安的，万一路上有事可以搭个手帮衬一下。船看上去很普通，一只三吨载重的货船，破破烂烂的，座位都是临时加设的。但实际上，这船安装的是英国舰艇的发动机，开足马力，可以比小汽车开得还快。我们上船时，太阳已经贴在江面上，红彤彤的，像一个刚出炉的大铁饼。船驶出市区不久，天昏暗了，我心情不好，一路上一直不吭声，满脑子里都是高宽，想着想着累了，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夜幕沉沉，我听见阿贵在前面驾驶室里急促地叫：“阿牛！阿牛！快过来看。”阿牛跑过去问：“怎么啦？”阿贵往前面河上一指，说：“你看，那是什么？”
我也来到驾驶室，顺着阿贵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木船贴岸而行，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简易的小小的乡村码头，码头上有一间低矮的水泥屋子，灯火通明，屋檐上竟斜插着一面血淋淋的太阳旗！阿牛说：“糟了，日本鬼子打到这边了！快，掉头！快掉头！”但迟了，鬼子已经发现我们，雪亮的探照灯射过来，几个日本兵从小屋里冲出来，端着枪朝我们又喊又叫，要我们开过去。阿贵想拔枪，被阿牛一把按住，“别，送死啊！”妈妈也急忙喊：“快把枪藏起来！藏起来！”阿牛哥迅速将两把枪都藏了起来，随后帮着阿贵把船往岸边撑去。
我们的船刚停靠码头，一个小队长模样的鬼子带着两个士兵跳上船，对我们喝道：“你们的什么的干活？”阿牛哥迎上去说：“太君，我们都是难民，回乡下老家避难。”小队长问：“乡下？老家？”阿牛哥说：“对对对，乡下老家，回家种粮，养鸡养鸭。”小队长在船舱里巡视一遍，指着脚下问：“船里，军人的有没有？军火的有没有？”阿牛说：“我们都是老百姓，军人的不是，军火的没有。”小队长找到一块活动的舱板，伸手一指，两个士兵立即钻进暗舱去检查。幸好什么也没有。小队长朝着阿牛喊：“你的良民的，前面的不能的走。”他似乎正在刻意学汉语，要我们回头，不能朝前开。说完，他带着两个士兵往外面走。如果就这么走掉就好了，可走在后面的那个年长的老鬼子从我面前经过时，好像意外发现了什么——原来是他看见我脖子围着一根红绳子，也许是经验告诉他，我胸前可能挂着一块宝贝，便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