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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面对袁世凯训练几年的精锐新军，加上他同时节制的各省为数众多的清军兵勇，恐惧心理是难免的。
此前的革命形势还是一片大好的，30日，昆明新军起义，云南独立，蔡锷出任云南军政府都督。31日，南昌新军起义，江西全省独立。
而清廷内部也动荡不已，10月27日，第十镇统制张绍曾屯兵滦州，联合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统领卢永祥、伍祥桢、潘矩楹电奏清廷，提出要赶紧开国会，马上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的职务，释放政治犯等12条要求。接着，张绍曾还扣留了运往湖北前线的一列车军火，并致电黎元洪，说绝不会南下作战。同时，山西也闹了独立，阎锡山当上了都督。
北方新军靠不住了！滦州、太原离北京太近了，朝廷就在这些不可靠新军的枪口下。隆裕太后和载沣吓得魂都要丢了，他们随时准备带着小皇帝逃命承德。为了稳定局势，载沣连忙用自己儿子的名义下了四道上谕：第一，实行宪政。第二，迅速起草宪法。第三，承诺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日后永远不再出任内阁大臣。第四，大赦政治犯，当年“戊戌变法”和此次参加革命的政治犯都在赦免之列。而且载沣还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罪己诏，承认自己“用人无方，施治寡术”。千错万错是我的错，我现在就下台，把权力给你袁世凯，你看怎么合适怎么来，只要把乱党平灭，保住我大清江山就行。
如果这样发展下去，要么革命党让朝廷完蛋，然后中国变成一个革命党的国家，要么是袁世凯依照自己的承诺替朝廷稳定了局面，然后中国就渐进地朝不少人所希望的君主立宪的道路走。无论哪种结局，对袁世凯来说都不是太好，因为在这两种图景中，他的位子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而稳固。所以，他知道，他该行动了。10月30日，袁世凯离开彰德南下视师。3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全权负责组阁。11月1日袁世凯进驻孝感，正式从荫昌手中接任湖广总督，重掌兵权，在他上任当天，已被火烧数日的汉口被北洋悍将冯国璋一举攻克。
就在冯国璋士气正旺，准备一鼓作气拿下武昌的时候，袁世凯却严令他停止进攻，并派段祺瑞接替了其前敌总指挥的职务。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在打一个清廷绝对想不到的主意。他手里有着强悍的北洋大军，武昌城中苟延残喘的黎元洪们，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可现在全国都革命了，平灭一个黎元洪容易，可要想让国家迅速摆脱战火，就没那么简单了，就算是自己挥师南下，以雷霆万钧之力把一盘散沙般的革命党各个击破了，自己也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到时候这支疲惫残破之师，是否能帮自己应付朝中权贵的倾轧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对于革命大势，他还是要谨慎。
另一方面，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因为其向来以改革派的面目为人熟知，所以有些革命党人对他还是有好感的，正在努力争取他到自己的阵营里。而武汉作为具有极大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城市，如果他袁世凯把他完全从革命党人手里夺了过来，那等于说是要跟革命党人完全翻脸了。这样一来，与革命党人谈判的机会就完全断送了。对于一个典型的骑墙派来说，这可不是袁世凯的最高福利。
在冯国璋率部与起义军死磕时，袁世凯三次约见了一个人，一个可以在他和革命党之间充当沟通桥梁的重要人物——汪精卫。汪精卫因为当年刺杀载沣而名声大噪，是叛党的象征。袁世凯这么做，目的已经昭彰，他就是要在革命党人与清廷当中徘徊游荡，比较着双方能够出的价码。
但是大多数革命党人这个时候正沉浸在短暂的胜利的喜悦中，似乎全国共和就在眼前，10月28日，同盟会公认的二号人物黄兴率领着宋教仁、李书城、刘揆一、孔庚、居正等到达武昌。这帮人的革命热情都杠杠的。他们觉得奋斗了这么多年，总算有个绝好的机会彻底推翻清廷压迫翻身做主人了，怎么能就这样白白浪费了？11月2日，宋教仁、田桐、居正、胡瑛等邀请一班同志开会。由居正提议，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兼领湖北湖南两省，节制各军。一俟湘省的援军到来，有了统一的指挥，必可以换回战局”。在座的同盟会分子，都表示赞成。汉口刚丢，汉阳危在旦夕，这帮子书生革命党竟视冯国璋手里的数万精兵如无物，开起了夺权会议，这种临危不乱，我行我素的二百五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就是这帮书生，把袁世凯的算盘给砸了。人家都想跟你们谈判了，你们还那么不识抬举地闹腾，不是找打嘛。
11月8日，资政院依据新颁布的宪法信条十九条，推举袁世凯为总理。第二天，清廷又对他“依法”进行重行任命。当时，袁世凯在孝感，接到任命上谕的时候，他还想谦虚一下，发了封电报作了一番推辞，但清廷也只有他这一根救命稻草了，所以也不管他是真推辞还是假谦虚，再三发电报敦促他接受，他这才心满意足地率军开回了北京。
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两天后，英国政府致电驻北京公使朱迩典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进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看来，袁世凯长期在洋人心目中经营的形象没有白费。
袁世凯的目的达到了。利用革命的形势，他在清廷的地位已经登峰造极了。为了巩固自己在京城的权威，他很快把心腹徐世昌调为军咨府大臣，并且从汉口调回来冯国璋。当时冯国璋是湖北前线第一军总统，这个第一军是一个战斗编制，是为了对南方的革命军作战而特别编组的，下辖第六镇（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的第八协（协统陈光远）。袁世凯把冯国璋调回北京是为了让他担任禁卫军军统，以切实掌握禁卫军军权。此外，袁世凯还把自己带进北京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段芝贵为拱卫军统领，负责北京城内的护卫责任，而把原来的禁卫军调到北京城外驻扎。这样一来，紫禁城里的满清朝廷就处于他的军队的“保护”之下了。
与革命党打交道
清廷已经到手了，对于革命党，袁世凯也想要争取的。当他还在彰德时，他向清廷提出的六项条件中就有“宽容武昌事变诸人”和“解除党禁”两条，就是专门为革命党人事先准备好的。在攻占汉口前，他就曾约见汪精卫；当北洋军攻占汉口以后，他为了安抚惊恐的革命党人，于11月4日亲自到滠口与萨镇冰、冯国璋等人详细筹商。一面出示晓谕招抚，一面叫刘承恩再次致书黎元洪，向他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方案，说这样既保留了君主，又有了宪政，大家都好交代，这仗就不要打了，早日和平了事。但11月8日，已经尝到了革命甜头的黎元洪回信说他拒绝搞君主立宪，不过他倒明确表示，如果袁世凯赞助共和的话，当推其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
这话又说到袁世凯心坎里去了。虽然他现在的权势已经无以复加，清朝皇帝也不得不对他唯命是从，但他毕竟只是一个臣子，只不过是拥有兵权而得以显赫一时。以臣子的身份，他是没有办法永远握有最高权力的，总有一天，或者是共和实现的时候，权力被交给了大总统，或者是清廷统治稳固后，权力会被皇室或其他觊觎已久的大臣夺走。总之，没有一个名义上的最高头衔，最高权力即使握在手里，袁世凯也觉得不踏实。而黎元洪看来是洞悉了他的想法，你不是要权力吗？不用在清廷那里去等皇室施舍了，只要你支持共和，你就是大总统，就拥有最高的权力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黎元洪在“总统”一词的运用上实际上是引导袁世凯往“皇帝”的思路上想。
为进一步摸清革命党人的底细，袁世凯于11月11日派刘承恩、蔡廷斡为代表到武昌，直接与黎元洪谈判。在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下，黎元洪觉得没必要妥协，所以依然坚持建立共和国的立场，并希望刘、蔡二人劝袁掉转枪头，推倒清朝，大家都是功臣。刘、蔡二人只能悻悻而返。
袁世凯北上组阁后，再次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于11月20日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和曾广为会谈。但双方从下午6点辩论到晚上11点，仍然毫无结果，会谈只好暂告结束。
但无论是对袁世凯还是对革命党人，议和始终是一个最佳选择。当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革命党的领导人也开始对民众产生了恐惧心理，民众的盲动和过激往往会使运动超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不敢放任这种要将一切秩序都无情摧毁的荷尔蒙肆意滋行，不敢将革命进行到底。反倒是袁世凯，到处散布和平舆论，似乎更值得革命领导阶层去争取。而且袁身上向来就有的改革派的光环也有一定的误导作用。于是，革命党开始把他视为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胜利”。
袁世凯想要迎合革命党人的幼稚想法，攫取共和国总统的位子。但由于当时他所处的地位，还不便公开打出旗号，也就是他所谓“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
为了进一步与革命党人联络，经过梁士诒和杨度中介，袁世凯到北京后不久，就接见了刚从刑部大牢释放出来的同盟会员汪精卫。袁世凯对汪一再强调自己的革新决心，表示自己向来同情革命。接着他又让自己的儿子袁克定和汪结拜为兄弟。
根据袁世凯的意思，杨度和汪精卫于11月15日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上书资政院，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临时国民议会，议决君主民主问题，以期和平了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