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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府在战场上表现之差，与后方的管理不善是一般无二的。问题从经济开始。通货膨涨跟着纸钞发行量猛升不止。沿海大城从日军手中接收过来以后，资产多被侵吞，少有投资企业的意图。消费用品始终不敷需求。“自由中国”地区的工业生产既已中止，光复地区的都市接过相当多的工业发展担子，以避免造成大量失业。手上有超估价值国府通货的人，按不公平的兑换率收购日军占领区发行的通货，大捞了一笔。乡间许多地方都是饥贫交迫与投机牟利齐头并进，国府军队回到这些被解救的沦陷省分——也许用”解救“已不恰当，反而将征税需索变本加厉了。
除了经济之外，国民政府对待百姓之失策，更是立刻就激起民怨。日本刚投降，国府就利用日本人及日本操纵的中国军队去打共军。在人人高呼和平期望和平的时候，让中国人去打中国人，全然与民意背道而驰。原来在占领区跟日本人合作的人，在日据时期有其功用，而且这些人也在盼望光复接收，不料都被国府视为通敌汉奸而不予抚慰。同样的，占领区内的学生和教职员也都遭到申诫，必须接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思想改造。这样做无非是认为经历日本人统治的学生有罪，就动员学生对国府的向心力而言，是适得其反。此外，政府对百姓施以重税，同时却任由投机奸商和做官的人逍遥于税责之外。这等于是让公职人员假公济私的最恶劣形态的“官僚资本主义”（bureaucratic capitalism）。
国府的另一失策是，对民众的反内战和平运动不理不睬或是施以镇压。这些行动普遍存在，而且是真心诚意的，并不是如国府指称的全是共党的阴谋。学界人士希望政府把作战的行为转向民间发展，要求国府不要再藉美国之助扩大内战。政府以强力镇压学生，导致学生走向与政府敌对的立场，正如笨拙的经济政策促使都市中产阶级与企业界也对政府不表友善。
就是这样，国民政府丧失了民心，而且看来似乎比共产党更像存心挑起内战的一方。显然国府已经变得高度军事化，以至于只想到要用军事方法来解决内战问题，却未顾及政府为百姓服务的职责。自由派中国人批评国民党政府时，指其任由共产党渐渐壮大成为一个比较能得民心的政权。国民党得自有钱人的支持力，也在一九四八年实施货币改革时化为乌有。按此政策，任何人持有的银元硬币与外币一律强制兑换新发行的“金元券”，藉以稳定物价并遏止通货膨涨。然而，半年之内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倍。有钱人上了一次大当。国民党把统治国家的机会全都糟蹋了，此时正在全力演出中国历史上“末代昏君”应扮演的角色。自由中国地区内一般受过现代思想熏陶的自由派领袖们并没有投共，而是对国民党心灰意冷了。
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以后的势力巩固，先从华北乡村的农民展开。自一九三七年统一战线开始时就搁下的土地改革，现在又成为共党政府的积极方针。土改的意思是，将地主与地方富绅的经济社会影响力剥夺、抵除、消灭，同时提高乡村贫农中激进分子的地位，藉共党的扶植使他们成为操控大权的人。富农消除或变穷之后，共党才可领导更进一步的改革。这种群众行动的目的是，维系华北各地乡村对共军的支持。
国府攻击与共党反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国府的战略与日本当初侵略中国时的攻势类似。国共三年相争的头一年将结束时，国军控制了所有的大城市和铁路线，而且火力仍远优于共军。共军却撤退了，不肯决战，也藉此避免伤亡。因此，共军用典型的游击战略，使国军把战线拉得太过长远。共军只在握有绝对武力优势时才肯和国军一战。
国府控制住延安与共党临时首都张家口后，乘胜追击逃亡在陕北的共党领袖。江苏北部和东北主要战场中国的县治所在，大都重回国府控制之下。共党未料到国军会捣毁其基地区而进占乡下。苏北共区基地被破坏之后，被逐的地主返乡，对原来在共军羽翼下的百姓施以或杀或虐的报复手段。
东北之战的共军统帅是机动战能手林彪。一九四七年间，林彪队伍撤退过了松花江以后，却十几度过江发动奇袭，将国军切得零零碎碎，使野战部队变成驻守在各个城市里的孤军。
史蒂芬·李文（Steven Levine，1987）的研究指出，共党大致按照在华北的模式，藉动员乡下百姓而赢得东北。有狂热干劲的华北共党干部，一旦渗透进入东北，就实行了地方生产整顿、乡村思想灌输、土地改革、新干部思想改造、征募军队和百姓团结加入爱国之战。在强迫征召之外配合运用社会操纵策动技术，成绩十分可观。东北人早巳不堪日本人统治欺凌，听了共党的民族主义与社会改革口号，便欣然响应支持。
国民政府照例又助了共党一臂之力。从南方来的国民党对东北的领袖是不放心的。东北原是军阀张作霖父于俩统治的，之后又被日本占领十五年。因此，国府来接收的时候，带了自己的人来主持东北政权。共党却迎合东北本地领导阶层的意愿，动员东北人抵抗华南来的闯入者。国府不重用东北人之余，还纵容外来的人在东北作威作福，大大丧失东北民心。结果，国府军遭受到以前困扰日本兵的一切难题：亲共的民众不肯透露当地的情报、队伍被重装备拖得行动迟缓、行军太慢而躲不掉伏击与零星的侧翼攻击。此外，国军在与百姓培养感情、夜间作战、迅速移防的方面，都不如共军那么训练有素。
共党于一九四七年中开始反攻之后，其武力不但很快就攻占山东，而且夺回了黄河与长江之间的一片地区，西避有平汉铁路，东边是北宁铁路。这个战略要势足以威胁整个长江流域。此一大势转变，更有利于共党抢夺美式装备，并吸收投降部队为新的共军力量。
国府方面，蒋介石不肯在还来得及撤军的时候撤出各大城市，以至于最精良部队被包围、孤立，继而带着全部装备一起投降。共军由于战术战略都高一筹，不但今国府军队无力抵挡，而且令国军士气尽丧。一九四九年一月共军包围北京，国军的指挥官索性率全军投降，后来还在新政权中取得要职。
毛泽东进入北京的时候，共军在美制装甲车前导下乘着美国卡车一同进城。美国给蒋介石硬件军援之外，也有专业军事顾问随行。但蒋只要了前者，却不接受后者。美国顾问主张战线不要拉得过长，蒋却这么做了。顾问们主张派飞机坦克上场，不要只摆着做强大火力的象征，这个策略蒋也没有运用成功。顾问们劝委员长让各地指挥官自行决定战术，委员长却始终亲自下命令指挥师以上的各级行动。
内战必是在乡间进行，共党因而占尽地利人和，在情报和后勤上都居优势。因此，一九四九年在南京以北的淮海地区之战（徐蚌会战），国府保留为最后决战实力的装甲部队被包围在深沟之内动弹不得，这些深沟都是邓小平等领导指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挖掘成功的。
美国人投资了大量军事训练、装备、补给，看到这种后果甚感不快。幸好马歇尔将军先前曾在重庆和南京进行调处，花过一年时间来防阻内战，所以很清楚真相。一九四七年他以国务卿的身分返回美国，拦住了美国的行动，才不致把干预中国变乱演变成威力比越战还大的战争。美国的补给持续送到，但是派至华北抵挡苏联的美国陆战队却撤离了。共党后来战胜，用的是投降的日军缴给苏联的武器，以及国府军队投降时缴的美国供应的武器。到了一九四九年，没人能再否认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征服了中国。
研究历史的人评估国民党在中国的成败得失，采用了大量由中国自由派人士发表的批评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言论。共党宣传人员千方百计要赢取自由派人士支持，因此不放过国民党的任何腐化行为与侵犯人权之事。事实上，当时的国民党虽然在用两条腿走，却是左右脚各走各的方向；一边前进，一边反动。因此，国民党有什么坏事，都会被半独立的新闻界和有时不被检查的外国记者宣扬出去。至于秘密警察系统，由于并没有全权，常常只是给他们自己帮倒忙。虽然蒋介石下面有积极主张极权主义的人，他们却不能像后来上台的中共极权主义控制得那么严密。所以，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的形象源于极不相同的资料根据，实在是不能做比较的。例如，中共处死的人数有多少，当时的局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现在回顾当时的蒋介石，大家都肯定他的扎实外交成就。在一九三〇年代初，他藉谈判退让拖延了日本的侵略行动，同时又取得纳粹德国之助来建设军事与工业。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他争取苏联军援以抵抗日本。一九四〇年代，他让新疆脱离苏联势力，同时取得美国依“租借法”的补给。而且，如柯伟林（William Kirby）提醒我们的，他迫使莫斯科“以对待一个‘强国’的态度支持中国”。蒋介石在历史上的评价，还要随着台湾的中华民国一同上升。
日本殖民地的台湾
中国的各个省分之中，台湾因为曾受日本统治五十年（一八九五——一九四五）而与众不同。东北虽曾被日本人占领，但仅十四年（一九三一——一九四五），而且是藉傀儡的满洲国间接统治。此外，台湾最初的居民是马来波利尼西亚的（MalayoPolynesian）的原住民（一八九五年的总人口数为十二万）。十六世纪末叶以后才有汉族人移民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