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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借用的的第一步即是要把关键用语翻成中文。马克思的宇宙大戏的主要演员proletariate，在西方思维中必定与都市生活相关，尤其是十九世纪初期西欧工业化的工厂劳工的恶劣生活环境。然而，这个字的中译却是“无产阶级”，意思即是：没有财产的阶级。也就是指很穷的人们，不限都市的或乡间的。以中国而论，当然主要是指乡间的。结果，欧洲的的的proletariate到了中国就变成贫农或没有地产的劳动者。就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意思仍符合莫斯科马克思主义者的用意，他们把信条传播给中国学生和一般百姓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微妙的差别。
至于“封建”一词，古时候是指秦代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以前战国时代诸侯贵族各据一方的局面。指的只是行政权的分散状态，和土地制度或耕种者的地位扯不上关系。但是若把封建和地主剥削混为一谈——此乃共产党的本意，那么封建制度在中团存在的时间就超过两千年了。因此，马克思就欧洲史做的时代定义不能轻易套用到中国历史上来。如果自公元前二二一年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历史都算“封建”，这个用词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或者只能当贬骂之语了。“无产阶级”和“封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术语中的两个例子，搬到中国来用的时候，显然先得大事修整一下才成。
除了术语中国化的问题，中国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在乡下，也不免使中国的革命运动带有比苏联更浓厚的乡村色彩。在中国，农民必然是主要的革命分子。最后一个促成中国化的因素，是发自文化历史自尊的也是重于一切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也就是说，中国不做外国的跟屁虫，中国人只能接受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历史意识终将破坏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似真性。但是，假定地主阶级的仗势欺人（“封建主义”）有外国来的“帝国主义”剥削者为后盾，以都市为中心而兴起的中国商人阶级形成一个资本主义的“本国的资产阶级”，正合乎毛泽东的目的。但是这个商人资产阶级的“买办”分子被“帝国主义的”剥削者收买了，治本之道即是建立一个国家中央威权，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革命运动就会进入最终的社会主义阶段。换句话说，有得是适用数据可以让马克思主义借着传播其新世界史观信仰把革命继续摘下去。
不过，“中国化”仍是两面作战的事业，因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维持其隶属国际马列主义一分子的资格，不得不使用正统的欧洲口号。也因此故，早先在广州的国民党不能定义为只代表资产阶级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实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能算是代表小资产资本家阶级，反而一直是士农工商四民皆包的多阶级政府，连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都可以纳入其中。后来毛泽东曾说：“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新出生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是中国旧（封建）社会产生的双胞胎，彼此相关却又互相敌对。”按此理，让无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是适当的，这也证明共党为权力而斗争是有理的。在中国，这些都讲得通。在欧洲讲不讲得通倒无关紧要。
毛泽东阐释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先讲马克思主义假设的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封建主义转为资本主义的过渡，然后，再以另一次革命做为资本主义转为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欧洲，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可以一七九〇年代的法国大革命为代表典型。至于社会主义革命，一般多认为只有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成功了。换句话说，热闹的十九世纪史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这个理论搬到中国来该怎么讲呢？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推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时开始，列宁主义者就可以把五四运动视为本国资本主义的一项成就。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未来将由中国共产党来达成，按马列主义来讲中国史的话，中国变成有两千年的封建主义期，却只有四十年的资本主义期。如果以欧洲马克思主义为标准来看，中国的情形实在已经走样了。
整风运动，一九四二——一九四四
毛泽东既已掌权，不但竭力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要使党团结，要维护纪律。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整风运动只以党员为对象，此时的党员数目增加了，但是欠缺“长征”那一代的内聚力。整风的靶子是“主观主义、派系主义、党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以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条主义者为目标．“派系主义”指的是军职与文职、党与非党的、老党员与新党员等等不同立场者之间难免存在的意见分歧。“党的形式主义”则是指只管呼口号却不实际解决问题的作风。其它劣风恶行包括逐渐滋长的官僚主义，以及行政的例行公事化。这些毛病有的可以用下放的方式来整治，即是把人员调到乡下更接近实际问题的地方去。还有一个受抨击的目标，就是从沿海都市到延安来的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
中共与知识分子关系的摩擦起于一个重要因素。以前的帝制时代，读书人以跻身公职为日标。二十世纪的读书人写起文章来却专挑政府的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是脱离做官从公的另一个阶级了。传统的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是政府官员，另一边则是批评政府的人。新式知识分子的习惯作风是谏言告诫，指出当局主政者的不当之处。自从批评国民党最厉的文人鲁迅于一九三六年故世以后，人们就放心大胆地把他推崇为知识分于的完美典范了。
一九四〇年代初，文学应受中国共产党新政府威权支配的话题，在延安成为一个争论重点。加入共党革命运动的各式各样中国自由主义爱国分子，先前总以批评国民党的弊端为己任，这种态度自然也引导他们又来批评共产党内渐渐浮现的弊端。鲁迅的最忠实信徒进入共产党后，就是丝毫不改其发表批评言论作风的。一九四二年初，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文学与艺术的两篇演说，规定了文学为国服务的法则，这当然是指为中共领导的革命目标服务。因此，文学必须带有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风格的乐观活泼，应当避免国民党时期共党擅长的揭短扬恶。
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间毛泽东在延安实行思想改造所用的方法，此后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史上司空见惯的事。思想应该改造的人，首先要受调查，继而被迫坦白，把自己的出身经历都交代清楚，让别人挑出可以批评之处。在一组人研讨批评时，被批者是孤立的，要挨其它每一个人的责骂训诫，使他的自信心动摇。下一步的斗争大会里，被批的人要在一大群——通常是在冷嘲熟讽的——代表集体的人众之前，接受公开指控和羞辱。这种行为之中含有一个重要意义——中国的个人必须获得团体的尊重和权威的赞许，否则不能立足。
压力加重之际，被批者自知摆脱不了过去的自己造成的阴影，就写下剖析自己恶行的自白书，并表示愿意改过自新。如果他被判单独监禁，或是在团体牢房中必须戴着纸的手梏（这纸手梏若弄破了，后果不堪设想），孤立的感觉会使压力更沉重。在人格完全抹煞的情况下，他可以进入最后的重生以及与党修好的阶段了。大家终于接受了他的认错坦白，党也欢迎他重回组织的怀抱了，这时候的他会感到欣喜若狂，甘愿接受党的指导。这种心理过程究竟是否改变了人格，是很难确知的。但可以确知的是，这种极不愉快的经验不会有人愿意再来一次。不论如何，其结果都是使人顺从党的路线。
我们不要忽略了中国人个性的魄力，以为绝对权力与绝对顺从可以行得通。肯挺身而出发表批评的人，多半都很顽固，而且基本上都是自认义不容辞应当坚守原则揭发弊病的，是不轻易妥协的人。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广泛使用思想改造，并不一定就意味中国知识分子是生性易受奴役的人。相反的，他们的独立判断很不容易被党压制住。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相比，是成绩斐然的。一八五〇年代的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立刻引起与他信仰同源的西方传教土的反感，偏偏他又狂傲自负，根本不理会传教士。结果是，他让自己成为基督教内的异端，又是中国社会中的外来颠覆分子，在两边都落入最糟糕的境地。毛泽东却相反，虽然他后来和莫斯科闹翻了，但是曾和共产国际愉快合作了一段时候。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候，也用了正统术语涂在表层上做掩饰。洪秀全和毛泽东立业之初都只掌握到一套外国教条的入门，两人后来都甩开了外国人的支配——洪甩掉传教士，毛甩掉共产国际。不过，这两个人相异之处远远多于相同点。
毛泽东于一九四三年提出了“群众路线”的信绦。这个主张和毛的许多思想规划公式一样，是两头兼用而含糊不清的，所以正反两面都讲得通。群众路线既肯定有必要征求群众意见并且多少让群众参与政府统治，同时又重申必须中央控制中央领导。随便什么时候，要强调那一边的重要性均可。正如毛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理论既可做为与国民党组织统一战线的依据，又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的依据。同理，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可以从他父母亲和经济生活状况来认定，也可以从他本人的观念和抱负来认定。也是同理，人民被奉为革命运动的最终公断人与受惠者，但也有些人民被贴上人民的敌人的标签。这种事可以用从上面下行政命令办成。
按这种发展路线，照例都是由毛泽东来认定那些矛盾状况是敌对性的，那些又是非敌对性的——即有商权余地的。因此，有些矛盾状况会使你成为人民的敌人，有些却不会，端赖人家从什么角度来看你。反正这是很有弹性的一套观念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