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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在国际共党中至高地位的溢美之词，甚至说了连苏联都觉得言之过早的话——苏联人造卫星环绕地球是“东风压倒西风”已证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者来日无多了。这时候中苏之间有许多科技交换协议存在，包括协助制造核子弹在内，中国工业发展持续有近万名苏联专家帮忙。
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公开批评大跃进的时候，双方关系就开始有了裂痕。赫氏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先后访北京，和毛泽东处得都不大好。苏联这位领导人认为，中国领导人是浪漫的线路偏差者，对他的见解不敢恭维。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宣称，人民公社制将可使中国比苏联先走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很令赫鲁晓夫恼怒。毛于一九五八年计划炮轰金门的时候对赫氏只字末提，因为毛认为这是家务事，更使赫氏怒不可遏。毛的说法忽略了一项事实，美国之与台湾结盟正如中共与苏联结盟，毛所谓的纯属内战，其实可能引发美苏两大超强对峙，进而导致核战。
此时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的协商正进行到“戴维营阶段”。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中，美国与中共可能发生战争。苏联表明不支持中共，随后又食言，把原于弹交给中共。到了六〇年代中期，赫鲁晓夫突然把派在中国的苏联技术专家撤回，而且把蓝图也一并带走了。中共不久就对苏联共党发出意识形态炮轰，抨击苏联修正主义，苏共也照样回敬。到一九六三年，中苏共党的争执公诸全世界了，双方互指对方背叛了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
大跃进的社会运动意义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之得以实现，是因为有地方干部多少年坚决而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好几百万人，不论男女，都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兼操纵人。有的是党员，也有的等着入党，都有野心要实现革命，并且跟着革命往上爬。他们凭着能够对革命的机会有所响应，因而从农村群众之中脱颖而出。就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看，他们大致与帝制时代与民国初年的下层士大夫阶级相似，旧士大夫的下层分子听命于地主士绅，替不在本乡的地主收帐，也有的是地方小吏、帮会或农民组织的头目、军人等，都居于可以对百姓收税、征役、调度、施压的地位。清朝末年以后，下层士大夫阶级变成了地头蛇，与上层已无瓜葛，而上层士大夫多已迁入城市。
共党推动的土改，从头到尾是一个以党干部取代旧士大夫阶级下层残余的过程。党干部的活力代表新的政权，但是就结构而言，他们穿透村民生活的程度更甚，而且有党的权威为后盾。旧士大夫阶级下层分子在地方上的出现，多少是自发而自主的，共党干部的地位却是凭着代表更高层权威得来的。
这一批乡下激进分子被造就出来而且爬到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后，当然希望有事可做，而且愿意超额地做。大跃进发动以后便煞不住，正是因为党干部一旦重组了村民就不肯停了。共党的“解放”运动，事实上是制造了一个想要一直解放下去的新阶级。
五〇年代末与六〇年代初的中共是一个年轻人的国家。这些年轻人完全摆脱了过去，卖力地争取好机会好职位。除了自私牟利之外，当然也可能有其它动机。农民生活的旧梏桎排除、教育与组织普及、人人机会均等的信条，使许多农民青年有为伟大主义效劳牺牲之心。
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会发现大跃进是往昔大规模公共建设的现代版。明代的重修万里长城工程，和抗战时期成都修筑美式B29轰炸机起降机场一样，都是征召乡村劳力完成的。通常是先召村长来，指示他找多少多少人到某个工作地点工作一段时间，也许是十天吧。于是，村民们就自备食物来
了，在工地架起可供歇眠的席棚。他们分工合作，分配到的工作完成后，再整队回家。村民服劳役的形态各有不同，但是这种挑担子运土、以人力采石的功夫都集合成为光辉的业绩。大跃进时期修堤筑坝开渠的成就，与安阳和郑州的历史古都的建筑是异曲同工的。动用如此浩大的人力乃是统治者的特权，毛泽东用它自是理所当然。
农民被组成生产大队和公社而生活，也并不全是毛泽东的发明。大跃进应该可以和北魏、宋朝、明初等时代的农业改革相比。特别是在政府力量侵入农村方面。我们仍要多看中国的悠久历史，才能真正认识现代的中国。
六〇年代初期的一阵经济恢复之后，中共的下一革命阶段又转为向内。的确，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之争是在解放军快速而漂亮的胜战之后结束的。但是，中苏争执愈趋激烈后，中共企图拉拢非、亚两洲的第三世界国家一同反对苏联，却遭到挫折。周恩来游访非洲各国只是徒劳一场。这时候，美国以庞大军力介入越战了。但是为避免韩战式的中美冲突再演，美国承诺不入侵北越。毛泽东在外交上诸事不顺，却可以感觉出这是再次大举改造中国人民的时机。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
起因
毛泽东的最后十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病亡——经历的这一场国内政治斗争，震撼了中国、令外界世人惊愕，也造成可怕的破坏。中共的“迷失的二十年”是以一九五七年整倒无数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开始的，现在以此做为闭幕终曲，确实毫不逊色。这一场大灾祸直接牵涉的人就在一亿左右，现有已经说出来写出来的资料要算是其“完整历史”，还差得太远。
美国人若想理解文化大革命，应当先想象在一位“伟大领袖”与党的专政统治下的社会，这个社会之受统治，只因为其人民在政治上是被动的，对权威是顺从的。这些人没有人权，因为他们被教导，主张人权（依法应享的）是自私而反社会的，所以是可耻的。而且主张人权是要受严厉惩罚的。这种现象种因于中国乡村的家庭生活，教人以守本分服从长上来维持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在这儿生了根，其深远影响至今犹新。
我们理解文革的起点，是要认清此刻的毛泽东已经养成行使古时皇帝某些特权的习惯了。他为什么几乎把自己建起来的党毁掉？为什么使革命事业濒于灭绝？这么复杂的问题，必须从好几方面来析解。
起初，毛泽东因为厌恶城市官僚主义，打定主意要乡村成为中共革命的最大受惠者。他久居农村的经验使他很清楚中国农民为什么过不到好日子。然而，即使他怀着“解放”农民的理想，一旦得了势，还是觉得利用农民建立一个共党领导控制的中国比较重要。
后来，毛渐渐不放心那些似乎非有不可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及其中的层层官员干部，因为他们似乎又登上了帝制时代地方士绅的地位。毛恐怕统治阶级欺压村民的事会重演。事实上，由于现代社会需要专人式的管理，中国统治阶级又革除不掉营私舞弊的习性，毛的心态不能算是杞人忧天。
六〇年代初引起毛泽东不放心的更迫切原因是，共党高层普遍而持续不断对毛的政策作为表示不满。在一个标榜团结和谐的国家政府里，不同派系的领袖不可以直接指名相互批评，以免造成不识大体、存心惹麻烦的印象。因此，中国的领袖自古以来就养着一批官用知识分于，构成其派系的外围喉舌。民国以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大多被共党当作右派分子清算掉了。他们原来的作家、主编、记者报人等地位，已经换上了一批年轻人。这些新人和政治领导人同路，以党内知识分子的身分发表社论、评议、剧本，以表达其立场。六〇年代初，一群颇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代表共党高层班子，用寓言、引经据典、借古讽今等间接手法，批评大跃进以及毛的各种群众动员策略的不是。有的人甚至质疑毛于一九四二年说的一句话——一切文学应当直接为革命服务。批评意见主要都是从北京发出，而此时此京党委会的头号人物乃是彭真。
本来就唯恐中国人民革命步入歧途的毛泽东，看见苏联的情形，忧虑更加重了。苏联有“修正主义”在作祟，不再对人民及其集体组织有一视同仁的关注，反之，让一群享有特权、集中于都市、受过专精教育的人渐渐形成新的上层阶级，他们也和一般民众一样，随时受强大的秘密警察系统监视。西方对苏联的党独裁一般口碑不错，难怪毛要紧张。总而言之，他个人的动机是要把和自己想法相同的追随者推上权利高位，夺回共党的掌控权。
毛泽东轰倒彭德怀之后，国防部长一职就由另一位帅林彪接任。当权后的林彪推动了军中的政治化，编纂了“小红书”——毛语录——以便进行思想灌输，并且证明自己乐意在争议发展中与毛同进退。不久，他就取消军官分阶制，恢复政委系统，把彭德怀代表的职业军人降了一格。“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似乎又表示军方的政治化足以为整个社会的楷模。这么做，也违背了共党一向以军服从党的先例。
文革名义上只进行了三年——一九六六年初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但许多人都指出，文革式的活动其实持续了整整十年，到一九七六年才结束。我们且从毛泽东本人讲起。
毛泽东的目标和资源
外人必须发挥一番想象力才能够理解毛泽东其人。首先要认清他至尊地位的本质。毛有两个生涯，一是造反头子，另一个是现代版的皇帝。他已经得到了后者的权势，显然却仍保留着前者的形象不改。由于权威在中国是由上而下的——即便走群众路线也是如此，共党一旦当权，其领导人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不但是一般人民膜拜的对象，而且在党组织之内也是高高在其它人之上的。中国共产党内部靠毛泽东促成的部分太多，简直可以说党就是他创造的。如果他要改革党，那也是他的特权。我们非得把他看成一朝的皇帝，才有可能想象，素来被训练得忠心不贰的共党领导班子为什么顺着毛的意，让毛把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全部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