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体制的弱点
南京政府之所以得到外国认可，最主要就是因为有现代化作风。行政院之下的外交、财政、经济、教育、法务、交通、战争、海军各部，都在南京建起宏伟的办公大楼。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院之外，还设有执行检察审计权的监察院，以及甄选文职公务员的考试院。这许多新院部吸收了受过高等教育人才，这些人都很清楚中国在世界上受人轻视的地位，无不借现代科学来治中国的古老问题。起初政府中确实有一番清新气象。
不幸又遇上第二个难题——南京政府能力有限，如何治理中国为数四亿的人口？国民党虽有设备和新式厂房，却只能算得上是中小企业。工业生产赶不上比利时，空中与海上力量不值一提，生活上的便利设施连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州都不如。这个一个既小型又半新不旧的政府，却想要罩住辽阔古老国土上变化莫测的浩繁人民。整体而论，中国人民尚未承担重税。托马斯·劳斯基（Thomas Rawski，1989）发现，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中央、省、县税收总额，只占中国总生产量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可是，南京政府里推行现代建设的人士却想要发展现代化农业、铁路与公路、全国性的新闻通讯系统，以及提供机会给青年及妇女的新观念。南京政府发现，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各通商口市，最丰厚的收入来自外贸的关税，最大的困难在于接触不到农民群众。事实上，南京攻府起初只控制长江下游几省。而且与各省军阀政权的政治斗争始终不断，甚者经常要用武斗才能镇服。
再就是，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有人事造成的体制弱点存在。一九二六年誓师北伐以前，广州的国民党成员包含了孙中山那一代的同盟会元老，以及比较年轻的理想主义激进分子——这些人多中具有国民党员兼共产党员的双重身分。鲍罗廷带来的苏维埃成分，已经融入蒋介石的渐渐升高的军事领导。然而，不过五年时间，原本在广州有朝气的杰克尔医生（Dr。Jekyll）就变成了在南京卑劣的海德先生（Mr。Hyde），是什么原因使国民革命运动变脸如此之快？（注：Dr。Jekyll and Mr。Hyde即“化身博士”，前者是温厚的医生，服变形药后变成凶残的后者。）
因素之一当然就是清共行动以及对残余共产党人的排斥压制，中国共产党那种少不更事的理想主义已被一笔勾消了。第二个因素是，旧官僚系统与军阀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影响力。仔细挑选党员，或执行党的规章，从来就不是国民党的特色。这个党一直是一大堆不听中央指挥的相互竞争的派系组成，党员方面则照例是来者不拒。有些军阀甚至带着整支军队入党。国民党在南京得势以后，因为纳入了腐化而随波逐流的旧官僚，收容了愈来愈多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把原来的革命理想主义冲淡了。易劳逸（Lioyd Eastman．1974）指出，早在一九二八年间，蒋介石自感有领导之责，曾经说：“党员们不再为信仰原则或群众而努力，……革命党人已经堕落，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他们只为权势和利益奋斗，不再愿意牺牲。到了一九三二年，蒋索性直截了当地说：“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失败了。”
简而言之，国民党得了势就变了质，毕竟当初曾利用上海青帮黑道力量来铲除共产党。起初，许多中国人十分拥护南京政府，但是旧式官僚主义的恶形恶状不久就令他们大失所望。除了打压中国共产党的白色恐怖手段，国民党的警察曾对其它政党和行业的各种不同人士实施攻击、镇压，有时候予以处死。新闻业虽然持续存在，却受到严格检查。报社出版社会受到骚扰，甚而有发行者遭暗杀。大学一律受到管制，必须教授三民主义，而且时时调查有无悖离正统的迹象。任何人只要表示关怀群众，就会被指为亲共。这种反共立场，如果不至于阻止了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也己造成打击。国民党便是这样让自己脱离了革命奋斗。与压制手段、检查制度并行的，还有舞弊营私和行政效率低落。旧的俗谚“做大官赚大钱”不但回来了，而且变本加厉。
这种祸害成为蒋介石的沉重负担。他本是一丝不苟的人，而且一心要完成中国统一。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对党感到彻底失望了，对于不能强化领导力的民主西式作风也心灰意冷。于是他着手组织一个法西斯式的团体，以一、两千精选的狂热军官组成。这些人暗中拥载蒋介石为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式的强人领袖，一般多称他们是“蓝衣社”。一九三四年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主旨在宣扬固有道德，扫除萎靡的社会风气。这个运动便是蓝衣社在幕后推动的。南京政府时期的这种法西斯动向，若不是欧洲的法西斯专政与中国隔绝，还可能变得更强烈。
蒋介石能在这混杂局面之上稳住自己，关键在于他不完全投入任一派系。他宣称是虔诚的美以美
派基督徒（Methodist），听取传教士的建设意见。他曾经支持国民党的组织部而与蓝衣社对立，但通常是让党发挥不了作用，不让党参与行政。此外，他使以前是他学生的黄埔军校派和军中其它派系势均力敌，又使行政系统的政学系和党组织的C C（陈氏兄弟）派互不相让。他的角色的作用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最后决策力量，更不用提让群众参与决策的事了。他与二十年前的袁世凯一样，发现中国的政治似乎需要有一个独裁者。他虽然在不同的时候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却显然是唯一的最高领袖，他的政治手腕可是慈禧太后望尘莫及的。蒋介石推崇的榜样人物之一是曾国藩，曾以平定太平天国之战而使天下黎民免受革命动乱的大破坏之苦，所以被蒋尊为前辈楷模。
总而言之，蒋介石承继了中国统治阶级的传统：他的道德领导是用儒家术语表达的，他的政府办起事来却流露出效率低的陋习，他曾于一九三一年间说过：“事情到了政府部门里就公事化了——改革计划全都是办得无精打采、心不在焉、没有效率。”其结果是，乡村改良的纸上计划极少付诸实施，经济发展也都变得七折八扣。
南京政府实施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结果很糟。立法院的权限与行政院相形见绌，而行政院各部会又有党的各部会为较劲对手。考试院等于没有发挥功能。据易劳逸所知，“到一九三五年，才只有一千五百八十五名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而这些人之中有许多根本就没有被任用。至于监察院，虽然承袭了古时御史的职权，却几乎完全没有用武之地。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间，“院方收到的案子共指控六万九千五百名官员涉及贪污，结果只有一千八百人被发布了起诉书”。更糟的是，监察院没有司法裁决权，一千八百个涉嫌贪污的官员中，只有二百六十八人经法庭审讯被判有罪。这二百六十八人之中，有二百一十四人未受处分，四十一人受到轻罚，只有十三人被撤了职。
和文官政府这五院平等相对的，是蒋介石任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用掉了南京政府岁入的大部，并且自己成立了一个实质上的军政府。蒋介石顺理成章摆脱了俄国军事顾问之后，很快就另聘德国人代之，组织起和文官政府各自为政的军事指挥系统。其参谋部以及军事委员会前身的各部，都听命于最高统帅蒋介石，文官政府的五院则服膺于他的主席职权。德国军事顾问着手发展训练了庞大的军事系统，期望能争取到德国提供的军事工业援助。一九三〇年，德国派了一个“中国研究委员会”来考察三个月，还设了好几处文化机构，以发展更密切的关系。此外中德民航线也开辟了。
日本人于一九三一年占据东北，激起北京知识分子以及一般人愤慨，主张为自卫应发展全国实业。科学界人士于是动员起来，一位留德的地质学者担任了教育部长。一九三二年开始组织的国家资源委员会，由翁文灏主持。翁是进士出身，又在比利时的卢万（Louvain）修得地质及物理博士学
位。他是品行正直无瑕的人，非常聪敏，在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计划中担任高阶要职。国家资源委员会是直接受蒋介石与军方指挥的，其宗旨是要开创国营的钢铁、发电、机械、兵工等基础工业。工业发展计划包括了争取外国投资，尤其要争取德国投资。一九三二年间，先前成立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已在运作之中，以军事工业合作为目标。中国的钨成为德国工业极重视的矿产。一手组成德国新式陆军的席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曾两度来到中国，并主张建立有新的军官团的菁英军队。
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国的时候，国民政府已经和纳粹德国培养出前景看好的关系。但是，德国同时与日本发展的关系，以及一九三九年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迫得中国舍德援而转向依靠尚在微量阶段的美国援助。
第十五章
中国共产党之复临
农村生活的问题
革命运动的诸多起因之中，最不易为人察觉的即是未受过教育的农民大众的心态。至于物质生计的优劣，倒可以从经济状况上看出来。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拿到统计数宇为依据。自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至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国，这期间的中国经济成长如何，至今仍是争论的议题。乐观的看法——大体上以生产、贸易、投资的全面统计数字为根据——举出中国棉纺织品的生产与消费增加为例，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所用的棉花，多于英、德两国加起来之量。托马斯·劳斯基详列了银行服务、货币供应、工资率、交通与货运、消费等项目的成长数据，都是与持续的人口成长相随的。他构想的是一个以稳定步伐渐渐工业化的社会。然而，在这么辽阔的国家里，这种外观之内可能也包含着大堆的都市贫民区和无数穷苦的乡村。
有关中国乡村贫苦境况的研究分为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