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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龙山文化的无数个新石器时代村庄相当平顺地转入了青铜器时代的夏商都城，我们可以视之为一个单一文化的前后阶段。若是观察工具与武器、陶壶与铜鼎、作物耕种与牲畜驯养、居屋建筑与墓穴、宗教活动与统治制度，也可看出其中文化的同构型与持续性。朝代的更替是经战争而完成的，然而却找不到受外来文化强力入侵的蛛丝马迹。此外，夏、商、周从三个不同的地区跨入历史（见地图6），三者似乎曾经并存。夏商的「更替」是指商继夏之后在华夏地区成为主导的中心。
第二，这些古都遗址证明，王权的基础是陆围的（不近海的）静止的农业，而不是与其它区域间流动的水上贸易。的确，安阳遗址中有海岸来的海贝；新石器时代东亚人有机会也曾航海。台湾北部一处约为公元前四○○○至二五○○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及台湾南部一处公元前二五○○年至公元前四○○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远在距福建省海岸一百六十公里之外的岛上。台湾与大陆既没有相衔接的陆桥，海的深度也未曾改变到足以使古时渡海比今天容易，我们不得不归结说：新石器时代居于海边的人，发展了与新石器时代农耕生产力差不多的航海技术。
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像中东与地中海地区那样旺盛的海上贸易呢？这乃是地理上的偶然造成的：不论从沿岸航行或海上贸易，中国都不易达到古代的东亚其它邦国。中国的水上运输在长江以及山东到东北南部的沿海发展，既然遇不到可打交道的外国，也就没有大规模的海上贸易可言了。
中央权威的兴起
仰韶与龙山陶器在华北平原、黄河流域、长江下游的七、八个遗址的残留，显示地区文化的变异。这些新石器时代的农村之间接触增多之际，亲属关系网与结盟关系制造了机会，使中央都城能够进行更大范围的统治。从后来的情形看，似乎是大部落宗族分出的家族支系各自建立了有围墙的城邑。商代甲骨就记了总共约一千个城邑的名称。以一位族长为首的宗族，可以藉通婚与其它围墙城邑的其它宗族建立关系。家族支系也可迁到新据点另建新城邑。繁复的上下位主从关系也从而产生。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期将结束时，利用黄铜与华北各地采出的锡旷来制青铜的行为，与夏商两朝初有在广大地区内的中央政府同时发生。青铜冶炼也许是顺应仰韶及龙山塑陶技术而生的，可能是在塑烧过程或制造小刀之类的黄铜器物时，自然而然向前跨出的一步。姑不论冶炼青铜的技术是本上发展的或是外来的（或两者均是），生产青铜的一项重要事实是：唯有强大的权威可以确保采矿进行。以十九世纪的例子为准，当时的采矿需用人工、矿工趴跪在坑内，在狭小而无通风口的隧道内拖动装矿沙的滑橇。这是奴隶或囚犯才肯做的事。再看用多块陶范铸铜器的过程，必须有上百名工匠才能调配处理熔融的金属。青铜礼器的制作因而隐含了多种意义——第一，王权与表彰王权的各式仪礼密切相关；第二，王权能够指派人力去办采矿与冶炼的沉重工作。
我们知道，夏商帝王都利用繁琐而戏剧化的仪礼来确立其统治权。尤其是祭鬼仪式中，巫者或帝王本人会与先王阴灵沟通，祈求其庇佑指点。在此类仪式中，巫者尚需藉助于某种与先祖有图腾关系的动物。商代礼器上因而有动物图案之呈现，常见的如铸有饕餮兽面纹者（后来美洲印地安人的图腾柱与此异曲同工）。地方上的统治者借着实施祖先崇拜的宗教，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有些地方统治者进而管辖到其它城邑群，于是一群城镇与另一群城邑相争，一个地区与另一地区相争，终至某个地方兴起一个居支配地位的王朝。
王朝政府在进行扩权的时候，会将仍然停留在前青铜时代的新石器阶段的小区包围，这时候青铜武器便大有帮助了。我们也知道，商代晚期在大约公元前一二○○年以后，曾于征讨之时使用双马拉的战车。这种战车自大约公元前一五○○年就是西亚征服者的有效战力，战车的观念无疑是经中亚细亚传来的。伴随着的还有步兵的矛与箭。因为战车要配备三人——中间是驾车者，左右为戟兵与弓箭手。青铜装备使战车能够南征北伐。同一宗系聚居的家族似乎曾各自形成军事单元。曾有记载指上千军士就俘虏了上千敌人，被俘者之中可能有上百人被当作祭祀牲品。帝王虽然自称是以才德服人，但军事力量帮的忙也不小。
除了征战之外，夏商也借着建立新城邑来扩大自己的疆域。城邑并不是因为贸易或个人家庭迁徙而无事先计划就形成的，都是由地方统治者计划后斥建的。通常是君王下令在某个要开辟农田的新区域建新城，然后选中某城的人去完成任务。《诗经》〈大雅〉有一段描述建邑过程的记载，与美国拓荒时期筑谷仓的味况颇相似：
……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主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梂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总括来说，做为扩张行为之因素的征战与贸易，其重要性似乎不如帝王在祈求祖宗与自然神力的仪式祭拜中那种高于一切的地位。也许和法国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早期的国王相似，如凯特利（David Keightley）所说，远征跋涉显示世袭政体的国家尚未充分官僚化，政府施行的仍较属于神权政治而不够世俗化。
西周
周灭商以后，中国的国家政府终于出现。在此方面，青铜器的铭文与新近出土的周代甲骨提供的考古证据，契合了有关古代地名人物的文学记录，以及经典古籍中早已有的史迹记载。
周人初兴时的人数不多，与北方游牧民族以及西边的羌人频有往来，很早就学会与不同文化的人共容。周人以渭水流域为根据地，逐渐茁壮后成为商的诸侯。终于强大至能够于公元前一○四○年在交战时将商击败。当时商周双方都动员了七、八百个「小国」的兵力。周克商之后，在长安（西安）建新都，令殷商大族迁徙并主管建筑事务，又在仪礼与政府制度方面运用商的章法。另有一些殷商家族被迁往西边去繁衍开发。许倬云与林杜夫（Katheryn Linduff）认为，殷商遗族曾与周的统治阶级合并。
周兵攻克东部的平原后，再击败西北游牧民族，向南攻入汉水长江流域，向东南沿淮河推进，势力更加扩张。周的统治奠立于封建的基础，分封了周的姬氏子孙分治五十多个诸侯国。周的分封仪式是含契约性质的详尽的权威委托行为。天子除了要赏赐具象征意义的器物，还要「授民」。被「授」的臣民比天子授的「土」更为重要，诸侯带了这整批家族的臣民到了封地上，加上封地上原来居住的人民，可以成立一个诸侯国。
周延续商的办法，用宗族为政治统理的基本原则。并且以政权得自天命之说为巩固王权的新力量。商王敬拜先公先王，求祖宗庇佑指点。周人却称天下得自更为广大而无个人性的「天」，而周之所以得「天命」，是因为有德。这种理论断言君王应具有为全民表率的至高道德力量。西方统治者登位凭依的君权神圣说，理由只在他有先王之子的身分。中国的天命说却为当权者立下了道德标准。
周的中央权势扩张行动包括同化向周称臣的各方子民，凡有关中国文字系统、仪礼、行政体制之推广，都是不可轻忽的。中原文化乃是主流。「中原」指的是商周统辖时代的核心区，其周边外围都属异族，包括北边、东北、西南的半游牧民族以及南方的部落。从四方异族的名称不是汉字而是音译可知，夷狄文化与中土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经联姻、同化、官僚政治施行，继商周之后取得支配地位的诸侯渐渐兴起。这些诸侯国承继了多种文化的融和遗产，在战国时期（约始于公元前四○○年）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
新考古记录之含意
考古资料显现的古中国文化的同构型，与古中东人种、立国、文化之变化多端，呈鲜明的对比。自公元前三○○○年起，埃及人、苏美人（Sumerians）、闪族人（Semites）、阿卡得人（Akkadians）、亚摩利人（Amorites，受巴比伦王汉摩拉比统治）、亚述人（Assyrians）、腓尼基人（Phoenicians）、西台人（Hittites）、米堤亚人（Medcs）、波斯人（Persians）等等，在中东连绵不绝的战争政争中互相较劲，留下激烈多元政治的记录。尼罗河、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谷各农业区都有灌溉系统，贸易与航海一同兴旺。各种语言、文字、宗教欣欣向荣。这与古中国实有天壤之别。
此外，中东的工技发展在多方面早于中国。彩陶、青铜之使用、马拉的战车，以及后来的铁器，在中东出现的时间都比中国早。此种先后之别固然显示这些都是中东传入中国的。但古中国与中东究竟有何关系，现在仍不清楚而有争议。我们倒很清楚有些事物并没有从中东传入中国。例如，尽管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有灌溉网的实例在先，黄河流域华北平原上起初并未照做。夏商时期的中国人未曾使用金属的农具，也未使用耕畜和犁。马拉的双轮战车于商代晚期被用为贵族的交通工具和作战主力，但是，西方历史学者直至最近以前所持的假说——是在遭受西北大草原戎狄马战车侵略后才开始用它，却没有证据可循。
南方传入中原的影响也是相当模糊的。例如，青铜冶炼术似乎于公元前三○○○年以前始于泰国，与中国青铜有无关系却不确知。整体而论，中东史前文化之间相互广泛交通的证据，并不能作为有无向中国流传的依据。每个重要文化都是当地的成就，但文化难以孤立。我们不妨归结说：西亚方面确实有重要的影响「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