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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与自强失败
一八六〇年代清朝中兴以后的几十年中，最重要的人物，不分满汉，都努力要实行西洋方法制度。这种动向——刘广京和费慰恺等人都有研究——作为依据的是好听却误导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似乎是以为，西洋军械、轮船、科学、技术可以从某方面用来保存儒家的价值观。我们现在回顾以前，可以看得出，炮艇和炼钢厂是带着它们各自的生活哲学而来的。可是，一八六〇至一九〇〇年的这一代人却紧抓着中国可以一跃就跨入现代半途中的口号，如同想一跃而过暴涨的河水一般。
因此，在“自强”这个中国古典而非外来的口号之下，中国的主政者开始采用西洋军械和机器，随即陷入无法回头的逐步借用。借了机械装置就得再借技术，借了科学就得再借其它知识。接受了新观念就得改制度，最后走到立宪改革以至革命共和。只让工具西化而不让价值观西化的这种不彻底西化的谬误，其实有许多保守的读书人已经看出来了，因此他们选定的路线是全面反对西化。
自强运动的领导人物即是平定太平天国的文人将领，包括曾国藩和年纪较他轻的助手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制造枪炮轮船的上海“江南制造局”即是李鸿章所建。早在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就向朝廷说明，洋人欺压中国乃是凭着船坚炮利，将他们逐出是无望的，中国社会因此面对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的结论是，中国必须学习使用西洋机械以求自强，这也意味着要培训中国人才。一八五三年派里（Perry）抵达日本以后，日本武士也曾立刻看出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是中国的洋务运动处处受到守旧读书人无知偏见的阻挠。就在日本迅速现代化的这几十年里，中国迟迟不动，形成了历史上一桩重大的对比情势。
中国的难处不胜枚举。以译书为例，十七、八世纪有大约八十位耶稣会传教士将四百多部西方著作译为中文，其中一半以上是有关基督教信仰的，约三分之一是科学知识方面的。十九世纪初叶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发表了大约八百种著作，但几乎全部是宗教文宣或圣经翻译，都是用简单的文句写给一般民众看的，并不以中国知识界为对象。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中，有个天赋颇高的英国人（John Fryer）和中国读书人为江南制造局合译了一百多部科学工技方面的著作，制定了以后发展工技必须的中文术语。但是这些译作发布有限，很少有读书人念过。这类书籍的印制要靠外国人或涉及外交事务的少数官员来推动，并没有皇帝的旨意。
一八六二年在京城设置的同文馆，乃是培训政府外交谈判人才的学校。由一位美国传教士主持，聘有九位洋教习。由于总税务司支持，赫德又积极鼓励，很快就收了一百多名学习外文的满汉学生。但是反洋化的知识界却反对同文馆教授西方科目，其理由是：西方科学的原理借自中国的算学，方法是中国发明的，却被洋人拿去用了。
命运系于中国学术的读书人要维护自己权益的心态，可举容闳的实例做最鲜活的说明。容闳于一八四七年随传教士赴美读书，一八五四年自耶鲁大学毕业。在国外待了八年后回国，却等了将近十年才得到曾国藩任用，负责购买机器并担任翻译。容闳建议送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政策，等到他返国十五年后才开始实施。一八七二年间，他带了一百二十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童来到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随行的还有老式中国教师，以便替这些要负起中国西化大任的学童温习制举功课，因为这是仕宦之途必不可少的。另外有一位守旧派学者担任容闳的同僚，任务是防止西方接触败坏了学童的名教道德。到一八八二年，这个留学计划便废止了。
类似的情形也阻挠了初期的工业化。守旧派恐怕开矿、铁路、电报线会破坏风水，而且怕这些事惊动祖坟、引来不守法纪的矿工、夺去划渡船和赶车者的生计、浪费公帑、造成对洋人机械与技师的依赖，从而惹来无穷祸患。即便主张西化者能够克服这些恐惧，仍有欠缺经营技术与资本等实际问题要解决。大规模企业计划必须有大臣出来主持，通常是按照“官督商办”的模式办理。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经营被官僚作风陷于瘫痪，办事的商人始终受把权的官吏压榨。而不分官商都只顾抽取现有利润，不肯将收益再投资。以利润再投资维持自足企业不断成长的目标，始终未能达成。
因此，尽管许多官方赞助的计划初期看好，十九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大体上是白忙一场的。以李鸿章于一八七二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为例，本来受津贴要运江南贡米进京。自一四一五年起，几乎每年都由一大队的运米帆船逆大运河北上送贡米，此后可以快捷地循海路自上海运至天津了。为了供给轮船需用的燃料，一八七八年在天津以北开了开平煤矿。为了运输开平的煤，一八八一年建了中国第一条永久铁路。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末，这些相互支持的企业都没甚么发展。招商局在官吏、总办、帮办的贪污搜刮之下，无力与英国的轮船公司竞争。开平矿务局积欠了洋人大笔债务，于一九〇〇年卖给了胡佛（Herbert Hoover）等人。铁路建筑的事被搁置，一八九八年以后才由列强在其势力范围内筹划推动。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三十年的后期中，最主要的对手是张之洞。张在武汉任职十八年，在武汉设置铸铁厂——后改为炼钢厂、武备学堂，以及教导电报通讯、采矿、铁路、工艺等的工技学校。但是张之洞的主要目标是，把这些工技全部安插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格局之中。
中国的近代化因而成为几位大臣玩的游戏。他们明白近代化之必要，便努力筹资金、选人才，在无精打采甚而不友善的环境中进行建设。他们为了个人利益与权势而继续做下去，慈禧太后的朝廷却与日本明治天皇的朝廷不同，支持态度既不坚定又不连贯。而且，她任由守旧派大臣对改革派掣肘，这样她才能握住裁夺之权。由于华南地区一向都有许多头脑灵活的人在找出头的机会，迅速成长的通商口岸上尤其充满跃跃欲试者。因此，十九世纪晚期有的是带头创业者，却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革。清廷把洋务运动交给少数几位巡抚去办，因为这么做合乎中央与地方均势的要求——朝廷不必负担费用也不负责任。此外也因为通商口岸的官员和洋人有往来，只有他们清楚时务，知道如何找洋人帮忙。
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是验收自强运动成果的时候了。因为中国大得多，押注的人都看好中国。李鸿章所见的却不然，因此事前曾试图阻止战争发生。中国建设海军始于一八七〇年代。一八八〇年代间，李鸿章曾向英国购置巡洋舰，并且聘了英国教练与顾问。后来克鲁伯公司（Krupp）得标，又再向德国购买了更大型的船舰。不料，到了一八八〇年代末，海军经费竟在大臣共谋下转移为慈禧太后修筑颐和园之用。总税务司赫德估计：“海军应当还有三干六百万两（大约合美金五千万元），这下子你瞧，一毛钱也不剩了。”他于一八九四年九月发现：“他们的德国舰上没有炮弹，英国舰上没有火药。”甲午之战中国只动用于李鸿章的华北陆军和北洋舰队（华中华南的末动），而海军的炮弹有些只是填了沙子充数，根本没有火药。
日本人以镇压叛乱为由，于一八九四年介入朝鲜。战争中大败李鸿章的华北各军，又在近代最初的一次海战中于鸭绿江口击溃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司令是一位骑兵老将，他把军舰按骑兵冲锋式一字排开，却被日本海军以两个纵队包围。如今，北京颐和园的游客看到大理石船“清宴舫”的时候，脑中应会浮起一行碑文：“讣告：未成形的前清海军长眠此地。”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第一场近代战争竟然只让一位省级的巡抚一肩去扛，就好像那是他省内边境自卫的事。清室确已被指责为无能的外族，但是清朝的问题不能只用外族一词就交代过去。问题显然在于其帝制政体本身、帝制下行政的虚有其表、帝制政府结构上之不可能成为近代化的中央统治力。
清朝把许许多多内乱都应付过去了，此刻的外交关系却不可收拾了。日本甲午一战大胜，把远东带入帝国主义列强竞争的另一个十年期。中国为了要付赔款，不得不向欧洲人发出债券筹钱。一八九八年间，俄、德、英、日、法都在中国自划势力范围。这种势力范围通常包含一个可以做为海军基地的大港，有进入腹地的铁路，以及沿铁路线有可开发的矿藏。中国为了遏阻日本扩张，便开门迎俄罗斯进入东北。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以后，俄国人才被限制在北边，由战胜的日本占据南满和朝鲜。
从各方面看，中国似乎要亡了。带着新学说理念的新一代能挽救中国吗？新的学说理念能启发全国在强有力的统治力之下获得新生吗？
基督教与儒家之争
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基督教传教士似乎是外国侵略行动使用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手段。十七世纪就开始的冲突，到十九世纪又再续接下去，而且是从政治、知识、社会等多方面继续。
就政治观点而言，基督教是旁门左道。起初看来只不过是佛教的一个旁支教派，有一套信仰系统，有一位救世者，有道德内疚（犯罪），也有一套救赎办法。这些成分大多数宗教信仰都有。由于非主流的宗教支派在中国都是被禁止的、类如白莲教的宗教组织，一般都是在暗处。耶稣会传教士于十七世纪在中国的斐然成就，只因为教皇不准祭孔祀祖以至与中国皇帝对立而毁于一旦，导致一七二四年的天主教遭禁。后来是因为法国坚持要求，才于一八四六年解禁。这期间：中国的天主教徒仍存在，但外籍神父只能在暗中行事。
基督教新教（Pr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