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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上海召开了十一中全会，这其实是中央委员的拥毛派会议。会中把刘少奇从共党中央第二号领导人的地位降到第八位，把林彪升到了第二位，成为毛的假定接班人。十一中全会也提出了毛对于反修正主义运动的大致看法，其目的是要让中国人心态彻底改变。毛自己说，精神的新生应当重于经济发展。阶级斗争的法则要应用到所有知识分子、官僚、党员身上，以铲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他指的是谁。
毛使出的这些招式，无非是要使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挑起攻击党内当权派修正主义的群众运动。过不久，红卫兵运动便爆发了。
红卫兵
文革的群众以十来岁的青年学生为主，这与五〇年代中期农业集体化、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大跃进的农民群众大不相同。文革起初并未影响到农民，只有城市邻近的公社受到波及。基本上属于都市运动的文革，自一九六六年中开始以红卫兵担纲主演，到一九六八年中他们才鞠躬下台。这一大群想要“从革命中学习革命”的幼稚青年，具有极大的破坏力。一个城市之内的不同红卫兵团体，甚至会公然互斗。
红卫兵的派系主义是其来有自的。六〇年代的教育系统，前文已讨论过。此系统下最有资格挤入大学的学生分两类：第一类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因家风熏陶之故，学业成绩优秀，他们凭本事考来的成绩是实实在在的。第二类是高干子女，有革命的一流阶级背景，也有进入公职的门路。至于学业成绩，就不如第一类了。但是第一类的阶级背景却是非常低的。这种阶级背景差异，正是红卫兵派系争斗的起因。
毛泽东发出“炮轰总部”、“在革命中学习革命”等口号，以鼓动激进青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之间，北京一共有六次大规模运动。在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的安排下，来自全国各地的约一千万名志愿加入红卫兵的青年，免费乘火车到北京聚集。他们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此时学校已经停课，不久，各大学都关闭了。
不论毛泽东当初心怀什么浪漫意图，到了红卫兵手上全都变为残暴恐怖的破坏行动。他们闯入富人、知识分子、高干官员的家里，烧毁书籍文稿，差辱毒打屋主，甚而将屋主杀死。他们口称这是为了革命“破四旧”，要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群青少年学生年龄在九至十八岁之间，不分男女都戴着红臂章，只要看见有一丝一毫外国的或知识的迹象，立刻捣个天翻地覆。
到了一九六六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操纵下的红卫兵行动，从原先的攻击所有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人，升高至“揪斗”党内干部和政府官员。不久，红卫兵就把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定为头号大叛徒的“走资派”。刘邓二人，以及其它数千人，都遭到批判、囚禁、公开羞辱。毛派势力动员都市青年打击党政的中央当权派，显然希望这场大混乱能成为有益的革命运动。被红卫兵攻击的党内领导人的反击方式是以毒攻毒，派了自己的红卫兵上场。党的领导班子组织强韧，并不是一斗就垮的。但他们毕竟敌不过决心要把党毁掉再重建的毛泽东。
夺权
文革的第三阶段始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的夺权运动。由北京授权，再由红卫兵以及其它人在全国各城市执行。红卫兵把现职的官员赶走，把挡案乱翻或索性烧掉。然后，这些毫无行政与领导经验的年轻人自己坐上官员的职位，并且迅速展开不同派系间的互斗。
在此以前，解放军一直只许做壁上观。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泽东下令军队协助反修正主义的革命行动，打倒保守派的反革命分子。情势混乱到连毛也管不住的时候，只有解放军是社会上仅余的一股团结势力，因而渐渐在地方上成为有力量左右局面者。这时候，“主力”部队仍未涉入，地方军队却因为和地方党部的关系密切纠结，不大可能跑去站在革命委员会那边帮着另组新的省政府。接到支持左派反右的命令后，只有四个省分顺利组成革命委员会。
因此，中央文革小组打算扫除省级解放军内部的顽抗分子。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事件证明，地方军队不会成为文革的好帮手了。两名来自北京的中央委员会文革小组大员被戍卫武汉的军队挟持后，北京不得不派下主力部队来控制大局，并且自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下令红卫兵揪斗军中走资派以后，暴乱出现，进而演变成内战。红卫兵派系互斗之际，地方军队也加入混战，而且也有派别。一九六七年九月以后，地方军队司令被批斗的情形渐缓了，派系互斗的风气却有传染性，地方军队和主力军队之间发生了摩擦。北京对这种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下令解放军停止支持任何一派，并且应接受政治教育。然而，到了一九六八年间，主力部队内部也有了派系互斗。这种情况再发展下去，毛泽东将无王牌可打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毛泽东终于解散了红卫兵，指他们没有达成任务，并下令解放军完成在各省内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任务。红卫兵一解散，便被整批赶到乡下，从原来的政治地位高峰堕到谷底。取红卫兵的地位而代之的激烈行动分子叫作“革命造反分子”，行为之残酷可怕不亚于红卫兵。同时，主力部队驻防地点各有调动，以降低派系互斗之压力。结果是，各地革命委员会都由军方人士主导，大多数的党部第一书记部是解放军军官。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六九年四月的文革第四阶段，毛泽东试图重组政府。新领导班子里，五分之二是军人，五分之二是新旧党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只占很小一部分。军方稳占优势，因为新近挤进党政高阶的人质量都太差，能力多不如被红卫兵斗倒的旧人。
文革于一九六九年四月的共党第九次大会时达到高潮。林彪在会中做了政治报告。新的党章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思想与阶级斗争的重要，并且规定党员阶级出身应受限制。新党章比旧的短很多，除了把党组织挤到暗处，还宣布“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一千五百名与会代表中，三分之二是身着军服的，军人在新的中央委员会中代表比例占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五六年只占百分之十九）。此外，一般民众代表之中的激进青年学生不多，其中三分之二是省级单位人员。中委会里绝大多数委员是新人，但平均年龄却在六十岁上下。这次的中委会不但军人气息比以前的浓，而且教育程度比以前的低，办理外交事务的条件也不如以前了。
外交
文革时期的外交和内政一样，都受没头没脑的狂热运动的负面影响。文革不但对一切旧的事物怀有敌意，而且仇恨所有外国事物。其反知识分子心理和恐外症是并发的。一九六五年，周恩来以亲善大使身分访问亚、非洲各国，中共扩大外援的政策渐渐把革命狂热和谍报活动混而为一。原定要在阿尔及尔成立“第三世界国家会议”——将苏联排除在外，结果却一败涂地。此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变又失败，几乎被印度尼西亚政府完全消灭。这些败绩使中共在文革时期的外交上收敛很多。
即便如此，红卫兵的横冲直撞还是伤害了中共的外交关系。一九六七年六月红卫兵占领外交部以后，有系统地烧毁文件档案，使外交关系完全无法衔接。外交部长陈毅被迫数度在几千名学生的叫骂下自我批判，批斗大会的主席即是周恩来。外交政策只得透过周恩来的办公处进行。
红卫兵的全面进行革命的精神扩散到外交方面后，中共驻外使馆就变成驻在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思想鼓吹与煽动的中心。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间，中共这种激情外交导致与数国中断邦交，所有驻外大使都被召回——仅一名例外，外贸额也下降了。在国内，红卫兵冲入苏联和英国大使馆，放火把英国大使馆烧了，后来又对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如法炮制。开群众大会声讨邦交国实在是很笨的外交手法。
文革带来的一项重要转变，是中共对美、苏的关系。美国在越南的陆空战力于一九六五年升高之际，美国与中共都采取了避免正面冲突的措施。前文也提过，美军在可能与中共再开战之前戛然煞住。美国明白承诺，将尽力避免让飞机侵入中共领空。中共与紧挨着中国边境作战的美国开战的威胁由是而降低。
中苏的关系却出现相反的转变。中苏共党于一九六〇年拆伙以后，各据一方互相谴责，双方关系持续恶化。长达六千余公里的共同边界上开始发生事端，苏联因此加强了驻守兵力。苏联红军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占领捷克的时候，提出了布里兹涅夫（Brezhnev）的信条——共党政权一旦确立就不允许被颠覆。此话听在中共耳里却带着侵略性。北韩与苏联热烈合作时，中共与北韩的关系随即恶化。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中共的一支狙击武力登上乌苏里江一个主权仍有争议的岛。苏联边界巡逻兵寡不敌众而败，事后却施以强硬报复，而且不只在此一地。以后的一、两年内，中苏边界多处爆发事端，中共受到很大压力。一九六九年底中苏关系趋恶之时，中共却开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美国起初对文革的印象乃是文革宣传的反映，一般多认为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保存平等主义价值观、避免官僚主义和国家主权主义而做的努力。后来，红卫兵的胡作非为、虐待知识分子的消息渐渐传出去，才露出专制领导下极权狂热运动的模样来。尼克松总统和季辛吉国务卿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政策，虽然是共和党右派在主导，仍得放慢脚步。
工业下放与第三前线
文革虽然在一九六九年四月正式结束，许多恐怖主义式的行为却持续末停。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年间，军方安全人员毫不留情地追查一个“五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