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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首董。气脉息息相通。”他自命为“公司之首董”，既然是首董，那自然要替商民说话了。他说：“众商二十余年之股业，先十余年息甚微，后十余年余利均作造本，亦未将公积悉数分派。”在那艰苦创业的年头，都是商人们在支持投资电报局，他们应得的利润现在还未得到完全的体现。现在情况不同了，利高息厚，公积又多。官家瞅着眼红，就想要收归官办了，这不是“攘商民之利”是什么？好！如果你袁世凯一定要把电报局收归北洋官办，那必须好好补偿商人们，至少要按股票市价加上利息来算。
按照当年的估计，21省的电线总价值为250万两，100元面值股票的市价当时已经达到了150～160元，而且还在上涨之中，中外购买者络绎不绝。盛宣怀把总账当面交给了袁世凯，要他按这个数目付款。他还继续煽风点火，说商界精英们听到电线要收归官办的消息都很着急，那些从150～180元高位入市的人比那些老股民更着急。要是收买的价格不按股票当时市价另加利息付款，那商人们怎么会答应？
这一招，盛宣怀打得妙，直接击中了袁世凯的要害。袁世凯也新官上任不久，掌握的又不是经济要权，哪里去弄这么多现金。要是按照盛宣怀的这种收买套路，袁世凯只能把这快煮熟的鸭子给放飞走了。所以，他决定不被盛宣怀牵着鼻子走。他需要排除盛宣怀舆论的干扰，不按照市价，而是按他所确定的比较低的官价收买，于是，他电告盛宣怀说：“电事承嘱二百四十万收回，内意嫌太多，故有估计之命。”至于如何“估计”，三日之后，他又发了一电，详述了估价的办法：“应由杏公（指盛宣怀）先将线路里数、局数、料物产业存数、各线修理年数、商股新旧各若干、各省协拨公款若干，详细示知，以便南北会委查估，至各局员衔名，请开示，均令照旧办事。”
这封电报表明，袁把电报局收归官办的决心已定，而且不打算按照你盛宣怀的办法来收股，而要“估计发价后再行收回”。
盛宣怀应该也料到了袁世凯不可能乖乖就范，所以他又进一步警告说，现在“洋商觊觎，颇想从中攘夺”，如果不按股票市价另加利息付给现款，恐怕股票会被外国人所得，那电报局的权力将要落入外人之手啊。为了加大威胁力度，他还特意电告袁世凯说：“已摘录尊电估定发价，三月结账派利后再行收回，并无抑勒之意，谕令股商毋庸情急，不得将股票售与外人，并札沪道照会各国领事，禁止洋商收买股票矣。”
这下子，把袁世凯郁闷得够呛。姓袁的他纵使有通天野心，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电权外落”的事来。于是，他同时给盛宣怀和张之洞发了一则电报，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估定发价自非急切所能了，三月结账派利后收回，似尚可行。但为时稍久，应须奏明。如香帅（指张之洞）允可，祈即复以便会名电枢。闻商股多有不愿抽回者，愚意收回后，仍准其搭股数成，另换新票。但不准过官本之数，亦不准洋人附股。两公于意如何？”
在盛宣怀的顽强抵抗下，袁世凯不得不让步了。尽管他仍在坚持电局收归官办，但也不得不承认此事“非急切所能了”，“为时稍久”。因此提出允许股商在电局收归官办后可“搭股数成”，官、商合办，只是“搭股”不能超过“官本”，同时也不准洋人附股。这样，既可化解筹款不足的问题，又可以排除“电权外落”的嫌疑，可谓一举两得。
盛宣怀一看有望，急忙乘胜追击，紧抓袁世凯没有足够现金的要害，穷追猛打。1903年1月底，他电告袁世凯说：“嗣闻尊处筹款难足，愿令附股一半。当即将钧电摘要行之总董，谕慰股商……闻签名不急四分之一，其中愿领回票价者居多。其说曰，官办之后，一虑多提报效，一虑不能如商办时股票可随时押卖当做现银用也。”也就是说，你要用“附股一半”的办法欺骗股商，以摆脱困局，利用“商本”实行“官办”，股商们可不买账，同意的人四分之一都不到。他们之所以不相信你袁世凯，一是因为电局“官办”以后，因“多提报效”，再也拿不到过去那么多的红利了，二是因为“附股”的股票不能自由买卖，不能像在“商办”时那样“可随时押卖当作现银用”。总之一句话，电报局要“化商为官”不成，“官本官办”没钱，“商本官办”人家也不答应。
与此同时，盛宣怀利用各种关系，打通中枢关节，联络地方督抚，大造舆论，四面围攻袁世凯。王文韶致电盛宣怀称：“电线归公，户部恐难筹款，时局翻腾，尚不知伊于胡底也。”济南周馥在致盛宣怀的电函中，则干脆将“电线归公”一事提高到关系“商民心”的高度，明确表示了对提议“商电归官”之人的不满：“商电归官，不知谁创此议，请公与袁、张二公妥议，以顾大局，勿失商民心。”甚至连主持轮船招商局局务的沈能虎也从上海发来电报，把他的一些“观察”体会上报袁世凯，并向袁世凯密陈平息“远近滋议论”的良策：“电局一切事权专归督办之员已成多年局面，不过以股商资本，不得不以商线为名。实则大权早已在官，只在遴派大员，即是收管其事，亦合命意。倘可约略敷陈，则转圜无痕，远近自滋议自息，并请俯察。”
沈能虎是袁世凯的人，他在提醒袁采取迂回路线。既然电局收归北洋官办招来了这么多的非议，说明条件还不成熟，特别是张之洞也站在盛宣怀这一边，袁世凯不能不在朝廷里多有忌惮。张之洞提出，筹措解决电报局事宜的办法，应该以“不失商权，不夺商利”为原则，而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正是与这种原则南辕北辙。
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袁世凯不得不再退一步。他当即回复沈能虎称“卓见甚佩”。三天之后，也就是1902年12月29日，他正式电告盛宣怀：“香帅（指张之洞）来电，不以官收为然，议由商办。电事太烦，断非疆吏所能兼顾，北洋万难主持，将来必须设电政大臣，方免遗误。”表面上看，袁世凯是认输了，承认电报局的事情复杂，北洋是“万难主持”了，放弃了将电报局收归“官办”的企图。但实际上，他是耍了一个新花招，迂回到盛宣怀背后抄袭。因为如果朝廷专设一个“电政大臣”，那肯定非袁世凯莫属了。他这么做是退一步进两步。电报局还能归他，只不过是控制的方式换了一下而已。
果不其然，1903年1月15日，袁世凯就被委任为“电务督办大臣”。他随即就派遣他的亲信、原来的直隶布政使吴重熹为驻沪会办电政大臣，正式接管了电报局。这样一来，盛宣怀在与袁世凯的电报局争夺中又败下阵来。加上前面招商局已经被杨士琦掌控，至此，轮、电二局终于都被袁世凯拿到了手里。
第二个回合
第一个大回合，盛宣怀是输了。但是，他怎么能甘心服输？他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的轮、电二局怎么可能就这样拱手送人？这个回合，他错在一开始就认错了袁世凯的意图。所以当后来袁反戈一击的时候，他有些措手不及。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一直在窥伺时机，等待有朝一日，把这两家如自己亲生娃儿一般重要的产业夺回来。
1906年11月，机会来了。慈禧太后在一帮对袁世凯很不待见的少壮派贵族的怂恿支持下，决定改行新官制，袁世凯手头的兵权被削弱了，而他的各项“兼差”也变得有名无实。朝廷新设了邮传部统一管理全国的邮电路政，袁世凯的旧差“电务督办大臣”自然也就被撤销了。
盛宣怀一看形势有利，急忙站出来揭露袁世凯控制下的轮、电两局经营混乱、挥霍严重的问题。并向邮传部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官本商办”，仍旧让两局商办，否则就应该“发还商本”，干脆实行“官本官办”吧，别人也没话好说。
1908年初，邮传部拟将轮、电两局从北洋控制转为真正的国家所有，随后又决定按照每股170～175元的价格收买电报局的股票。同年3月，盛宣怀因为对铁路、电报、轮船等交通、邮电业务比较熟络，因此被任命为邮传部右侍郎，分管电报局。而这个时候，恰好是袁世凯落魄之时，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每况愈下，虽然当上了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却被剥夺了军权，实权是明升暗降。
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改变了“商办电线”的立场，开始主张“电宜官办”了。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已经变化了，他现在是管电报局的邮传部侍郎，代表着官，而“官办”就等于是他在办了。
但是，朝廷要收买电报局的股票来搞官办的决定受到了股商们的反对，其中粤商领袖、盛宣怀的老友郑观应等人的反对尤为强烈。他们一是要求坚持商办，“联名公禀邮传部，准其遵照商律注册，永归商办，以维商业”；二是提出如果一定要收归官办，股价连利息每股不能少于200元，他们电告盛宣怀说：“电股买价不顾将来利益，商情震骇……乞宫保维持咨部查照泰西办法，大局幸甚！”
身为官人的盛宣怀这时已经完全站到了他的商人老友的对立面上，他当即回电说：“电报归官，根于二十八年。今因推广边线，势难中止。部文规定给价连息一百七十元。初六，沪商先来筹议大概，仍候二十日股东大会议再行决定。弟系首创之人，国计商情，自当兼顾。承示查照泰西办法，容再酌核代请部示。”一个是“电报归官，势难中止”，看来商办是不可能了；一个是“国计商情，自当兼顾”，每股200元的收买价，是否办得到，现在还不能预决，大家伙儿先等等，少安毋躁。
郑观应（1842—1921）
那么股价究竟多少比较合理呢？盛宣怀是算过这笔账的：按当时账册，电报局存有资本银370万余两，合计银元530万元，按总股份220万股科派，每股应为240元；或者按照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