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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呆立在那里，任凭周围人怎么劝说，都一动不动。
倏地，他吐出一口鲜血，狂呼道：“宣怀小儿！还我阜康！”
革命的人怎么会走到一起？
辛亥年间的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是要拿命来说事的。要革人家的命，首先要把自己的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敢不要命地干这样的事的人大概有三类：
第一类是读过半吊子书，但自以为满腹经纶，想用自己的学识来“拯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总让人感到有些奇怪，他们大多有个当地主或者当官或者做生意的爹妈，平时吃得饱穿得暖的，但却心忧天下，觉得自己承担着拯救全人类的重任，要是普罗大众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自己就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这种极端的利他主义其实并不难理解。从精神上分析，这些人大多数都从小受到父母溺爱，因而自尊心和虚荣心比较强，对自己有着较高的估计，总觉得自己能量无限、法力无边，他们对外界的控制欲和征服欲也会表现得格外醒目。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不甘平庸的抱负与所承受的道德动力使他们的内在力比多（或者说荷尔蒙）有了更加“高尚”的目标。这些自命不凡的内在力比多所释放的能量将会被居高临下的“正义”之名包装为造福社会、施恩人民的动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苦人家孩子，可不太会有这样的胸怀。首先，因为从小就没被人重视过，他们对于自己的信心和能力就没有这样非同寻常的估计；其次，自己都没脱离苦难，谁还有心思去管别人？所以，一般人看来，中产阶级是社会安稳的基石，但却没有看到中产阶级也是孕育一批肩负神圣使命、打算改造不公正世界、随时准备对这个社会吃里扒外的理想主义者的温床。所以，“中产”这个阶级究竟对社会稳定有多大支持作用，是很难下定论的。
第二类人，就是经过衡量考虑，觉得革命的收益要远大于不革命的收成，而且革命的“成功率”很大的那些人。湖北的汤化龙、浙江的汤寿潜，就是这样的代表。对他们这些立宪派来说，清政府已经不给他们机会了，立宪因为皇族内阁而已经成了泡影，而满族新贵们也正盘算着把权力收回到自己的手里。革命尽管并非是他们的最佳选择，但总比有一天被政府收走全部权力和利益要好得多，况且武昌的形势出人意料的好。但要是革命的形势有一些超出了他们的估计，或者是如袁世凯这样愿意给立宪一个机会的人伸过来橄榄枝，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去接。几乎找不到一个比他们更合适的群体来解释“机会主义者”这个词了。
第三类人最为单纯，他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要是不拼命，可能连命都没了。他们倒不是要立志去打造某种类型的新社会，对他们来说，只要还有一口饭吃，都不愿意来玩命。中国历朝历代从来不缺少农民造反，总有那么一些亡命之徒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当然就这些起义中的大部分跟随者而言，他们未必会和首领们一样与旧世界苦大仇深，很多人是因为受到了丰厚的战利品或者“均田地”、“封王侯”的许诺而成为半农民起义者、半机会主义者的。在梁山好汉中，和宋江、林冲这样除了造反别无他路的人毕竟是少数。
这些跟着首领一边玩命、一边捞好处的人对社会的冲击最大，破坏性最强，但是他们也是最容易消失的。只要有了一定的利益，没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撑的农民起义者很容易陶醉于渺小的利益。所以，说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到后来都“蜕变”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这并不公平，如果不给这些脑袋里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灌输的思想的农民们一些让他们觉得值得继续为之拼命的东西，那他们很快就会作鸟兽散了。而从造反者变成开国元勋、辅君忠臣的诱惑，会使他们继续凝聚在一起，直到被朝廷的军队镇压或颠覆朝廷，最后成为被藏的良弓或者被烹的走狗。
这三类人不能过于严格地区分，毕竟，人不是简单的造物，不可能是由简单的模子刻印出了来的。但从大数上看，这三类人的区别还是明显的。没错，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者队伍里的机会主义者比比皆是，农民造反派里面难免也会混入几个如张良、刘伯温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机会主义者里要找到几个知识分子也不是难事。但是，混入知识分子或者起义者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机会主义者，他的身份必然不是因为某种崇高的信念驱使的知识分子或者不拼命就没有出路的农民起义者。张良和刘伯温这样的人肯定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起义者，因为他们有的是改造旧世界的主观意识，而不是为了生计在打拼。他们是在借用农民起义者的力量，就像20世纪的革命者通常做的那样，这种方法虽然被一些秉性高贵的知识分子所不齿，但通常被证明为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要让这三种界限相对分明的人群走到一起来搞革命，无论这三种人都有着怎么样的个人目的、个人情怀，总得有一个难以抗拒的共同点来缝合他们之间的区别，那就是——情势。
没有外界的刺激，一个自洽的系统不会产生应激的行为。如果中国是一个太平洋上的渺小岛屿，而在19世纪免受外国殖民者的骚扰，那他可能一直会在自己的被几千年岁月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波利尼西亚系统中运行下去，按照自己的轨迹和逻辑去发展。
同样道理，如果没有一种外界的推力去刺激上述三种人群，他们的革命欲望也不会恰恰在那个时节爆发得如此完整而全面。或许，他们本来只是希望继续旁观，希望清政府能弃暗投明，希望生活能蒸蒸日上。但是，一种类似于布罗代尔所谓的“历史深层的潜流”一样的推动力迫使他们突然做出了选择，决定以武昌事件为契机，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种深层的推动力会是什么呢？
你没有猜错，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能力作了灾难性的低估，但是他对于经济基础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却一直为历史所证实。他对金钱对于人心的无与伦比的驱动力的看法是经济学界至今为止最为正确的结论。
扯得太远了。我们刚才这么啰里吧嗦半天，要说明的就是一件事：清末的经济必然是发生了动摇性的事件，才形成一个对于革命和革命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这种动摇使本来穷苦的人难以维生，本来富裕的人变得贫困，本来潜在的正义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到难以遏制的地步，而本来骑墙的机会主义者有了明确方向。这种动摇让原本不在一个轨迹上的潜在的革命者们殊途同归，把本来还有希望爬上悬崖的清王朝一脚踹下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究竟是什么事件呢？究竟是谁造成的？
胡雪岩炒股票
我们经历的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因美国房贷泡沫破灭而起，可见泡沫这个东西不仅仅只存在于澡盆里。一旦进入了金融领域，什么东西都可以产生出泡沫，不仅房产可以有泡沫，钢铁可以有泡沫，就连大蒜、绿豆都可以有泡沫，更不用说把泡沫当做习以为常的股票市场了。
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对于股票和股市的认识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中国股市真正的起源则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从事外国企业的股票投机，后来一些中方买办看到有利可图，也加入了进来。洋务运动兴起后，很多近代意义的中国企业开始出现，为了融资的需要，这些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进入了股票市场。
与丰厚的利润形影不离的往往是非理智的冲动，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实在找不到更适合的引用依据来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还是请出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先生来说明这个问题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在股市里，利润是没有极限的，中国股民经常会以这么一则故事自励：一个美国妇人在某年买了5000美元的可口可乐的股票，把它压在箱底就忘了，没想到50年后重新发现它的时候，那些股票已经升值到5000万美元。即使就短时间而言，股票翻一两番也是屡见不鲜的事。相对创办实业的艰难和存银行的低利率，股市的极大利润空间让它从创办伊始就成为了风险爱好者或者头脑发热者们的乐园。
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清末的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太适合跟西方的潮流去搞民主、自由，但从中国在证劵交易的活跃程度上看，他们的财商却已经跟上了世界潮流。在投机者的追捧下，中国企业的股票开始疯涨，当时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一开始每股只有几十两银子，短短几个月内便上涨到了近三百两，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也在短时间内从不足十两涨到了百余两。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股票的市值本没有那么高，但是大伙儿一道往上哄，就哄出了这一大堆泡沫来了。
既然是泡沫，总有被戳破的一天。
于是，清末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股灾。
清末较大的股灾一般认为有两次。头一次呢，就与大名鼎鼎的胡雪岩有关。
说到胡雪岩，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胡庆余堂这家药号了，但是傻子也想得到，卖药能卖出一个中国头号红顶商人？事实上，对胡雪岩而言，胡庆余堂只是他经营的一个小行当，他主要是靠为左宗棠采运军饷起家，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在他的鼎盛时期，他最大的产业是生丝生意和阜康钱庄。
江浙一带向来就是中国纺织业的中心，所谓“日出千绸，衣被天下”绝非浪得虚名。但19世纪60年代之后，江南的丝织业面临着来自第一波全球化商业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