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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改革主义的限度
袁世凯以后十年间的中华民国，包括两个范围、两种政权，一是军阀占据下的中国，一是通商口岸的中国。军阀乃是从武的人物——可能是袁世凯调教的，他们凭着带有军队并且能喂饱军队而各据一方地盘。有好几个军阀是督抚出身的。他们的才能主要发挥在彼此互相攻打——或扬言要攻打——之上。至于各个通商口市，包括大多数的都市化核心地在内。而大多数的中国银行、企业、大学、专业人士也都在这些都市中。这些地方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联合组成的小区。中国政府权力系统中，坐镇通商口岸的这一支在军阀动乱期间维持了相当程度的安定。其实根本就是让军阀骚乱到此就止步。中国的爱国主义者必须面对的矛盾是，不平等条约原则上是使中国蒙羞的，但实际上却常有实质的帮助。例如，一九二一年间，宜昌的商人两度遭到军阀洗劫，只得要求北京的外国公使在宜昌也设一个租界区，以保护百姓免遭军阀部队蹂躏。
一九〇一年义和团乱事过后，中外两个动向在一点上会合了。追求革新的中国人建立起新知识的教育制，中国境内的传教活动愈来愈侧重以“社会福音”应对近代都市生活的问题。多少年来相互叱骂却难得相遇的儒家顽固派和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其各自的下一代此刻却为了谋求中国的福祉，而成为友好的合作者。举一个例子，从国际性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分支成立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由外国人辅导对都市青年与学生做的工作，获得中国商人和上层阶级的支持。约翰·赫西（John Hersey）写的小说《呼唤》（The Call）就描述了青年会于一九〇七至一九三七年间以中外合作方式进行大众教育及其它工作计划的详情。一九〇五至一九二五年的二十年间，中外基督教社群曾有一段短暂的黄金时代。
这个基督教徒合作时期的重要成就包括修公路、中国国际赈饥团的乡间工作、洛克斐勒资助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研究教育工作、洛克斐勒基金会出资给南开经济学院的社会科学系门、燕京大学与其它教会学院的扩增——包括南京大学的农业研究部，以及晏阳初（Jimmy Yen）主持的平民
教育运动。
这些事功有三方面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它们对外资的倚赖有甚于中国的青年会，其中又以美资占大宗。第二，爱中国的美国人从参与中国生活中获得满足，这也是冷战时期美国人会有“失去中国”之感的原因。第三，这些事几乎连中国人的问题的表皮都没搔到。前述各种外国援助的活动之
中，大多数只是实验性示范的处理，并不具有可以直接改变中国本质的规模。
西方人在中国鼓励、促成、援助的计划难免流于肤浅，原因之一是，外国人交往的对象是中国的有知识的菁英阶级，而这个阶级只占中国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以教育为例，按饶懿伦（E．Rawski；1979）作的估计，晚清男性人口中能读写者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五，女性人口中占百分之十。但是我们看到的入学人数统计是，一九〇七年的小学入学人数为一百万，至一九二二年增为六六〇万人。同期中学入学人数则由三万一千人增至十八万三千人。对于一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而言，这些数目实在是太少了。
因此故，致力于创建中国文明社会的活动必须视为许多个成长点，如同生物实验室里的细菌培养液生出的孢子，散落在一大片平面上。若能假以充裕的时日，每一伙勤奋的改革者——社会、科学、医疗、民众教育各方面的——也许就能把工作延伸到更广的人群之中。不过，中国的问题太大了，到头来还是得靠政府来解决。
政治新闻报导之姗姗来迟
中国的独立的近代新闻业萌发，比西欧晚了大约一百年，比日本也迟了三十年，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窥见晚清惰性的全貌。旧秩序一直箝制住有关政府策略的言论，因为这仍是皇帝独占的禁区。
自从宋朝初期印刷书籍开始普及以来，一千年间不断累积促成近代新闻业的因素。官方与私人藏书、文学鉴赏力与编纂技术、宗教经书、官方的大规模出版计划、京城流往各省政府的大量文件、地方志、方言文学、私人刻印书籍，都有一分功劳。一八九〇年代的初期，各主要通商口市共有十多份中文报纸发行。一八七二年在上海创办的《申报》，有一万五千分的发行量。《申报》的新闻部分是报电报传送的，刊载内容多属商业类。中国近代报界拖到很迟才开始涉及政治报导，乃是为了尊重皇帝控制思想与印刷的权限。
近代中国报业始于王韬等通商口岸内的中国人。王韬曾于一八六〇年代帮忙詹姆士·赖吉（James Legge）翻译儒家典籍，并随赖吉到苏格兰停留了两年。一八七四年，王韬在香港办了第一份完全由中国人赞助的报纸，刊登商业新闻与一般新闻，并且加上他自己的改革观点社论。替他作传的柯文（Cohen．1974）说，其中信息来自王韬具备的几乎独一无二的西方“田野经验”。但是，到了一八八〇年代，他的读者仍然很少。
既有这么好的开始，中国的报业为什么在原地踏步丁二十年？为什么一直要等到一八九〇年代的危机再激起上海的梁启超等人以及长沙等省府都市创办持改革立场的报纸？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书生士大夫清楚固有的行事分寸，不会踰越朝廷的决策特权界限。只有获得特别恩准的时候，才可以向皇上呈进策论。至于一八七〇与八〇年代的激烈尖锐“清议”，制造的道德热力较多，实用真知灼见较少。要迟至一九〇〇年清朝被所有的外国打败——包括日本，朝廷的天命才开始亡失。梁启超在日本办的发表政治言论的报纸，是这个情势转变的明显标记。从此以后，主张改革的都市菁英开始在省内积极活动起来。
中国报纸、杂志、书籍出版一经在有保护的通商口市环境中展开，以后二十年内就增加了好几倍。一八九六年设立的邮政，以及小学教育普及与识字者增加，都助长了书报方面的发行量。依张朋园（Zhang Pengyuan）所说每本杂志平均有十五个人看过，李欧梵（Leo Lee）和安德鲁·纳森（Andrew Nathan）估计（见Johnson等1985），晚清的书报读者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大约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都市地区新产生的读者群以及一八九〇年代的局势，都有益于快速增长（到一八九三年，都市地区人口约为二千三百五十万，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
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中国只有九百一十家报纸和大致同样数量的杂志。有些报纸可发行十五万分。只算报纸的读者，总数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这么算来，比起其它近代化国家，印刷的刊物能触及的人数比例仍嫌小了。不过，上海商务印书馆自一八九六年起渐渐成为教科书与杂志的主要印行者。写作新文学的人士发现，都市地区读者多是为消遣娱乐而阅读。据佩里·林克（Perry Link，1981）研究，“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三〇年间为这类读者写了将近二千二百本浪漫滥情小说。政治论述却非常少，这是因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这么大的国家里，仍然只占微不足道的极少量。
近代中国的政治新闻报导大体上都是辩论性质的，目标在抨击或鼓吹某些想法，并不着重以事实告知大众。李欧梵和纳森引用梁启超的话解释：“说话是为改变世事而说，否则说它何益？”所以报纸数量尽管不多，却成为主要的政论工具。
学校发展
虽然北京大学向来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始于北大前身——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叶文心最近的研究（1990）却告诉我们，上海才是中国近代工程、科技、商业教育的自然发详地。例如，美国圣公会传教团于一八七九年在上海创设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教会学院。清
朝政府于一八九六年在上海设立南洋大学，该校曾送学生出国深造，后改为交通大学，成为工科首要学府。
近代新科门必须用进口的英文教科书来传授，这使得理学人士和新知识的隔阂更大了，这时候各门专用术语还没有确定的中译语汇，大学入学考试和期末考试常是用英文考，外籍教授讲课也都用英文。
由来已久的政府社会结合体于一九二一年瓦解了，理学思想的世界观也于是崩溃。留下的空位中涌进来五花八门互不相干而且经常彼此冲突的文化成分。军阀时期的这一代人因此必须把事情整理出头绪来。
姜·萨里（1990）曾就一位生于一八九〇年代的读书人的生活经历作了研究。此人受了四书五经的启蒙教育，到青少年期又得另受英美式教育，包括英语会话。由此可知遣一代人遭遇的困难之大。旧士大夫阶级以后的这一代菁英要谋求的解放不只一种而是两种，第一个要摆脱的桎梏是旧式儒家家庭制度的僵化观念以及父权专制。第二则是从新知识多种文化混乱困惑中解放出来。对于一个刚受完四书五经初级教育的少年而言，新知识带给他的是一种爆炸作用，把他刚刚在其中定好自己位置的知识环境炸得四分五裂。“中国不但不再是全世界，而且降为世界的一个小片断。”少年的心智与西方世界的相遇，通常都是一种“可造成严重伤害的经验”，充满“困惑与不确定”。少年心智需要“可能比第一次解放更明确果断的再度解放”，借着“寻得更高层次的整合或综合过程”，以从困惑中解脱。从被推翻的儒家思想束缚解放以后，惊惶失措的人们必须找一个新法则来安顿自己的世界。信奉基督教、信仰科学——包括达尔文主义、全心投入某种新行业、献身爱国革命，这些都能帮人找回自我形象。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