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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向四川总督王人文提出了暂缓公布川汉铁路国有化的消息，同时也向朝廷提出建议：要求不将川汉铁路公司国有化，而维持原来的商办地位。王人文把这些意见如实地电奏给邮传部和摄政王。
盛宣怀当然不会同意这种违背国有化宗旨的提议。在他看来，既然川汉铁路整线要搞国有化，你宜万段就没有理由搞特殊。同时，他还要求四川立即停止征收租股。
接着，王人文等人又来问：那四川境内的铁路怎么办？不让四川继续征收租股，省里就没有资金来源去修铁路，你们邮传部这次的借款又不给四川用，这路还修不修？盛宣怀回电说：四川省内的铁路也可以参照湖北省境内的宜万路修，就当做国家干线对待，钱的问题也好办，再向外国人借嘛。
盛宣怀以为四川人好摆弄，就照着自己的原则把川汉铁路公司负责的路段分拆了搞国有化，非但宜万段要搞，整个四川境内的线路也要搞，而且让你搞还不给你钱，还要向外国人去借，而且这次借的还没有你们的份，要等下次再说。从川汉铁路公司的角度考虑，这的确有点欺负人。
还有更欺负人的呢！
由于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份构成中，76％来自全省农民的租股。这部分钱都是来自散户农民的散碎银两。即使国有化的时候同意把所有的钱都退给投资者，这些散碎银子也肯定不会退还到农民手里的，而是落入了地方政府的金库里。如果国家同意退赔所有的股份，那只是肥大了地方政府的腰包，这对国家和铁路都没有什么益处。
揣着这样的想法，盛宣怀从一开始就不想拿对其他三个省相同的态度来对待四川铁路公司。6月1日，他给王人文发电报，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大概有两点：第一，川汉铁路公司必须完全国有化，要把现有资产全部转归国有，国家会发给股东保利股票，股东拿着这些股票将来可以分红。为了解释这种待遇的不同，盛宣怀特别强调了川汉铁路公司与其他省的不一样之处。人家全是“商股”，还可以考虑退还现银；而你们四川大多是“租股”，要退还现银？那要退给谁？你能保证这些钱都退到每一个农民手上？所以，还是转为国家股票更合理一些。第二，四川省内的铁路要修也可以，就由国家来修，但得另外去借款。
王人文对于国有化政策的态度还是有些暧昧的，作为地方官，他总想给地方上留点积蓄，同时，他也不太愿意得罪这些商人地头蛇，所以对朝廷和盛宣怀的布置总要提出点不同意见。对待这种异议，盛宣怀怂恿摄政王载沣给王人文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上谕，指责他不该替川汉铁路公司和咨议局代奏他们的无理要求，要求王人文马上把铁路国有化的通知公之于众，并且要马上停止征收租股，严格按邮传部的要求办事。
接到盛宣怀的电报和载沣的上谕之后，王人文明白了盛宣怀和朝廷的决心，他知道“铁路国有化”这项大政方针是不能改变了，他能做到的只能是尽量把川汉铁路公司剩余的现金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这样，不仅对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好交代，而且，也能给地方政府的财政留有余地。6月13日，王人文再次致电盛宣怀、端方，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川汉铁路公司总共筹集的资金有1000多万两，除去已经开工修建宜万段和“倒账案”造成的支出之外，还结余有白银700多万两。既然国家要收，那就把已经花了的那700万两转为国家股票吧。还剩下的那700多万两现银就转给四川省吧，或者退给股东，或是转办别的实业也行，这个就由川汉铁路公司来做决定。
在王人文看来，如果能够实现这个方案，对于商人们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了，他就完全有可能说服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们。毕竟，花出去的钱一时也收不回来了，转作国家股票还能收收花红，跟商办铁路公司的股票没什么不同，而剩下的那些钱要是能退回来，也给大家解了一半套，这应该是大家伙儿喜闻乐见的。
但盛宣怀完全不认同王人文的如意算盘。6月15日前后，在他向载沣汇报的接收商办铁路的具体办法中，他还是强调，因为四川公司招的主要是租股，所以应全部发给国家股票，一分现银都不返还。而且，在他看来，只有结余的大约700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而其余花掉的部分中有300万两是该公司的经理施典章在从事橡胶股票投机时亏空掉的，凭什么让政府来替你们补这个窟窿？盛宣怀义正词严地说：咱们政府的钱可是来自全国纳税人老百姓的，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概，来弥补四川的一家公司的投机损失。
事到如今，情况已经很明朗了，川汉铁路的问题，实质上只是那700多万两剩余资金到底是归四川省地方政府还是归代表中央的邮传部的问题。这是个中央与地方政府争权的问题。以往，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撤掉一个最卖力抵制政策实施的地方大员，换一个听话的新官，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人文头上的顶戴危险了。
为了便于落实政策，盛宣怀和端方的确已经开始谋划要撤王人文的职，而请赵尔丰回省城主政。四川的署理总督本来就应该是赵尔丰，但赵尔丰当时正在四川与西藏交界一带处理英国人煽动的民族分裂势力的叛乱问题，王人文是以布政使的身份担任“护理四川总督”的职务，相当于是代理总督。
被朝廷申饬了几次之后，王人文总算弄明白了，摄政王载沣现在只信任盛宣怀，根本听不进去他这种远在外地的地方官的话。无奈之中，他决心背水一战，用民意来抗衡中央的权力。于是，他就把盛宣怀6月1日的电报内容透露给了川汉铁路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四川省咨议局的议长蒲殿俊。他肯定会做些添油加醋的功夫，来刺激四川人对国有化政策以及盛宣怀本人的愤懑。
借洋款的刺激
另外一件由盛宣怀干的，对四川人刺激极大的事就是他于5月20日在四国借款合同上签了字。从革命的逻辑看，修铁路这样关系国际民生的大事，你不用中国人的钱也就算了，你还要向洋人借款，你不是出卖路权是什么？你盛宣怀不是天下第一号卖国贼还能是什么？这种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逻辑一经与四川绅商们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股票问题相挂钩，那一时间，革命精神与利益纠纷齐飞，为国除害共挟私报复一色，无论是国有化政策还是盛宣怀个人的名声都越来越臭不可闻。
其实，这份合同的签订，绝对不是盛宣怀一个人倡导的。这笔借款早在张之洞手里已经敲定了大半，他去世之后，主导权才到了盛宣怀手里。本来朝廷在1909年就打算跟四国签订合同的，但是因为国内反对声太大，只能暂时搁置了下来。但四国不想让这笔买卖告吹了，也是催得紧，时不时地就去找清政府理论。从1910年秋至1911年初，清政府渐渐感觉到，主张商办铁路一派搞起来的拒款风潮稍微有点趋向缓和了，就让盛宣怀去谈判。在与美、英、法、德四国代表经过20多轮的艰苦谈判之后，盛宣怀终于使四国代表进一步作出若干让步，让步的主要内容包括：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的若干支路的条款，也减少了借款对路权造成的侵害。邮传部在反复斟酌修改之后，终于决定签约了。
如果要避免像激进革命主义者那样敏感，一看到与外国银行合作，就断定是丧权的卖国行为，那我们必须要落实到具体的合同内容上来判断其中的得失。
四国借款合同的借款总额为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为头次抵押，规定铁路建造工程以及管理一切的权利，全归大清政府独自办理，但要聘请英、德、美人各一名为总工程师，工程竣工后，在借款还没有清还以前，大清政府仍然要让欧洲人或美洲人作为该铁路总工程师。合同还规定，这两条铁路的物料，除钢轨由汉阳铁厂供应外，要由中英公司及德华银行担任购买外洋物料的经理人；另外，粤汉、川汉铁路如果要拓展延长，需要借外国资本，四国银行享有优先权。这项合同从纯商业的眼光看，就是一份合同，国家的铁路权利基本没有丧失。反而因此能一下子筹集一大笔款子，迅速把铁路建起来，而且还能避免无论是商办公司还是官办国营企业的各种积弊。
首先，从利率来看，平心而论，这项年利息为5％的贷款应属于低利率的。在当时，国内钱庄的平均利息高达12。5％至14。8％。四国之所以能以此种低利率贷款给中国政府作为铁路建设经费，倒并不是因为西方资本家和食利者慈善过人，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正好有大量的游资没地方去投资，与其在银行里获取极低的利息，还不如以优惠的条件贷给清政府。
其次，贷款需要抵押，这可是经济学的常识，在当时的条件下，任何银行都不愿在没有抵押的前提下，把大宗款项贷给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项借款合同与中国以往的铁路借款合同相比，不是以铁路管理权或铁路所有权作为抵押，而是以百货杂类与盐厘捐为抵押品，风险性要低得多，而且对于路权的损耗也几乎归于了零。
第三，在当时中国缺乏铁路建造技术能力的情况下，雇用西方国家工程技术专家是在所难免的。雇用有经验的外国工程师，能够尽可能地避免“豆腐渣”工程，保证工程质量。而且，该合同在用人权上，也已经严格地限制了洋人总工程师的数量、职权范围，明确规定了他们必须听命于中方总办或督办，并接受邮传部的最终仲裁。应该说，在吸取以往条约的教训后，在保障中方利益方面，盛宣怀还是更加有经验了。
第四，合同还明确规定了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此外，即使要采用贷款国的产品与原材料，合同中也列明了中国所拥有的监控权利。
最后，而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合同规定了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为贷款方，并不拥有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