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共党的组织散落在广阔的华北地区上，若要控制指挥，必须党员忠贞而有纪律、在乡村里有经验丰富的干部、各个基地能够自给自足，以及运用无线电报传送讯息。在分散的局面中实施中央集中控制的原则，可以从中共的政府组织看出。延安的党中央委员会设有军事、组织、统战工作、敌人占领区、劳工、妇女等一共十二个部门。区域组织则分别在华北、西北、华中等区设局。各区域局的人员组织和延安的中央委员会相同。其所谓的“一元化”原则，是指延安下达各区域局内各部门的指令，必须通过负责地方协调工作的支局局长，最起码也要让局长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延安，在少数外国人眼中是一个充满阳光与欢乐的理想之地。据爱德嘉·斯诺（Edgar Snow）以及其它新闻记者向全世界报导，这儿的革命热诚是有感染力的。共党领导人明显表露的朴实民主风格，与重庆政府呈尖锐对比。美国的援助实际上并未到达延安，仅止于浮面的接触，助长了令外国自由主义者倾倒的神话故事。
毛泽东在延安成功的秘诀，在于他能弹性混用长短程目标。短程方面，他于一九四〇年主张以“新民主主义”为统一战线的信条，凡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一律包容。长程方面，他稳扎稳打地发展党的组织，其中包括控制知识分子。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后文将详论），树立了动员的运动典型，其中包括使个人承受孤立、恐怖行动、斗争、招供、屈辱、俯首顺从。党员都会熟知这套运动方法，一般民众迟早也将熟知。此乃是毛泽东依据列宁斯大林主义和帝王儒家（Imperal Confucianism）完成的一项杰作。
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力量源泉，是靠着华北地区农民的动员而来的。抵抗日本人正是最佳的动员口号。日本人沿着铁路线入侵，试图封锁各铁路线间的区域。但是他们的铁路线碉堡管制不了越过铁路线的贸易与接触。大体上，日本人的入侵替中共锄开了动员的土地。不论中共在此情况下的成功是单纯因为民族主义精神之故，抑或应归功中共的信条，基本上已不是重要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已经是本国的共产主义，其信条来自在乡村的实际经验，并且招募知识分子投入解救全世界的大业，不再代表共产国际了。
中共在华北不同地区发展成功的“边区”政府与“解放地区”政府，都以党的控制为首要原则。党的控制力来自干部的思想灌输与纪律之加强，而思想灌输必须结合毛泽东的长程原则与他的圆滑变通。因为，中共组织的政权在遥远的延安运作，除了不甚可靠的无线电通讯之外，一切得靠自己。
第二个原则是，明白农民需要的是什么，并且把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们。这些东西是：第一，地方上的平静安定；第二，友善的能帮农民忙的军队，和村民亲切往来，必要时替农民收割作物；第三，招募地方上肯做事的人，可能在贫农的上层中找到，多属有才干却被环境所挫者；第四，经济改良计划，包括改良作物，但更重要的是互助式的农业合作、有条理的运输、合作社生产消费用品。
以上的这些都进行后，就构成第三原则——阶级斗争——的基础。这一步必须谨慎，因为华北的地主简直就没有比富农强多少，而且可能利用帮会或佣兵组织自己的地方武力。此外，早先国民党也掌握过华北某些地区，所以人民在效忠对象上也可有选择。中共享的对策是，定下颇具说服力的三个三分之一制度。共产党人只在认可地方政府的小议会里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留给国民党和无党派者。按着这个原则办来，训练有素且又有奉献精神的共产党人自然可凭本事成为领袖人物。他们的好名声传出去，赢得了民心，就可以着手准备经济性的生产计划，以及相配合的土地改革。
土改进行之前，必须齐备三要素：军事控制、经济改善、吸收激进的村民。土改的窍门则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动员对地主恶霸不利的舆论——姑不论这舆论的分量够不够，然后藉控告并清算地主的手段带动村民投入革命行列。所有地产都要重新估量价值，并且按照每一个人被分类为富、中、贫农的公平原则重新分配。如果这样的重新分配效果能持久，便可以开始对村民激进分子灌输党领导的思想精粹。其要旨无非是，人们若肯以新的团结形式把力量组织起来，就可以为自己开创更好的未来。这种新团结体的领导力，将来自中国共产党。既然个人单独的力量什么事也做不成，何不牺牲个人的利益，把力量贡献给共同的目标？于是，民主的中央集权原则被宣扬为一个人人可以发表意见贡献力量的办法，但是一旦党做了决心，每个人都要服从。这种理念在美国新英格地区的镇民大会上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但是换到华北的乡村里，不接受这个，就要接受地主或本地以外的官吏统治，这个原则自然可以打动人心。
简而言之，“群众路线”的观念正包含在此：党必须走入人群，以发现其疾苦与需求，然后由党把这些疾苦需求整理规划，以顾及人们利害的立场解释给人们听。这种由群众来再回到群众的概念，的确是适宜中国传统的民主概念。自古以来，凡是好官都是能真正体恤民情的人，因为他们才知道怎样治理百姓是真正为了百姓好。
对日抗战给了共党动员乡下群众名正言顺的理由。一旦乡村动员成功，共党就添了新的势力，但根据地不在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华北以至长江流域的扩张与基地建设，在一九四〇年代达到一个新高点。
日本人延伸控制力的方法是，沿着铁路线每隔二至五公里安排一个碉堡。然后，从这些据点派整
支纵队的兵力侵入乡村。这时候的日本人就和后来越战的美军以及阿富汗的苏联军队一样，用了机械刻板的部队和优势火力，仍然控制不了住在自己本乡本村的外国百姓。用正规的阵地战打不败日本兵，用游击战却可以消耗他们的资源。日本人为了抵抗游击队，只得把要塞网和封锁线拉大拉长，以切断补给的方式耗竭游击队。
为了回应日本人这招封锁战术，中国共产党军事总部的总指挥彭德怀准备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广面攻击，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发动。日本人占据的华北各地的铁路线一再被切断，碉堡一再遭破坏。这是共党在整个抗战期间的首要攻击行动，由彭德怀策划，延安方面可能并不知道详情。攻势发动几星期后，共党显然赢得了一次大胜绩。但是日本人随即实施报复，而且手段凶狠，以增派的军队展开“三全”行动，即“全部杀、全部烧、全部抢”。日车不再分辨对方是农民或是八路军，一律予以毁净为止。每个被摧毁的村子都派兵驻守，碉堡数日增加到上千个。如此猛烈的反击，驱散了共党在华北的势力部署，使许多据点孤立，并且夺走了大部分共党已经控制的县治中心。这是一次一级大灾祸，共党自此未再发动百团大战。
在此同时，共党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特别是新四军的行动——也引起国民政府军的报复。经过谈判，新四军的大部从长江以南撤往长江以北。但是，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有数千共军的总部单位被国府军队伏击。此次“新四军事件”几乎将新四军全毁，但国共双方都末承认统一战线结束，因为保持形式对双方都有利，即便合作已经有名无实。
这些逆转使延安陷入危机。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封锁线几乎切断了一切贸易，通货膨涨急速加剧，整个共党政权必须退回原地以求生存。延安政府以前只靠适度征收农民的谷物即可维持，一九四一年间因为天候不良造成歉收，政府开始征收大约谷物收成的百分之十。没收的地主财产已经用竭。此时的解困之道只有试求自给自足，例如，开辟棉布之类消费品的本地生产。于是，耕地和灌溉系统大量增加了，谷类产量上升，牲口也增加了。总之，尽一切努力提高生产克服了经济危机。
一九四〇年代初，延安在经济复苏的同时，毛泽东终于登上驾凌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以前毛泽东读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并不多，一九三六年到延安以后，才有空闲开始深入阅读。不久，他就开始讲授辩证唯物论，撰写了“论实践”、“论矛盾”。由于他尚未除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演讲内容虽然粗浅，却以显示他的知识性领导能力为目的。不过，毛在强调矛盾时也有他的独到见解。他以“对立面的统一”为矛盾论之假设基础，乃是一个有久远中国历史依据的观点。
他在延安的哲学思想目标，不仅止于建立一个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的民族主义的党，还要把马克思主义改编得适于中国人使用。政治上必备的条件是，党组织一定要有纪律，人人都要遵从党的路线。做到了这一点，党员不论派到多远的地方，都不怕他不照党的指示办事。国民党的问题就是出在派系岐见太多上面。延安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较小，在消灭不同声音方面所做的成绩颇不差。
党内积极急进分子的意见若要一致，先得使他们在智能理解上信服共党路线的高明之处。党的路线则必须提出理论信条来给实际行动撑腰。这个目标之达成，乃是靠逐渐创成的一套观念，此即西方人通常所说的“毛泽东主义”（Maoism），但中国人以较含蓄的“毛泽东思想”称之。这套观念是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其普遍原则适用于中国的特殊状况。毛泽东是怎样把它一点一滴建构起来的？这是值得我们停下来审视的有趣问题。
毛泽东思想
佛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时，都遇到术语措辞的问题。即是，怎样选用既有的中国字来表达新传入的概念，同时却不使新概念与这些中国字原来的用意相混淆。日本社会主义者早已遇过这个翻译难题。马克思主义引介入中国早在毛泽东以前，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