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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正当的禁鸦行为陡然引发了战争，英方极大部分为的是商业利益。怡和洋行老板买丁（william Jardine）跑到伦敦去帮英国外相帕默斯顿爵（Lord Palmerston）谋划战争目标与策略。怡和洋行出租船只给英国舰队，借领航员和翻译员给英军，尽地主之谊并提供情报，凭军需账单向伦
敦支款。但是英国派了以新式桨轮汽艇带队的远征团，目的地是广州以及广州一路海岸，以谋求按西方对等基础进行外交及一般商务往来的特权，并不是专程为扩张鸦片贸易而来。但是鸦片贸易却迅速自行扩张，而鸦片泛滥只是中英国际关系规划间普遍敌对之中的一个摩擦点。
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中，双方在东南沿海交锋六、七次，英国炮艇便打赢了，并且让清朝签下了一八四二年八月的南京条约。
费莱辙指出，中英南京议和以及后来的议和，都是按照一八三五年浩罕议和的范例来办的。南京条约内容包括：（1）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这是将旧例升级；（2）赔款；（3）适度课税，外人直接与关税司员接触；（4）最惠国待遇（中国对所有外人“无偏见之善待”（impartial benevolence）之意）；（5）可自由与任何来人贸易，不可垄断（这也是喀什噶尔早已实施的）。此外，指定开放通商口岸也是中国一向的边疆政策，见皇帝不行三跪九叩礼的平等关系，是浩罕及俄罗斯边界一带都已通行的。
清朝在陆海边境运用的策略是连贯一致的，但是陆海情况却大有不同。第一，英、美、法都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侵略成性的海上势力。那是一个往海上做生意作战的世界，受法律与条约权利支配。对他们而言，一八四二至一八四四年的第一次议和只是逐步侵占的开始。第二，清朝用优惠让步，便可稳定遥远中亚地区浩罕与喀什噶尔的关系。同样的办法用在中国本土上，只会损毁清朝的威望。满人入主中国的时候，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朝地位，令使外邦称臣纳贡乃是天子的本分。因此，不平等条约就代表失败。这种失败以后将每下愈况。
为了平息英国人的怒气，清朝把荒岛香港割让了，并且开五口通商。清朝的首席和谈代表还乘英国炮艇去了一趟香港！但是中国并不完全接受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包含的原则，而英国人又觉得条约给予的特权还不够。因此，条约制度之确立，要等到英法两国再与清朝开战并且在一八五八年订定天津条约之后。甚至那时候清朝仍不愿承认新秩序，直到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进占北京了，才接受了事实。从进贡关系到条约关系的转变，一八四二年以前已有广州的二、三十年摩擦，以后又经过二十年的贸易、谈判、压制，才算完成。
一八四二年开始的条约世纪（treaty Century）
中国与英国（一八四二，四三）、与美国法国（均在一八四四）、与英、法、美、俄（一八五八）签的条约，虽然是以平等主权国的地位签定，其实都相当不平等。中国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逼入劣势，任由西方的商业与一并前来的文化侵蚀。到了二十世纪，历经三代西方领事的积极拓展据点，订条约变成意思清楚而用途广泛的办法。订条约的首要原则就是开通商口岸。最初是开五口通商，到后来，开放了八十多处（见地图五）。
主要的通商口岸，明显有物质条件与设施结构上的相似之处。这些口市都有喧闹拥挤的码头区与货栈，其间到处都是替代机器的苦力。码头的活动全部由中国的买办监督，买办听地位更高的外国大班（洋行经理）的吩咐办事。每个通商口岸的中心都是在拥挤的中国市区边缘新兴的洋人区，其中最醒目的就是女王陛下的领事馆前高高的白旗杆。外国人的设施包括俱乐部、跑马场、教堂。这些地方由体面的英国领事和他的其它国籍同僚统洽，并且由停泊在滨水码头区外的炮艇保护。在广东、厦门、福州三地，外国社群以岛屿为据点，更有安全保障。在宁波、上海等地，洋人区和中国人的市区之间都有河川、运河、小溪之类的水道隔离。
这种沿海的小块地区起初只是西方文化的旁支，和欧洲国家殖民地上的城市一样，是西方帝国领治的最边沿。但是从一开始其中就含有中国的成分，因为外国侵略者对于仆役和小铺子生意人的需求程度，并不亚于中国的上等人家。所以，通商口岸迅速变成中西混合的都市，外国人也在这些地方成为中国都市化过程中的影响力。
依据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的行为只受外国法律约束，并不受中国法律管制。这种办法不是近代才有的新发明。中国的中央政府在中古时代就曾实行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颇相似的做法，要求海港上的外人社群由其各自的领袖依其各自法律管辖治理。这表示中国朝廷比较赞成最低限度统治，因而令使子民自我监督。早期来到中国的阿拉伯商客即是如此。至于鸦片战争以前的英美人要求在广州实施治外法权，是因为他们与北非、鄂圆曼帝国等伊斯兰邦国交往时就习惯仰仗自己本国法律的保护。而且西方人不堪中国人拿中国刑法治他们的同时，不理会西方人重视证据的规则，也不管近代西方人对刑求的反感，最重要的还是，外国商人需要其本国契约法的帮忙。
条约的另一要项是协议关税。按其约定的低关税率，将使中国无力保护本土企业——假使中国在一八九〇年代以前就看出保护政策的长处而有意实施的话。在一八四〇年代，中国的海关税务人员都习惯自己来和商人谈交易，而且手上没有可以强制外国人的权威和工具。以至于议定关税则例的事务交到中国人手上办，仍做不到不偏袒而有效率。因此，一八五四年间被派在上海关主管中国税务的竟是外国督办。中国政府任用外国人是古代早有先例的，就条约体制而言，是最有建设性的特点之一。在赫德（Sir Robert Hart）的领导下，中国“总税务司”的西方官员们成为每个港口上的要人，维护着竞争机会均等（藉强制执行外贸法规），以及中国政府从均等的外贸之中征收的百分之五的微薄之税。外贸的成长带给了北京朝廷和沿海各省一笔重要的额外收入。
所有缔约国家凭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这是个很便捷的外交策略），可以共享任何一国能从中国压榨取得的优待特权。条约系统愈扩愈大，清朝财力也随之愈来愈衰弱。原本是中西联营的鸦片贸易业移入了中国境内，一八八〇年代以后，中国本土生产的鸦片开始取代印度产品，印度鸦片至一九一七年停止输入。英国赞助下的印度鸦片进口中国，前后共持续了一百多年。
“条约世纪”始于一八四二年，终止于一九四三年英美正式放弃不平等条约中关键性的治外法权之时。治外法权使中国法律的管制力碰不到外国人，这也让中国的统治阶层回味了古代的经历，即是，在给予异族支配权的条件下统治中国。从时间上衡量，条约世纪只比以前据于华北的金朝（一一一五，一二三四）略短，比元朝（一二七九，一三六八）还长几年。从文化的观点看，即便条约世纪只损伤中国主权，并没有外国来取中国而代之，其影响力却比金、元、清各朝外族入主的影响更深远。这两种情形的比较研究仍有待史学者努力为之。
例如，十九世纪西方商人侵略的程度，有多少可以与四至十四世纪在中国边境进行商贸与军事骚扰的中亚细亚异族相提并论？又如，按琳达·库克克．琼森（Linda Cooke Johnson）所说，初期的上海国际租界与一般同乡会馆有多大相似性？其中有头目（领事）为其成员负责，并且依官方许可培养本行实力，岂不与会馆的会长相似？这些问题隐约暗示，就中国的长久的经验而言，十九世纪带来的不连贯性并不如我们所想的严重。
事实乃是，一八四二至一九四三年（或一八四二——一九四九年）可以视为具有以下特色的独特时期：（1）中国渐渐对外来探触开放，（2）外国军事侵略，始于英法的外围攻击，终于日本的两度侵略（一八九四——九五，一九三一——三七——四五），（3）西方商业与宗教侵略，一八三〇年代始于广州，逐步增加至一九三〇年代止，（4）国民党与共产党先后统治中国大陆。
从外国人的这边看，条约世纪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到一八七〇年代止，由英国商业的“自由贸易之帝国主义”主宰。英国人在一八四〇，四二年、一八五八年、一八六〇年三度战胜缔约之后，又在一八六〇年代与后来，支持已势衰的清朝复位。
第二阶段大约是一八七〇至一九〇五这段时期，是列强在中国进行帝国主义式竞争的阶段，其间俄、法、德、日、英都侵略了中国领土。中英共操中国海岸大权的短促时期过去，紧接着而来的是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亚、非的竞争，终于引发拚得你死我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比较有建设性的第三阶段（将于第三卷详论），从一九〇〇年起，至一九三〇与四〇年代止。
条约世纪期间对外来接触的开放，与一八四二年以前清朝进贡制度的封闭态势呈鲜明对比。从中国以外的地方看来，第三阶段（二十世纪初叶）将是外来因素涉人中国人生活最重要的时期，乃是电子时代来临以前的一个世界史上的文化交流高峰。中国的爱国者迫切要求创造并保有自己的历史，将外国参与成分降至最小，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谈上海就不能不提上海工部局（ShanghaiMunicip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