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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期望其追随者表现绝对的忠诚，优先程度要和子女对父母的孝心一样。如果说毛泽东因为对知识分子信任落空而感到失了颜面，根本还未搔到他的动机的表皮。从一九五七年起，毛就一直与知识分于势不两立，鄙夷地指他们只是玩弄文字的人，又有些恐惧地视他们为不听管柬的人。这种态度使他说出许多言过其实的荒诞之语，例如，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人，所有伟大的知识性成就都是教育程度较低的青年做出来的，崇拜科技是一种迷信。如此一来，他退回了当初发迹的根源，也就是，中国黎民百姓是智慧的泉源，也是未来的希望。
第十九章
大跃进（一九五八——一九六〇）
背景因素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问，有大约两、三千万人因为中国共产党施行的政策而死于营养不良与饥馑。这是人世最大的浩劫之一。“大跃进”虽然直接归因于毛主席，却也表达了几百万人的热情。大错是怎么铸成的？
我们寻找因素时，先从中国遗产的某些残余开始看。第一，政府当局对于乡村百姓有毫无争议的控制权威。中国社会的阶级二分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经理人与生产者，此刻可以在共党领导人手上作空前密集的发挥。他们在延安已经发展成功打动人心的方法，一旦制定了斯大林主义的控制经济体系，就可以真正把农民差遣得团团转了。
中央的所有指令都得靠地方来实行。按中国固有惯例，地方的士气和效忠度都是施政成果的重要决定因素。共党的激进分子现在大致已经承继了帝制时代下层士大夫的地方领导地位，可以重新伸张官僚主义的旧风，也就是以博得上司称许为取向，顾不到服务人民了。士气高昂的时候，地方行政主管可能争先恐后地向上报告实行中央指令的成果有多么好。除了过度乐观的虚报数字之外，他们也会逼迫人民去制造成果。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农业集体化曾经有比预想超前很多的成绩，后来真相大白，才知道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得太快，根本没有运作的能力。
另一个固有因素是潜在的，即是，中国农民太温顺，惯于遵从权威命令，原因是权威代表维系农民生计的和平与秩序。共党领导人的幻想可以传授给一般百姓，因为五〇年代初的共党和中国人民都觉得，彼此在建设国家的共同目标下是联合一体的。人民都信任毛主席。由于党干部——农民出身的与日俱增——都巴不得赶快实行指令，走向乌托邦与幻想的这扇门就打开了。地方对党中央的忠心，加上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制造了集体歇斯底里症，使大跃进时期的人民不眠不休地工作，而且是不按常规工作。
大跃进的冲动，来自共党认清苏联式工业发展不适合中国后的惊惶失措。一九五〇年的中国人口，是二〇年代苏联人口的四倍，中国的生活水平却只赶上苏联的一半。农业全面集体化以后，农产量并没有显着增加。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问，乡村人口增加了约百分之九，城市人口成长额是百分之三十，这期间的政府收粮却几乎毫无增加，同时却得开始以农产品偿还苏联贷款。课征农业税来建设工业的苏联策略，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此外，农村人口往都市迁移的速度超过工业化的速度，造成都市失业率增加，而人口稠密的乡村又有就业不足和大材小用的情形。第一个五年计划达到了预期的成果，但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如果依样画葫芦做下去，却会招致祸殃。
经济学家面临这个困境时，对策不是大跃进，而是减缓最高达到百分之四十八的重工业投资，并且把一部分资金转投制造消费品的轻工业。可买的消费品充裕了，农民也就会有较高的生产意愿。按这个办法，中央政府各部要扮演吃重角色，专长技能的分量也要重于狂热干劲。这样做的实效是完成农业改革，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开发成功的例子也都是先进行农业改革，然后才是工业化。
但是这种慢法子与毛泽东的思考架构不合。他先让同僚们相信，大规模组织乡村劳动力可以使乡村改头换面，也可以增加农产量，只要能再度发挥当初使共党头子成功的那种革命决心。可以承诺经济上会有好转，但是个人工作的物质奖励却要减少，这方面的不足可以用意识型态上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理念来取代。毛的这个策略，对农民心理作了很夸大的而且很没把握的假定。
整个运动做起来和游击队打仗差不多，而且确实用了不少军事术语。这一回的运动机器瞄准经济改变，要同时发展农业和工业。这是二元战术，亦即毛泽东说的“两条腿走路”。群众动员要好好利用以前从未充分运用的农村劳力：首先，要以密集劳力修建灌溉系统和防洪设备、开垦荒地；其次，利用更多人手栽种、除草、耕作，以提高每一土地单位的产量；第三，利用就地取材的原料和设备来扩充本地小型工业，以生产消费用品与农具。在此同时，新式工业经济体系要生产出口物品，以换取外国的资本货物，或投资厂房建设。
因为经济专家已经和其它知识分子一样，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斗倒了，满腔群众路线热情的人就想象只凭动员群众来发挥生产能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九五七年底就全面下放经济主管人员。许多事业单位下放到县的层级，甚至货币管理也不例外。中央统计局解散了，和经济计划职责一起地方化了。大跃进的那些野心过高的目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中定下的，定目标的人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瞧不起经济学家的、被竞争心激发的、热烈忠于党理念的干部们。
一九五八年的日以继夜劳动发作起来以后，中国的面目都变了。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总动员，努力建新道路、工厂、城市、堤堰、水坝，开湖泊、造林、垦荒。在国外宣传得最响的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发动的“土法炼钢”。据报告，七月底建好的炼钢炉约有三至五万个，八月的数目是十九万，九月底七十万，十月到达一百万；投入炼钢的人有一亿。不幸的是，虽然有不少人解决了冶金学的实际问题，这样大忙一场的成品大半是不能使用的。大跃进把小型工业带入乡间，运用了技术，完成了人力的空前动员，其直接后果却是一团混乱，而且很不经济。
统计局曾于一九五八年宣称，粮食作物和棉花的产量在一年内几乎增加一倍。中央委员会便以此为根据，定下野心勃勃的目标，要在一九五九年再增产百分之五十。共党领导人变成了自己说的大话的俘虏了。
一九五八年晚期，整队整团荷锄携篮的农人排列成军事队伍，敲着鼓扬着旗向田地前进，要对顽强的大自然开战。不错，用在筑堤堰、开沟渠、修水坝、引水能、垦荒等方面的人力确实有了成绩。到了今天，中国乡间仍可见到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间人们辛苦流汗掘成的湖渠。只要在那种以人力劈的石块筑成的半公里长的坑道（筑于新垦田地之下，藉以渗水而防止冲蚀），就可以明白大跃进使用的人力有多么浩大。但是这一切对于改良技术、开发资源、提高产量的设备而言，没有多大帮助。
下放动员的逻辑进而导向人民公社的开创。依此逻辑，医保、教育、大规模生产、便利设施等现代化的一切好处，都该在中央全权通盘计划下平均分配给每个人。这一次的执拗追求理想，却带来罕见的毁灭性后果。
一九五九——一九六〇的大灾难
一九五八年是丰年，一九五九年的天候却不肯帮忙了。向农田进军要打胜革命之战的农人们，往往收割无望空手而退。但是，各省各县已经报上了庞大的增产统计数字，比加倍还要高。结果是，实际产量下降的时候，政府却持续高额征粮，造成了人为的一级大饥荒。
一九五九年初，大跃进曾经撤退过。后来却因为议论大跃进的成果，撤退又止步了。一九五九年七月，共党领导人在避暑胜地庐山举行了关系重大的会议。曾是延安与韩战高级将领与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现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会中试图向毛泽东报告农民的实际苦况。彭自一开始在湖南就与毛共事，跟随毛有三十年了，毛却把他的言语当作是冲自己来的人身攻击，把彭革了职。
拥护大跃进的一派人——以及带头的毛泽东——采取了反扑，不但继续推动大跃进，并且在庐山会议之后针对批评大跃进的人展开另一次反右斗争。一九五九年的第二次大跃进，使原已恶劣的后果雪上加霜。这一回的最大罪行是，农村征粮数额增加了，村民却因为必须分散劳力去进行公共建设，无法收成作物。有些地区的百姓只有平时维持生存粮食的二分之一，甚而只有五分之一者。
农村大跃进指导员的狂热行为，始终与中央部门的技术性经济观点背道而驰。大跃进延长以后，不分轻重工业，生产都下降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大饥荒，虽不至于像清末华北饥荒那样遍地是饿死者的尸体，每人配得口粮减少导致的营养不良却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体弱易病。到了一九六〇年，农民在挨饿的事实才为人所知，中国已经陷入经济的泥淖。毛主席的弱点暴露出来了，他甚至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经济几乎全然外行。大跃进以毛一手导演的惨败结局落幕收场。
经济灾难发生的同时，政治上也出现不祥的转折。在此以前，政治局的共党领导人一直是每隔几星期或几个月就举行一次讨论会，以研讨通过决策。这种制度的好处是不同的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但做了决定以后每个人都要遵行。然而，毛泽东这一回却把彭德怀发表的政策辩论无端指为人身攻击。毛虽然逞了一时之快，却是得不偿失，从此打开了派系斗争的大门，破坏了共党集体领导的团结。
毛彭失和的起因之一是，彭有心要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技术条件，像苏联的红军那样。毛却在计划发展有游击队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