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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为的是要保住皇帝的天命。美国的社会工作机构和国会办公处也有类似的功能。但是，以中国人之重视名誉、害怕恶名变成白纸黑字，报纸揭发却有特别强的威力。
增加了收音机和电视广播以后，政府与人民的往来管道更多了，但其背景却是与美国全然迥异的。中国的舆情和舆论倾向采取道德姿态。道德的地位高于法律，表面上看来做了坏事的人很可能毁于不利的名声。发布报导的新闻大多是好事，不像在美国，坏事才会成为新闻。值得一提的是以外国电讯社及新闻报导译文编成的《参考新闻》，这分营销量九百万分的日报抵消了经常见诸报端的乐观繁荣宣传。
另一个激发拥护政府的民心的方法，是重新恢复运作的地方选举制度。选举分为四级——五万个乡镇（毛泽东时代的公社）、二七五〇个县（或市）、二十九省，以及在北京举行会议的全国人大。文革以前（文革时的一切选举都暂停）的”选举），是极权国家式的，乃是只有单一候选人的群众投票仪式。这种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是连选票都不必看的，只要把它投进投票箱即可。一九七九年的选举法往前进了一步，安排了比应选名额略多的候选人。县里分区选出县议会的代表，每个县议会平均有大约三百名议员。全国人口都登记为选民，凭选举证集会而参加提名，成为“国家的主人”。党监督下的选举委员会将各集会提出的名单筛选后，选民们可以在为期五天的竞选活动中认识一下这些获得提名的候选人。
投票日如同过节一般，一九八九年的全国总投票率是百分之九十六点五六。县议会代表任期三年。整体而言，邓小平政府可以说是在教导人民如何进行选举，类似孙中山与国民党所说的“训政”。但涉及政策与政权的时候极少。
老一辈的党领导人对于改革的一些势态深感不安，尤其是外面世界通俗大众文化的影响，如服装头发的式样、爵士摇滚音乐、随便的性关系、色情、颠覆性的写作等。这一切都可能导向道德的败坏。因此，保守人士策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起）以及反对“精神污染”（一九八三年）的运动，针对学生、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的思想趋势与生活方式进行攻击。
环保运动是社会的先锋。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四年间，文艺界与科学界人士曾抗议修筑三峡大坝的计划，随后又有其它人附和。这个水坝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古代的明君雄主多有足资纪念其丰功伟业的大建设；毛泽东的纪念物即是三峡大坝。毛的后继者虽然受到一些反对意见的影响，似乎仍倾向于按原计划进行。
民主运动
八〇年代的经济改革与成长愈来愈使政治改革的话题超越了“四个坚持”的界限。邓小平于一九七九年提出的四个坚持旨在保持共产党的控制不衰，但“开放”以后，涌人中国的民主观念使政治改革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东欧共产制度于一九八九年崩溃，也让世人看见，列宁主义集体化控制经济下的工业化已经欲振乏力。然而，市场经济也隐含着思想观念的自由交流，中共很难只接受其一而排拒其二。
民主运动从一九七八年十月讨论政治的大字报在北京出现的时候开始。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的这个冬季，“民主墙”上每天都有各方人士发表的大字报，有些学界人士表达的意见还被外国记者抄译，这些都是共产党不能忽视的不满意见。一九七九年四月间，曾主张民主为“第五个现代化”的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被捕了，随后便依不足信的罪名受审，判处了十五年徒刑，算是对其它人发出的警告。民主墙的活动也由是停止了。
这次民运背后一项普遍存在的事实是，许多人——不只是学生——理念上已经与党疏离了。列宁主义者利用马克思主义为指标而进行的共党专政革命，已经被二十世纪的各式各样变化成长淘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生活在电子时代的国际世界之中，延安时代的刻苦简朴虽然仍是邓小平和元老一代共党珍视的记忆，却不再能解决中共的问题。
但是，社会各层面一直特别注重的还是教育问题。文革期间荒废了高等教育，全国大学入学考试恢复后，一九七七与一九七八年的考生资格从一向的二十一岁放宽到三十岁。一九七七年一共二十七万八千个录取名额，报考人数却高达五百七十万。一九七八年的三十万个录取名额，共有六百万人报考争取。到了一九八〇年，六百七十五所大学院校共招生一百四十万人。这一小撮将掌理中国未来的菁英，分量不及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潜力却与稀少的数量成反比例。
正规大学教育之外，还有工厂与政府部门设置的工技学校，以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教学节日，这些教学管道影响深远，使数百万城乡人民虽没有令人羡慕的大学毕业学历，却能当上兼职的学生。
中国共产党怎会让这些举足轻重的菁英与党疏离了？答案仍是有历史性的。国民政府试图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宣扬为国家意识形态，但并未成功。以西方思想为取向的开明教育，持续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毛泽东在五〇年代初未能将他的政治化思想灌输给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一九五七至一九
五八年的整肃右派运动中压制住他们。以后就靠受过部分教育的党干部把中国带人现代化生活，但是党干部并未把这件事办成功。如今，获得平反的知识分子又带领学生们背叛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了。
天安门大屠杀，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中国的独裁政体从列宁主义借得威力，但总能保持不引人注目。如国府军队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底至三月间以几天时间屠杀了尚难确知的在台北示威的台籍人，当时并没有多少美国人在场，也就未将此事宣告世人。中共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年间为巩固势力处决了上百万的人，都是零星逐步进行，未被外界新闻报导。要等到四十年后，电子时代才追上中国统治者这种过了时的“不听话就杀头”的作风。而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广场的事传出去后，震撼丁全世界。
立场强硬的爱国主义者虽然口口声声说，中国内部发生的事与外人无干，这种民族主义信条却已丧失其效力了。八〇年代末的情况是，电视靠着人造卫星接力而环绕住整个地球村，培养了空前广大的电视新闻观众群。正好苏联共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当年五月间到北京来参加高峰会议，世界各国电视台的主播及其新闻工作小组都来到北京报导此事。
这些人却发现，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成了彩色绩纷的露营区。数千名学生和其它和平示威者，为争取政治改革与人民参政权的民主运动，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广场上扎营。有些时日中，响应活动的人将近百万。在全世界的注目下，有二、三千名学生开始绝食抗议。但是年老的共党领导人不为所动，不但拒绝与示威者谈判，反而召来了解放军。军队迟疑了许久，终于在六月四日开火，打死的无武装示威者——按官方统计——有二百人，也许不止于此，打伤了上千的人。
此一举，恰如一九〇五年俄国罗曼诺夫沙皇的“血腥星期五”屠杀无武装示威者，使主政者丧失了城市民心与知识分子菁英的支持。不过，中共领导人对乡下的人民却很有把握。共党领导人先痛斥民运是企图制造混乱、毁灭共产党的颠覆阴谋，继而开始追捕所有与六四事件有关联的人。结果是审讯、学生下狱、工人领袖被处决、学界遭受低程度的恐怖主义对待。共党的专制政体觉得受到要求决策多元化的威胁，为了自救，便牺牲了想要参与政治的那些人。再一次地，中国抵挡不住落后的旧风。随后两年中的压制行动，使公开的异议归于沉寂。怎会如此呢？
第一个因素是，潜在的异议分子欠缺私产、合法人权、独立地位。人们以前取自家庭的支持、必需品、居住空间、人的接触、出游许可，现在全靠工作单位给予。学生争取到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后，仍是党国机器的所属物，必须靠服从的表现与关系开展前途。他们根深蒂固的顺从权威的心理，即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所在。
第二个因素是他们的思想之中固有的。多少世纪以来，中国的经典教育就培养了对于纯粹大公无私原则的信仰，丝毫不容私人利益的妥协余地。墨子刻（1988）曾将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些“崇高目标”概述如下：“一个没有任何不公平、自私的谋财的经济体系，一个重要领导决策不受私利影响的政治体制，一个与两大超强国同等的国际地位，一个没有众说纷纭、一切道德与现实真理都汇于一统的知识生活，一个没有压迫、虚假、自私的文明，一个人人各得其所的社会。”
天安门事件的观察者评论学生们的私人需求与其公开声明之间的差距，也是以这种崇高理念为依据。学生们需要的是好一点的衣食、大一点的居住空间、多一些可读的书、多一点以口与笔表达意见的机会。但是这些是自私的需求，如果公然提出来，会显得可耻而不识大体。因此，他们公开的声明都只涉及抽象意念——民主、自由、道德（反贪污）、公正（反偏私）、国家荣誉（反对外国侮辱）。学生们若是实话直说，是得不到知识上的认可的。甚至到了实际谈判的时候，他们也提不出具体的要求。
相反的，如艾士里克和杰弗瑞。瓦瑟史托隆（Jeffey N。Wasserstrom）指出（见Wasserstrom ＆ Perry；1992），要理解天安门示威运动，最好能从中国传统仪式与戏剧表演的观点来看。示威者在大庭广众的面前结队而行、举标语、喊口号、团结一致，宣告了他们表达不满的决心，同时却重申对现行政府的忠诚。事实上，他们是在利用街头剧场向当局陈情请愿，没有要质疑其权威的意思。
然而，示威的行动却做得矛盾含糊。习惯搞官方运动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