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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的传教士本来就是怀着改革者的抱负投入神职的，一开始传教就和既存的儒家社会体制起了冲突，因为儒家社会体制有其自己的改革方式。传教士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乃是天敌。双方都享有特权——可以免挨县宫责打，双方也都是教导天地宇宙道理的人。竞争对立是在所难免的。保罗·柯文（Paul Cohen）引用一名早期传教士的话，颇具代表意义。此人认为，儒家士大夫外表做出来的礼貌文雅之下“除了诡诈、无知、粗鲁、庸俗、自尊享大、对一切外国事物顽固仇恨之外，什么都没有”。对方的感想正是半斤八两。在士大夫读书人眼中，传教士乃是外国来的颠覆分子，拿炮艇做他们伤风败俗行为的后盾。守旧的爱国分子痛恨也害怕这些外来的不速之客，但是守旧派在近代展开之时败下阵来。可取得的相关文字记录多属争辩性质的，否则便是战胜的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所写的。柯文的出色总结（见CHOC 10）所农据的数据显示，皈依基督信仰的中国人甚少，传教士侵入的影响力却无所不在。
一八六〇年至一九〇〇年的这段时期，在治外法权与内地居住权（这一条是某位虔诚的法国翻译官非法添入的）的庇护下，传教士的据点逐步向每一省分内蔓延。天主教从其原来的老基础上发展，至一八九四年已有大约七百五十名欧洲传教士，四百位本土的神父，教友超过五十万人。新教传播是从广东展开的，最初来的传教士是一八〇七年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罗勃·莫里森（Robert Morrison）。第一位美国传教士于一八三〇年到中国。到了一八九四年，新教传教士已超过一千三百人，其中大部分是英、美、加拿大籍。共派驻大约五百个地点，每一处都有教会、宿舍、街上的小礼拜堂，通常也设有一所小学校，可能还设有医院或诊疗所。五百个据点分布于大约三百五十个大城小镇中。然而，吸收到的中国信徒不满六万人。可见中国注定了不会成为基督教国度。
一八六〇年以后，中西接触增多，士大夫们和传教士也就摩擦不断。曾抵抗“崇拜基督”的太平军的湖南人，更有积极的反基督教运动，维护名教思想之余还挑起激烈行动。通常，士绅们会以男女一同做礼拜为题，散播传教士行为不端的话言。曾有过度渲染的色情写作描述神父、修女、教徒的淫乱纵欲行为。士绅若想引发暴民行动，只需要张贴写明群众聚集时间地点的告示即可。大小教案事端不下千起，经外交管道报案的也有上百件。传教士要求洗雪不白之冤，并要求官方维护他们依条约享有的拉他人人教的权利。
炮艇勒索迫使清朝官吏站在外国人这一边，帮忙强制执行条约权利，又更进一步损害了清廷的威望。天主教教会尤其会在打官司的时候保护自己的教徒。法国由于贸易量少，就极力卫护天主教传教团，其主教都有某种官方承认的地位，有些还接受官街。
新教的传教士共有十多个不同的会派。初来的艰巨任务乃是学中文，并且要译出一整套传达讯息所需要的术语。中国已具备指述上帝、灵魂、罪恶、悔悟、救赎的词汇了。传教士们面临了大问题：如果拿既有的词汇来用，这些名词多是佛教用语，不能使基督教明显有别。如果换一套新的用词，可能比较不容易使人听懂。翻译上最难解决的，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上帝——的称谓，天主教会经过一再更改之后，决定用“天主”，有些新教会派决定用“上帝”，有的则是用“神”。只用一个版本中译圣经的话，就要形成信仰主体称呼不能确定的僵局。
在“基督教占领中国时期”（这么称呼很不聪明），新教各会的传教士把小型学校和浅显的医疗术一同带入各大城市。在大都市里传教，偶尔也会遇上应试的举子。但是对于多半是农家出身的美国传教士而言，还是觉得乡间生活比较相宜，与儒家思想竞争的成功希望也比较大些。新教教会的成长缓慢，却很稳定。到一九〇〇年，皈依人数与虔诚信徒总共有十万以上。这在中国人口中只算九牛一毛，不过新教传教士都是搞组织机构的高手。他们建起各自的西式洋房宅院，由中国仆役管理打点。继而办起学校，开设公共保健诊疗所，最先被他们争取到的中国教徒通常都是替他们办事的人，如厨子、发传教小册子的人等。此外也有一些聪明的理想主义的人，因为欣赏西洋生活方式而乐于接受西洋宗教。十九世纪末叶有许多主张改革的人信了基督教，原因之一是，工业、基督教、民主政治的三位一体似乎是西方强大的秘诀，故也是救中国的最上策。
维新运动
帝制中国晚期的学术思想追上外交趋势的脚步，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中国发生广泛商业成长的同时，学术界也有了变动，班哲明·埃尔曼（Benjamin Elman，1984）称之为“从哲学变为语文学（philogogy）”的动向。变动的本质是，科举入仕的大臣们不再只看重义理的道德判断，改为注重比较不属文化导向的精确技术性研究方法。这样也许较利于以后面对明确具体的近代问题。
十八世纪晚期兴起的区域间贸易最频繁的江南一带，在当时也是新兴的考证学的发详地。明朝灭亡以后，汉人学者把咎责归于混合了佛道思想的空谈理学。读书人对于宋明两代盛行的理学观念之“无从以经验证实的说法感到不满了”。只注重心性义理的风气，促成晚明党派以仁义道德之名彼
此攻讦，致使晚明政府瘫痪。满清入主中国以后，有些学者因此舍理学而就语文学，也有转治数学天文的。最主要的学风仍是考证之学，包括以训诂、校勘、辨伪、笺释等方法整理研究古书。其成果之一是发现古典经书确实有伪造的，从此古书也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堪为这种新学术风气纪念的，是一八二九年收集成的一套一百八十部著作，为七十五位十七、八世纪学者的作品，其中一半的人是进士及第的。讽刺的是，这项学术成果是著名藏书家阮元领导纂辑的。他也是广东巡抚，也是主管欧洲贸易的大臣。
当然，阮元这套大书的作者确实有不少是商贾家庭子弟。以扬州盐商为例，其近乎传奇的富豪多金使他们有能力兴办学堂书院以培养人才。清室的重大编书计划都由大臣主持，广征天下学者参与工作，如《明史》和清朝地理志索引等，都是其重要成果。总计朝廷的编修计划超过一百五十件。从这些学术工程中产生了一种观念：治考证之学也是一种职业，是做官以外的一种事业。
助长这种考证研究的书院与藏书馆，在江南各省最盛。皇帝起初态度很冷淡，到一七三三年，才开设了国子监，以教导科举生员学业。一七五〇年以后，有些许自主权的官学开始自行赞助研究考证等学术活动。以汉代“今文”为奉的“汉学”考证，显示清代学界人士的学识有多么广博，治学态度是多么积极。他们校证古籍的成果又导引他们走向文字学、声韵学的探讨，进而展开礼器、碑文的考古研究。
到了一八四〇年代，英国突然在海上称霸，促成两条革新路线之联合，一是今文学家重新评估古籍，另一个是为官读书人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典章法制。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在这两方面都是代表人物。他于一八二六年编辑了两千多件有关财经与其它行政上实用知识的著作。他曾主张将江南贡米从上海经海路运至北京，以免走费事费时的大运河河路。他曾参与盐务税的改革，写过记述清朝十次战功的史书，并且在广州帮钦差大臣林则徐编写了有关海外诸国的一部报告——对中国的问题有极重要的新观点，不过来得迟了些。总之，魏源把以英国为代表的外在世界带进了清末革命者的视野。
考据学与近代中国学术思想方法之间的连续性，可以在一八九〇年代得到证实，精通古礼器与碑铭研究的学者于此时识出了商代甲骨文的含义。第一章已说过，此乃是近代中国考古学之始。不过这对于晚清抵御西方侵略是帮不上多少忙的。
都市成长——大多数为通商口岸——到了一八九〇年代，给实质环境与让会结构都带来很大改变。各沿海与河岸港市中，西式楼房、街道格式 煤气灯与自来水等城市设备。以及轮船汽艇运输与外贸，都与中国以外的世界有关（或是其延伸）。这些港市里的中外商贸公司、银行业、工业合力制造了一种近代中国经济形态。同时一并出现的还有近代大众传播媒体——中国记者、报纸、杂志，以及不以投身仕宦为目标的知识界。在外国人治理的近代化都市中，中国商人或是替外国公司筹资做买办，或自己经营事业，兴旺发达之后，也开始发表中国人的舆论。
中国基督教徒开始形成一个分散出来的社群之时，传教士也开始发行中文杂志《万国公报》，报导国际情势。这本新闻杂志自一八七五至一八八三年是周刊，一八八九至一九〇七年改为月刊，将世界新闻传播给中国的学者阶级。也由于公报的文章都是中国编辑主笔以文言文写成，才能够被急于理解外在世界问题的中国读书人与官吏接受，因而成为第一个供传教士直接表达意见的传播媒体。一八九〇年代间，最能干的传教士——如韦尔斯来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都以打动士人阶级为目标，从而影响到维新运动。
从中国的观点看，日本于一八九五年打败中国并不仅仅是另一个文明强国打了胜仗，而是西方代表的恶势力压倒了中国。西方人是男女公然拉手甚至接吻的野蛮淫乱之辈，现在他们凭着发明了坚利的机器，就倾覆了创造文明与太平生活的天人秩序，可见混乱即将来临。
一八九五年间，几个因素突然会合到一起。第一个是列强的威吓引起了四场战争，并且用海岸上的海军火力让中国四战皆败。外国恶势力这次用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