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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目标，调转枪头，举起了“民族”大旗，表示“废约是惩其出售，非劝其收回”，决不许“纵庇一商，损我权利”，坚持废约自办，“不认第二种办法”。这三省绅商可是憋足了劲儿了要把美国人赶走，他们互相联络通气，表示：“万众一心，有进无退。”上海《东方杂志》等报刊，也陆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对这三个省的废约争路斗争作了舆论上的声援。
除了有利益在其中的商人之外，有着激进爱国情操的学生们也是废约的主力之一。这些学生的活动是日后激进革命派反帝运动的先兆和预演，他们可能真的与铁路的利益没有半点关系，而只是单纯地把华洋二界的分野看得特别重要，觉得洋人在中国做的事，必定对中国有害，因而会在不太了解事实的真实状况的时候就要求把外国人夺取的利益都收回来，也不管是不是合理合法，是不是真正地符合中国的利益，是不是会为商人或者别有用心的政客们利用。这在现在，就被称为头脑简单的“愤青”，或者说是没什么见识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在那个时候，他们是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他们是最有文化的人。在这场废约运动中，湘、鄂、粤三省的留日学生组成了“鄂湘粤铁路联合会”，主张“废约自办”，并不断联络海外的留学生声援他们的斗争，由留学生造成的舆论越来越强烈。
张之洞虽然支持废约，但也怕斗争搞过了头，所以他极力想把斗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他也不敢太过得罪美国人的利益。因此，当废约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他修改了自己的主张，把“废约”改成了“赎约”，提出通过“赎买”的方式收回粤汉路权。这样，与美国人谈判起来，他于情于理都不落下风，既可以在政治上照顾美国的“体面”，又可以让合兴公司有机会索取一笔巨款。于是，1905年7月，张之洞在武昌召集了三省绅商会议，决定向美国合兴公司收回粤汉铁路的修筑权，要粤、湘、鄂三省“各筹各款，各修各路”。
美国人当初自己不好，违背了合约，面对中国人的追究也是理屈词穷，见场面难以收拾，最后不得不同意废除原合同，但却提出中方要给美方经济上的赔偿。本来他们还在忐忑其中可能遇到的阻碍，但只见张香帅大手一挥，指示道：“但期公司归我，浮价不必计较。”在这样的气派面前，美国人只能把粤汉铁路给吐了出来，最终以675万美元的价格还给了中国人。
粤汉路的赎回，极大地刺激了华商们的信心和胃口。连这么大条干路都能从洋人那儿抢回来，还有什么铁路不能收归华商自建的？于是，以赎回粤汉路为开端，全国性的收回路权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苏浙拒款
在粤汉路运动之后，四川保路运动之前，把中国收回路权运动推向高峰的是浙江、江苏两省从英国人手里争夺沪杭甬铁路的权益，先“废约”，后“拒款”的斗争。
英国人在1898年从清政府那里得到了苏杭甬铁路的承办权，由盛宣怀代表铁路总公司和英人订立了《苏杭甬铁路草约》，该草约规定，英方应该马上派员来做勘测工作；“如有地方窒碍之处”，草约应行“更正”。1905年，浙江绅商以汤寿潜为代表成立了全省铁路公司，呼吁全省“人人营路若家事”，确定了“浙款办浙路”的原则，准备筹集一定数量的股款后，从第二年起分段开筑浙路。这家铁路公司本来是针对浙赣路的。由留日学生掀起的反对浙赣路借款的风潮，很快被绅商们利用，用来争夺路权。而英国人掌握的苏杭甬铁路承办权也很快被波及了，该铁路公司以草约拖延了7年还“未定正约”，与草约中的“从速”的规定违背为由，向清廷要求通知英商，撤废草约。清廷也觉得英国人的磨蹭令人感到实在不踏实，于是责成盛宣怀赶紧磋商，想办法一定要把铁路收回来自办。
浙江人还是不放心，他们又敦促外务部，说：“铁路为浙人生命攸关，即国家权利所系”，“惟有遵旨自办，协力同心，誓必为国家力保权利，为浙人自全生命”。顶着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和理由，他们特别要求盛宣怀马上把铁路从英国人手里收回来，不许再找借口拖延。
江苏人见邻居家浙江人都这么搞起来了，也不甘落后，也打算要自办全省铁路。江苏巡抚陆元鼎致电外务部，说浙江的路能浙江人自己办，江苏的也要一视同仁，要求“将草约作废”。这样一来，涉及苏杭甬铁路的两省正式联手起来要求废约了。
永远不得安歇的盛宣怀就是在这一片废约的舆论声中再次被推到了与外国人交涉的前台。
盛宣怀一直以来是支持向洋人借款，利用洋人修路的，毕竟，中国没钱，只能借款，而借款并不等于出卖主权，反而有助于利国利民的铁路迅速修建起来，所以他不但在1904年粵汉路废约事上持反对废约的立场，而且还主持对英借款的沪宁路于1905年4月开工。也就因为他的这些思想和行动，成为了一些人后来斥责他为“买办”的理由。然而，1905年夏的这场苏杭甬路废约事发后，盛宣怀的立场却微妙地朝相反方向演变了。
盛宣怀自1902年秋因为父亲盛康去世而回家守制，更因袁世凯的北洋系乘机夺走了他的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等洋务企业，盛宣怀拥有的职位多数遭免，只有铁路总公司督办、汉阳铁厂督办等少数职位幸免。1905年春末，他的丁忧期届满，盛宣怀复出之心已经蠢蠢欲动了。他到京城联络自己复职的事宜。慈禧给了他“赏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以示重视。
浙路酝酿废约的时候盛宣怀正好在北京。最初，盛宣怀对浙绅们的建议是：你们可以自办，但是拜托，千万不要整天嚷嚷着废约的事。他的真实设想是：“浙人若实力自办，此约不废而自废。”因此，当7月初英国公司来函催促讨论苏杭甬铁路借款正约时，盛宣怀以“所有苏杭甬铁路已经筹款自办，怡和之草合同自应作罢”为答复。盛宣怀的这一表态，导致了英方转向外交途径寻求解决。8月中旬，英国驻华公使照会清廷外务部，要求派人来讨论合约。面对浙绅与英国相互冲突的要求，清廷于9月23日上谕作出支持苏杭甬铁路借款草合同废约的表态，并让盛宣怀去具体执行。
中枢支持废约，这对盛宣怀而言不失为一种解脱，这样一来，他可以在不承担政治责任的前提下，迎合浙绅的废约主张。10月初，盛宣怀即以奉上谕废约名义通知英国人来协商废约的事宜。盛宣怀提出的废约理由，是借用了浙绅废约奏折中所谓“此项草合同延及七年，至今未定正约，查欧西国法律，凡契约成后，此一造并未实行，彼一造即可声明作废”。他这么说，是把苏杭甬路借款草合同当作单纯的商业合同看待，其意图是要架空草约签订时中英政府之间的外交背景。不过，他在其中有意隐瞒了1903年他与英方交涉修路延误时的一个重要的情节，即怡和洋行在遭到指责后当时就及时回函，表示苏杭甬路的修筑之所以耽误是因为义和团闹的，英方“不任责”。从这个角度看，英国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对于他们来说，能及时修好铁路对他们也是有巨大利益的事，完全没有必要拖延。
就在盛宣怀向英国公司提出废约时，外务部却默认了英方实施勘察，也认可了英方续定苏杭甬铁路借款正约的要求。政府方面立场的混乱是统治者高层缺乏统一政见的结果。奕劻及北洋系一派主张续定正约，而瞿鸿禨一派则支持浙江地方搞废约。1906年初，关于浙路废约的中英交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转移到了浙江地方。
盛宣怀虽然仍然有着“会同浙抚部院办理”交涉的身份，但因为英国公司有意排斥他，他也没有办法参与其中。但这样反而刺激了他傲慢的自尊心，使得他的浙路废约主张也表达得更为激进了，他跟浙江巡抚说：苏杭甬路只是跟英国人签了草约，要废弃掉完全没问题。尽管盛宣怀这个时候已经向浙绅上层说明，1903年怡和洋行已经复书说明了义和团的事由导致了铁路的缓建，但浙江绅商已经决议要拿回铁路，自然不会理会英国人的理由。他们态度非常强硬，已经“以废约为必然之事，或为已然之事”。英国驻杭州领事及英国公司代表濮兰德求见浙抚两次，但汤寿潜都让浙抚不要见，濮兰德见势不妙，觉得应该跟汤寿潜这个地头蛇搞好关系，又登门来拜访汤寿潜，但汤也不见。英方在杭州的交涉以失败告终，苏杭甬路的勘察事务因此也无法启动。
杭州交涉破裂后，外务部密示浙江“我但坚持自办，未便重提收回”，算是默许了浙绅自办苏杭甬路的活动。面对英方的外交压力，清廷以“拖”字诀为交涉宗旨。奕劻这么跟英国人说：“浙人无款，不过瞎闹而已，将来仍是你们办的。”同时，他也跟英国人作了一些威胁性的暗示：“该省如此同心，未便抵制，若政府或外务部有所抵阻，深恐有险碍。”7月份的时候，英国人又提出要把合同敲敲定，但主张浙路自办的瞿鸿禨坚决不同意，就在总理衙门与英国公使大闹嘴仗，“词锋甚恶”，构成所谓的中英浙路交涉1906年“夏间大闹一回”的局面。
1906年秋，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朱迩典来到了京城。这个朱迩典曾经做过驻朝鲜公使，并因此与袁世凯、唐绍仪等人交好。朱迩典在苏杭甬路的交涉中态度十分强硬，使得又有了“秋间又闹一回”的说法。朱迩典明示英方立场：中英之间“商议各项铁路正合同事宜，每致耽延，日久不结，实俾英国政府不免猜嫌，中国现欲自行振兴本国工商各举，英政府虽甚以为是，然中国政府认定之成据，岂能不切实照办也”。清廷理屈词穷，最后只能让步，同意等九广铁路议定之后，“陆续订约”苏杭甬路合同。至此，浙路废约的失败在政府层面上已经被决定了，清廷向浙绅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