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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买办最初都是广州茶叶贸易业来的，后来又有从宁波市和江苏省来的。一八五四年的总人数是二百五十人，一八七〇年增至大约七百人，到二十世纪初可能已有两万人。买办的职位好像家产一样，都是父传子的，或传于侄儿。他们不像老式的人那样赚了钱就买田产，通常都是投资外商公司，如此也可避免被中国官吏揩油。要区别谁是“买办中产阶级”谁是所谓的“国内中产阶级”（如中国共产党为宣传而常做的），实在不可能。他们都是同一个团体里的分子。
由于中国农业仍然生产全国总生产额百分之六十五，整个经济体系中，近代化的部分依旧很小。中国避开了受列强外国剥削的半殖民地角色；没有变成外国的供应主要来源，也未给外国货品提供广大市场。继鸦片之后，销路广的进口品只有工业用纤维纱和煤油。简而言之，传统的经济系统仍能配合中国的低生活水平继续发挥效用，近代化经济能派上用场的机会也就不多了。以汽船和大汽艇为例，虽然投入中国的水路运输网，并未使水上运输系统改观很多。中国商人倒是很快就利用了这些快速工具，不拘是外国人或中国人经营的。
清末自强运动期间，主其事的大臣都有协办者、顾问、秘书、代理人、合作伙伴构成的人事网。这个复杂关系网也管到了“官督商办”系统中的商人，但是官吏并不负责生产事务。玛丽克莱·白杰尔（Marie—Claire Bergere．1989）认为，自强运动时期推动洋务者便是利用这个官僚综合体而运作，权力仍归官方。近代化的推行，必须靠官商两方的私人关系和利润分享才能达成。清末实行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官吏们的官僚资本主义。
清廷曾于一九〇三年以谕旨提高商人的地位，藉以拉拢都市商绅。此后至一九〇七年间，新设的贸易部还有奖赏投资者、工技师、创业者的措施。到一九二一年，各省有省县议会之外，总共有多达七百九十四个商会，七百二十三个教育社团。这些结社力量脱离了朝廷管辖，组织起超越省界的全国性团体，如中国教育协会、省议会联盟即是。这类团体所代表的是士绅商人阶级。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中国的外国运输与贸易量都因而减少，进口量下降，随后便是外国需求的中国原料输出增加。此时世界市场上的银价大涨，增加了中国通货的购买力。没有外人来竞争，是中国企业家发展的良机，即便运输短缺使他们向欧洲订购的设备不能准时送达。到了一九一九年，欧美需求下的大量出口，以及白银兑换黄金的价值上涨，都使中国商人大获其利，也因此刺激了中国的进口。
与十九世纪末的自强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波工业化偏向生产供立即消费与获利的消费商品。据白杰尔说，一九一二至一九二〇年间，中国工业达到百分之十三点八的年成长率。棉纱厂成长速度很快，单单一九三一年一年中就开了四十九家。上海的面粉厂大增，广州则有香烟、制造、火柴业兴
旺。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间，上海共有二百家新的机械工程厂开设，一则是为维修设备，同时也自制编织机、纺织机，以及其它工业用机器。到一九二〇年，其中大约一半的厂家在使用电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也开始出现近代式的银行。除了北京中央政府所营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外，还有十多家省营银行，主要是处理政府的资金和借贷。另外有十多家则是纯粹商业性的银行。至一九二〇年之时，上海还有七十一家旧式钱庄，专作短期贷款，处理鸦片商和染料业的资金。证券交易所和全国性的银行尚未出现。
上海人口——包括国际租界、法国租界、租界外的市区以及近郊，一九一〇年总计为一百三十万，一九二七年为二百六十万。一九一九年间，香港先施公司与永安公司在上海市南京路开了百货公司，是华侨势力伸入上海之里程。继而有香港上海银行公司与怡和洋行的新式大楼在洋经滨建起。
一九二五年以后，公共租界的“上海工部局”开始有华人任议员；上海近郊则有中国人的行政自治机关，一九二七年并人大上海区之前是相当自主的。公共租界内有中国纳税人协会的组织，另外有许多企业人组成的商会，以上海总商会的势力最大。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大老板组成了企业家的新阶级，和地主士绅有往来，但不听其指挥。这种新兴的地方商绅阶级以上海的最为明显，他们不让政府管到他们头上来，自己从本地读书人里选任官吏。他们的官僚都是就地取材的。
新兴企业人阶级的迫切要求自治，不逊于发起五四运动的学界人士。实业家们多赞成教导实用主义而重视个人的新式教育。例如，继蔡元培之后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发起的新教育运动，就曾得到势力颇大的江苏教育协会的大力支持。一九二〇年代的学界和企业界往往因亲戚关系而联合为一体，例如，曾国藩的女婿是上海兵工厂厂长聂仲芳，而聂的诸子都成为纺纱厂老板，其中聂云台还兼任上海总商会的主席。
上海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有其自创的组织。一九一七年发行的《银行家周刊》，促成了一九一八年设组的上海银行业公会。上海的这个先例，引起汉口、苏州、杭州、北京、天津、哈尔滨各市也都成立银行公会。至一九二〇年，各市联合组成中国银行公会。另外，纱厂老板们也组成全国性的公会。这些组织研究世界市场，不再像往昔商人只以独占为目的，而是注重扩张成长，有国际观。有些大银行家是在日本受过高等教育的，最为外国人熟知的是美国宾州大学华顿财经学院毕业的陈光复。
原来的普通合伙公司或私人公司，开始转变为股分公司，但仍是凭家庭关系经营管理。家族关系之为企业的基础，可以藉荣氏家族的例子证明。一八九六年，荣氏开始在上海和无锡开办银行。传至第三代，共有十一位荣氏子孙在开面粉厂和纱厂。到了一九二八年，荣氏兄弟共有五十四人在家族事业的十二家面粉厂和七家纱厂里担任经理主管，占最高级主管一半以上。
地域关系和家族结构在新兴的企业人阶级中举足轻重，显见企业家们并没有断然脱离中国社会，倒不妨称他们是“儒家现代化人士”（Confucian modernizers）。白杰尔怀疑一个“有企业心的、开放自由的、见多识广的中产阶级”能不能移植到旧式的官老爷与佃农的文化中，而且在其中繁殖。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是，新式的商绅已经和朝廷疏远了。而这个事实导致他们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革命期间支持各省的改革派菁英。
一九二〇年代的商绅们赞成胡适及其北大同僚的呼吁——要中国士人菁英起而行、要发展专业技术、要好政府整顿财政作前瞻的擘划。胡适代表了北京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与上海的企业家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企业界赞成当时正流行的各省结成联邦的概念（这与美国各州最初的联合组织类似，但后来证明行不通）。他们也都赞成各省自治与联邦制度。另外一个务实的措施是成立商人民兵团。企业界期望自治而不让中央政府控制他们的经济功能，同时却又渴盼集权的秩序，实在是自相矛盾的。
从一九二三年三月起，企业界透过商会组织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大会，讨论解决政治整顿统一与军队及财政管理等问题之道。六月间，自治情绪高昂之时，上海总商会——既无领土也无军事基础——竟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总商会成立了一个“人民政府”的委员会，不久就和当地的军阀谈判以减少战争行动。然而，上海的中产阶级和北京的读书人一样，在这种事情上，超出了“文”的范围就无能为力。商绅阶级无法发展军事武力。上海的中国商人们随即又反对新出现的左倾劳工运动，这个立场获得外国人的支持。陈独秀于多年后回顾当时在上海为压制工运募款之事，表示他的目的在于打倒军阀并支持新式政府。陈与胡适一样，是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者，能够领导自己的社会阶层，却不会控制统治力。两人都是反帝国主义的，想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人同样陷于两难的境地：又渴望自主权，又需要一个可能接近专制的强势政府。
工商业在京师里是次要的，首要的还是人口，即是八旗军人和为内外廷提供服务的各行生意人与工匠。外国军队于一九〇〇年占领北京的时候，在日本提议下按日本和欧洲范本设立了一所警察学校，招收的学生多为八旗军，以后这些穿制服支薪水的警员就成为新型的公务员。袁世凯随即把警察系统推广到各大都市。大卫·斯特兰德（David Strand；1989）指出，〃即便已经淡化了，喜好给人训话、管闲事、调解说和的儒家心态激发了有效的警察工作〃。至于扈从主义（clientlism）和惯例的舞弊，自不在话下。
一九〇七年成立的北京商会也是一个新组织。虽然其成员只占北京二万五千家商号的百分之十七，却代表了全体一致的利益，如避免钞票通货膨涨即是一例。商会的领袖不免要被卷入北洋时期的政治。北京城有大约一百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各行买卖手艺同业组织，以盲眼说书者的同业公会为例，成员就有五百人左右。制墨业则有大约二百位师傅，三百名未出师的学徒。五四运动要寻找“激进政治的无产阶级根据地”的时候，发现既有这些同业公会，似乎不急需再在工厂里组工会了。
坐人力车逛街于一八七〇至一九四〇年代盛行于东亚各地，是廉价腿力和球轴承车轮（ballbearing wheels）的混合产物。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京城有大约六万名人力车夫，在一九二九年的暴动中攻击电车，把电车公司的九十辆车打坏了六十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