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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不了中国人民的物质进步。政府的工具手段办理抑制镇压没有问题，在现代世界中担任领导却不敷用了。中国的未来命运，端看政治组织者用人的能力如何，是否能善用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这包括有专长的科学人才，以及对于迫切社会文化问题有创意响应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政治制度是问题的重心。“民主”成为与共党专政的“四个坚持”相对立的口号。控制的经济未能充分满足人民需求，导致试行部分市场经济的策略，其结果有好有坏。
经过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中国共产党发现，一九八九年再要走回头路已经无益。到了一九九一年，各省的发展迅速推进，而且对中央的指令只做表面应付了。
第十八章
确立政府与乡村控制
建立新国家，一九四九——一九五三
在位的统治者与官僚们控制人民，乃是中国朝廷政府维系和平、秩序、繁荣、权威的惯用原则。中国共产党当政以后，为达到有效的控制而用的方法是灌输意识型态，以及利用人民的恐惧与希望交织的心理为自续不断的动机。杀戮的手段只需用到足够维持恐怖的阴影常在即可。
潇洲人于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国以前，先在满洲南部建立王国，又拢络中国的官吏。共党也是如此，打内战的期间就先在华北和东北成立了政府。在理论上策略上都是毫无异议的领导人毛泽东之下，共党领导阶层携手合作，在政治局里进行政策辩论，使中央指令合乎地方实施条件。高级将领如
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等人，都曾和毛泽东及周恩来共事多年。刘少奇、邓小平等建党人，都是延安时代的元老。整个领导阶层是一个经历过试炼而关系密切的团体。
首先，解放军进驻华南西南新近解放的地区（见地图24）。全国划分为六个军事行政区，先由军事委员会治理，至一九五四年才改制。共党普遍认为需要三年时间重建经济动员人民，然后才能够开始社会转型。
第一个决策是，让大部分国民党时代的地方官留任原职。这些保住职位和薪水的人员总共约有二百万人之多，而共产党可以派来接收这些职位的干部顶多不过七十五万人。
第二个决策是遏止通货膨涨，运用的办法包括：（1）接管所有银行业务，控制所有借贷；（2）每项重要货物都建立全国性的交易协会，控制了货物；（3）按消费品市场指数水平发薪资，不再以钞票计薪资，而是用米、面、油、布等基本用品计算，以使民众安心。个人薪资不受通货膨涨影响，从而稳定了商业，物流和通货都均衡下来，通货膨涨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这的确让靠薪水过活的人有了活路。
重建铁路线与恢复轮船航运都不算是多大难题，但是中共在执政才一年的时候就全力投入韩战，当时看来是很冒险的赌博。一九五〇年十月间，中国的“义勇军”以奇袭击败了往中韩疆界鸭绿江挺进的美军。中共派入韩战战场的部队总数超过二百三十万，其中包括中共三分之二的野战集团军、炮兵部队、空军，以及全部的坦克。到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的时候，美军的火力已经造成中共部队重大伤亡。苏联虽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这一场战争严重耗损了中国的资源。可是若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战有益于社会的重新组织。“抗美援朝”的运动形成一种战时的约束力，其效用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是一样的，可以把全国上下迅速严厉地组织起来。
一九四九年以后，都市百姓最初的心境是兴高采烈的，因为人人都对共产党充满信心。战胜的共军是一群乡下青年，有极严格的纪律、有礼貌、肯帮忙，与以前奸掳烧杀的军阀部队，与国府军都截然相反。共党的政府是真心要扫除污垢，不只是扫净阴沟街道，还要清除乞丐、娼妓、瘪三无赖，要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改头换面。共党的新中国将是可使人引以为荣的中国，是能遏止通货膨涨、废除外国特权、消灭鸦片烟和贪污的中国。能够唤起国人成为合群的行动者，积极参与公共建设、推广识字、控制疾病、对地位低下的阶层友善、研究新民主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切都为理想主义而有野心的青年打开新的大门。要到后来，他们才明白，这一片“乐土”是建筑在有系统的控制与操纵的基础之上的。共党组织将逐步穿透社会、制定言行的模范代表、指定思想方式、抑止个人行为偏差。
妇女同样也从男性与家庭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至少理论上是如此。新的婚姻法使妻子与丈夫地位平等，而且可以离婚了。听来像是妇女的好日子来了。也是要等到后来，才可以看出来，妇女解放使女性能从事有薪水的全职工作，但只限于待遇不好的职务。同时却仍要管理家务，没办法节育，而且时常受到男性虐待。因为没有电冰箱，妇女为了购买日用品有永远排不完的队。
早在共党还不能试行大众经济社会生活转型之前，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组成能够担负执行改革重任的行政系统。由于共党干部渗透行政系统之际，商人和国民党留下的官员都稳坐原位不动，现在最紧要的就是先拔掉政府机关里的杂草，使组织一体化。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就是以政府、企业界、党内的官员为靶子。同时期的”五反运动“，则是以原先未受打搅的资本家阶级为攻击目标。利用行贿、逃税、盗用国有资产、在劳工待遇或原料方面作弊诈欺、偷窃政府经济情报等罪名，可以使每个雇主老板挨告受审。此一运动的目标是
要夺取工厂控制权，榨取资本家的资本。许多雇主在恐怖的气氛中遭受清算，有一些成了政府雇员。
这些运动之发生，应归功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新的统一战线，即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只是顾问性质，却是一个包括共党与非共党领导人士的重要舆论工具。政协会于一九四九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主张实行渐进主义。中共政府成立之初的各部首长以非共党人士占大多数，等到共党有了充裕的可用人才以后，就把这种人才总动员的状态排挤掉了。
另一个功臣则是发挥了群众组织功能的群众运动。工人、青年、妇女、专业团都被纳入不同的组织。每个组织都有全国性的管理机构，一有运动上场，就可联络到组织成员。像清算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渐渐形成可以触及都市里每一个人的系统架构。各种运动不但可以挖出可疑分子、不忠分子而予以打倒，也可以发掘有才干的激进人士而吸收他们入党。一九四七年的共党党员人数为二百七十万，到一九五三年增至六百一十万。
都市与现代经济结构中发生这种渐进而零星的、断续而骇人的联合行动，同时在乡村正进行着土地改革运动。土改的目标是要给所有村民阶级地位、打倒地主、让佃农翻身。这种土改运动已于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华北与西南的共区普遍实施过了，要把它推行到江南地区却是艰巨的任务。军事绥靖以后，工作队进入农村，组织农民去攻击地主、消灭地主。这个阶段中，富农可能不会成为攻击目标，而且暂时还是被讨好的对象。但富农的地位往上拉和地主近似，往下拉又与贫农差别不大。土改的公开审判、群众控诉、处死，造成恐怖气氛。各方估计的数字不同，但显然有上百万的人因此丧命。
一九五四年的下一个步骤是制定国家宪法，以此取代临时的共同纲领，也使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出入意料地迅速结束了。这个宪法基本上是以斯大林于一九三六年制定的苏联宪法为蓝本。结果是强化了政务院与其下五十余个部会的权力，政务院成为党的部门，由身兼两边职务的人来负责协调。如周恩来，兼任总理与政治局委员二职——是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不同于苏联宪法的是设有国家主席一职，由毛泽东担任。这个职位与古时皇帝的地位相呼应，而已经启动了的毛泽东崇拜，也是为了配合中国人追求单一权威代表的心理需要。
与苏联相对的是，军事与公安力量都在党的控制之下。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管辖，军委会由毛泽东领导。公安事务由公安部负责，由党控制。换句话说，秘密警察系统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成为一个单独行动的政府阶层，也不是俨然一个独立王国，随便可以威吓人民和政府其它部门。此外，军方也不像蒋介石主持的军事委员会那样自成一个系统，和党、政系统一样有所属部会。
然而，军方基于本质上的不同还是另成一个体系。虽然许多军人也是党员，担任高级军职的政委也大有人在，军方渐渐趋于专业化以后，党政影响力也递减。在军委会之下的军方系统有自己的人事职等，军委会并不受党中央委员会的仔细监督，军委会的政治部也不受中委会宣传部的严密监督。军委会控制好几个机械建设部，有自己的通讯运输系统、机场、港口、工厂、研究机构，而且军方预算不经国务院审核。
于是中国就这样——和蒋介石时期一样，党、政、军由一人总领维系统一局面。安德鲁鲁·纳森（Andrew Nathan）指出，能够直接向毛泽东的地位挑战的人，只有地位仅次于毛的军委会主脑（彭德怀与林彪）。不过，一九五四年间的大权仍握于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手。
依照垂直统治的原则，中央各部控制下级政府中的从属机构。水平的协调则由各级政府自理，假使能协调成功的话。另外也按苏联模式，设置省级以及省以下各级的一系列人民代表大会。每一级大会的代表，都是由其上一级的大会提出单一候选人名单而选出来的。故代表们是对上级负责的，不甚需要对下级负责。各级大会的最上层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会议，以听取报告、决定政策。非中共党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