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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起的消除江西共党“毒瘤”的行动，迫使中共引用游击战术。游击战术的第一原则就是，诱使敌人沿其补给线前进，再将其先导部队包围切断。第二原则是，除非敌寡我众，而且确有胜算，决不发动攻击。江西东部的山区崎岖地形和狭隘谷地，正是运用这些战术的理想所在。蒋介石的先头部队愈往前推进，就愈脆弱。蒋军只在一九三四年的第五次行动中胜利，这一次由德国顾问在进攻沿途山边设计了碉堡系统，其位置使各碉堡的炮火可以依序先后作掩护。碉堡由卡车运补给，固若顽石，终于使蒋军占得优势。游击战术的第三条原则——动员农民供给信息并补充人力与粮食，也因此一战而丧失效果。
长征，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一九三四年末，中国共产党展开“长征”行动（见地图22）。开始可能有十万人的队伍，一年后只剩下大约四至八千人。长征的要旨是，在国民党势力外围找一个根据地盘，这与满人当初据守明朝帝国外围的情形不可谓不相似。中共需要一个他们能控制能组织的地区。如果能占取云南省，正可符合这个目的。但是云南的军阀并不打算让共产党接收，相反的，他们正逐渐被蒋介石的追兵接收。蒋军在追剿共军的时候，名正言顺地把中央政府军队带到了各个遍远省分之内。
长征一直被看作近乎奇迹的事，相关的记述比讨论摩西带领上帝选民过红海的记录还要多（一年走了九干六百多公里，平均每天要走二十七公里多）。这么浩大的军队和党工人员怎能够以这么短的时间步行走完这么长的路？答案当然是，只有领导分子和少量的军队走完了全程。
我们应该想象一下地形。中国西南地方是一片由山脉隔成棋盘状的大小盆地，人口稠密的平原区水源引自不宜人居的山上。长征队伍穿越西南地方时，必须翻山涉水，不能走有几条汽车公路的平原区。因此，大半路程不是往山上攀就是往下坡滑，走平地的时候非常少。运输工具不能用火车和推车，只能用滑竿和挑担。赶路途中，共党红军的高阶领导人多半是坐在二人抬的滑竿上睡觉，其它人则呈一纵列跟在后面走过山间石隘和田间小径。夜晚，领导人通常都不休困，大部分时候在处理红军情报、后勤、人事、战略等问题，以安排次日行路或准备作战。
共党的领导人都有勤务兵、副官、保镖照顾保护自己，作风和一般传统军队一样。他们也和美国对抗日本人的时候一样，有秘密的情报来源。共军的无线电可以接收很容易译解的中央军通讯，他们了解敌人的程度胜过敌人对他们的了解。
长征进行途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是，下一步往那里走？该由谁指挥前进？队伍离开江西之前，毛泽东的地位已经降到留俄派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共军事顾问之下了。个性随和的周恩来的军阶也比毛的高。不过这些人都攻不破蒋军的要塞。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专家只会打阵地战，结果每战必败。长征初期一路上的战事因此损失极大，而每逢过河时伤亡尤其惨重。后来，毛泽东的机动战非正统主张被接受了。往西与西北转进途中，毛于一九三五年初再度掌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从此也就再也不曾松过手。原来是他上级的周恩来，也从此成为他的主要支持者。
行进的速度快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出发时就拖在后面的十数里长的重型装备、补给品、小分队、伤员，后来只得弃之不顾了。开拔时登记的军事职兵计有八万六干人，一年后抵达陕西时只剩两、三千人，其中有很多还是途中陆续新投效的。从这时候起，参加过长征的人就是共党革命运动中
的贵族了。
长征一举也帮共党的新领袖窜出头角。毛在长征期间就已开始与同僚保持距离。他登上至高的唯一领导人地位之后，住处就与其它领导人分隔开来。就像是将要登上皇帝之位的人，他从此不再有地位平等或说知心话的人。他已经陷入了统一中国者必须忍受的束缚。我们如果回头看以往，会发现毛泽东的兴起令我们联想到汉、唐、明三朝的建立。这三朝的情形一样，都是先有一群领袖，听命于一位带头的领袖。这些领袖在各自的区域内动员群众参加军事行动，可能是推翻暴君，也可能是驱逐外族统治者，总之，必是号召百姓群众才能做到的事，开国皇帝不可能单人独力完成。一旦开国之君大权独揽，就有难与功臣共处的问题。
周恩来的角色
长征的另一项成果是让毛泽东找到周恩来这个最亲密的共事者与未来的宰辅。周恩来是引人兴趣的人物，极有才干，本能地保持中间立场，努力要凝聚党组织，同时又明智地不使自己成为最高领导人的竞争对手。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待四十八年，创了世界纪录。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出色的总理（prime minister），为党与党的领导人鞠躬尽瘁，与古时历代宰相（prime ministers）为皇帝为朝廷效命之忠心一般无二。
这个角色也有几分是其来有自的。周的本籍在浙江绍兴附近，即上海以南与宁波及杭州之间的地方。清代许多大臣的师爷谋士正是出自这里。周恩来的叔伯辈有三人曾考中举人，有一位做到了巡抚。周十岁时到沈阳读小学，一九一三年进入天津的南开中学，受到杰出开明的教育家张伯苓博士的熏陶。周恩来读书用功，但自始就是一名学生领袖。一九一七至一九年在日本期间，他接触到社会主义。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回到南开——此时已改为大学，投注全部心力办学生报纸。自这时候起，他的生涯大致就离不了组织与宣传。不久他就走向左派，几个月的坐牢经验更确定了他的革命立场。一九二〇年夏天，他到了法国。
当时法国已有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另外还有大约十万名华工，代表中国对世界大战所尽的一份力。大多数学生是半工半读的，但是有许多学生却把救国的大问题放在第一位。周恩来立刻以他最服众人、最平和、最具外交手腕的条件成为头号的青年领袖。他的特长不是发号施令，而是促使相互竞争的人协议合作。因此，从最开头，他的角色就是领袖，是凭说服力而不凭霸气维系领导力的领袖。他于一九二四年回到广州的时候，已经是联合战线革命政治学最有造诣的实践者。
周恩来随即加入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成为政治训练部副主住。换句话说，是一位重要的政委，也是年纪相当轻的蒋介石的部下兼学生。一九二七年三月，共党在上海策动暴动以待国民党军队应接，周恩来正是上海行动的指挥者。同年在南昌的举事，也是周主导的，“红军”便是在这次行动中诞生。后来，他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合作，支持过一连串数个党书记，却一直避免让自己担上这个职务。在江西期间，在阵地战术未把共军几乎拖垮之前，他都是支持阵地战的。
周恩来一生成功的秘诀是，他有足够的智慧认清两件事：莫斯科的教条主义在中国起不了作用，而他自己欠缺使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环境条件的能力。正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初长征途中的高潮——遵义会议——中开始执掌中共领导权之时，他才能够以原来毛的上级的身分而甘居毛的下属。
周恩来代表了一组同侪的连贯。与他同期在法国的陈毅和聂荣臻，都将成为共军的主帅。后来在北京政府里，陈成为外交部长，聂主持核武发展。邓小平在巴黎期间曾替周操作油印机。历经长征的这批领袖无不互有极深的渊源。
长征接近尾声之时，毛泽东和他从江西基地带来的红军与另一支红军会合。这一支军力由中共另一位建党人张国焘领导，原来基地在武汉东北的大别山中，一九三三年向西移入川北。两军相会时，张的人马远超出毛。据班杰明·杨（Benjamin Yang，1990）的详细研究，双方将军队组成两大部，但毛泽东与江西同来的一伙人无法接受张国焘的模糊计划与自认领导者的态度。毛和江西伙伴突然获知，有一小支大别山出来的共军已经在陕北近长城的地方建立基地，就决定以陕北为目的地。张国焘遂与毛等人分道扬镳，后来又倒向了国民党。
共产党人于一九三五年未来到陕北，再往西去就是沙漠，东边和北边只有黄河。陕西省是一片受过千百年侵蚀黄土高原地形，由于欠缺可行汽车的公路，成为易于防守的地区。但是也欠缺粮给和人口。国民党的清剿行动本来可能把这儿撤底摧毁，岂料日本人却于一九三七年发动侵略。驻守在西安的东北军原定进攻共军，现在却宁愿与占领他们的家乡的日本人一战。在此以前，东北军曾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叛变，劫持了蒋介石。在释放蒋之前，他们力主中国人组成统一战线抗日，中国人不再打中国人。
第二次统一战线
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走到一个低潮，连第六次大会也迫得在莫斯科召开。这时候起，共产国际有一段时间左右了中共的走向。但是到了一九三五年，留俄派的势力开始被毛泽东的拥护者取代。其中阴谋夺权的成分不大，主要是因为毛找到了在中国乡下掌握权势之钥。而他的原则是体谅人民大众的心态、需求、利益。他所提倡的“群众路线”，主旨确实是要人民大众来导引支持革命运动。外国输入的教条应该退居次要，首要的是倾听人民的心声，进而吸收人民、动员人民、控制人民。
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国民党势力白色地区，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