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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封神，竟架起云来，没摆群英会，竟装了周瑜，大吐特吐起来……”白羽还当过翻江鼠蒋平的弟子，“一个鱼跃，扑入水中，嘴自己张开了，咕咚一口，喝了足有半桶水，幸而水不深……”白羽充当怒打不平的侠客，是一种另外的窘像，“一日夜游，忽见十几岁的姑娘，欺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这位侠客刀交在左手，一个箭步……”结果人家是姐姐管教弟弟，白大侠挨顿臭骂，挟着竹刀，狼狈逃窜。白羽后来还把这段经历，写进《十二金钱镖》第四章了，主人公当然也换成陆少侠了。白羽在年底已成武侠名家，还这样嘲讽武侠故事呢！白羽在四五十年代虽写过不少托体武侠甚卑的话（其中有若干客套空话），笔者认为，上述几个反讽小故事，倒更能反映他终身自卑的心迹。
飞豹子袁振武用三十年岁月，在生死线上滚出一身惊人艺，终于得报夺嫡之恨；邓飞蛇忍辱负重，屡战屡败，十五载才完成报仇苦志。白羽塑造人物形象还是比较鲜明的。这是白羽本人具有的自信和韧性精神的反映。前文已讲，白羽认认真真写作五年，此际每次由报刊连载稿整理成单行本，他都重新分章、编目、撰写前后记，甚至大量修订文字。有时整段整章重写；其中重写最多的是《武林争雄记》第十六至第十八章三、四万字（全书一册不过八九万字）；当时已排好版，白羽硬要重写重排，当时白羽的倩友郑证因和白羽胞弟、弟媳都十分叹惜毁掉这价值一、二百银元的报酬。单用自卑是解释不通这种行为的。
白羽精神世界还有强烈的自信：一方面他“自问于铺设情节上，描摹人物上还行”（引自《话柄》）他靠钻劲、韧劲、犟劲，用笨功夫，认认真真作武侠五年（）塑造了自己满意的几个人物，他用自己这种精神，精心去雕塑小说中的一些人物。
白羽自信描绘成功的故事和人物，要算是杨柳情缘中的杨华、柳叶青一对青年男女，男的品貌端正、好义勇为，女的艺高貌美、忠贞多情，两人却都欠通世情、娇骄好胜，一双美满情侣却经数年波折才成眷属。对此故事，白羽曾函请老同学、剧作家翁偶虹，为著名刀马旦毛世来（四十年代四小名旦之一）编剧、演出。（结果是翁老为唐韵笙、张云溪、张春华等名角以《十二金钱镖》京剧连台剧演出。）
白羽这种自信，时而潜在转化为自豪。白羽很少正面直接表现自豪，却时而在心情不畅时对家人感慨说：“我不幸生在战乱的中国，要在欧美大国，我也能成为中国的大仲马，也能发大财！”（关于此点，笔者甚钦佩台湾叶洪生的慧眼，他曾以此喻赞白羽，触动了笔者的回忆。）白羽晚年也常酒后吐真言，感慨怀才不遇。
白羽的自卑和自豪的矛盾，到四十年代中期，逐渐产生了自暴自弃。大约年起厌写武侠，每周周末像赶鸭子上架似地撰写一篇《大泽龙蛇传》字（立言画刊预留版面和规定最迟截稿日期），并常断稿；年底连最后一部小说也不写了。年出版抗战时期的最后一部小说单行本《牧野雄风》，此稿报刊连载时本是郑证因代笔；编辑单行本时，白羽一改过去做法，在开头胡乱加了个“缘起”，中间随意插进几个小故事（如“高红锦溃围丧俪”章等），连书中个别人物性别前后不一，也置之不动，就这样出版了。据白羽文字自白，说是疾病缠身，笔者却认为是从自卑到自弃了。
抗日胜利，白羽一度精神状态转佳，二度重操编辑旧业，不足半年，便被“地下”“飞来”的胜利者（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天津地下党员和重庆飞来的接收人员）当头一棒，再度沦陷生活，并一蹶不振，更加自弃。始而允长子以智代撰《雁翅镖》，进而卖名了，书商拿来他人的书稿，请白羽修订，白羽粗粗一阅，便允许以白羽之名印行，代价不过是两三袋白面而已。据笔者近年查实：白羽一生撰武侠十八部，而为他人作品署名者六部以上。能够反映白羽写作水平，仅有《钱镖四部作》和《偷拳》五部而已。（年报刊连载稿《趁火打劫》等，未完，笔者未统计在内。）
三
笔者不讳是白羽后人为先人写传。其优势是了解内情，通过日常琐事，对待生活写作的只言片语，理会其细微心理变化，比较准确地把握其人际交往、写作过程和内心世界。缺陷是唯恐掺杂个人情感，难于把握分寸。笔者经历了中国近几十年的重大历史变迁，很想以白羽武侠小说为纲，反映从戊戌维新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的部分百姓、知识界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演变；白羽一生思想比较活跃，也比较典型。笔者就大胆地作这一尝试，力图客观、公正，并“心平静气些”（鲁迅语）。客观而言，白羽一生历史相当清白，但他要在乱世生活、吃饭，接触的人就不可能那么“纯洁”。笔者也想客观地反映出来，如充当了汉奸的何海鸣介绍白羽刊出《十二金钱镖》，《话柄》书名是周作人题写，等等。笔者觉得客观反映现实，现实意义就更大一些。笔者觉得用第一人称写回忆来，很受拘束，所以还是用第三人称写传记。
为了行文方便，全书使用白羽这个名字。
笔者从职称、学历来说，勉强算个知识分子，但非中文专业科班出身；因整理白羽遗作被逼与文学结缘，现又涉及历史、文学理论，写起传记来，真有点班门弄斧。好在笔者平日常高攀“文学”、“武林”同道，多有请教，有不当之处，诸位道友、前辈会乐于赐正的。
、附录二：《泪洒金钱镖》（白羽传记小说）序
白羽怎样开始写武侠小说
宫以仁
天津作家、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副会长冯育楠先生撰写已故武侠小说名家白羽传记小说《泪洒金钱镖》近万字，即将在天津《小说家》杂志刊出和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育楠来函嘱我作序，我胡乱写上几句话。
育楠名为写先父宫白羽的传记小说，实在是写旧社会一代文人悲惨的生活、暗淡的写作生涯，以及被摧残的艺术才能和作品。
在此以前，育楠写过两篇报告文学，题为《文坛悲士宫白羽》、《一个小说家的悲剧》。两个“悲”字和这个“泪”字，都用得好，既反映了作者对先父一生的同情和惋惜，以及对先父艺术才华的欣赏，也反映了先父八年间（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其间中断四年写作）撰写数十部近千万言武侠小说的矛盾心境。
先父白羽一九三九年在自传《话柄》的自序中说：“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我……可不负责。”这是先父生前的真心话。
先父白羽在“五四”前后，投身文学事业。二十年代初多次亲聆鲁迅先生的教诲，白羽的许多创作和译文，得到鲁迅先生巨笔的精心润色，并向报刊推荐。可惜这类珍贵资料，我现在手头上仅残存一篇了，这就是先父以竹心署名、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俄国文学大师契诃夫的《坏孩子》，鲁迅先生又据德文本校正，推荐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先父本来可以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但旧社会夺去了他的艺术生命。二十年代，他是在饥寒、冷眼中挣扎的十年；三十年代，他是在忙累、打击中奋斗的十年。在这二十年间，他总算写过许多同情劳苦大众、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创作，也写过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杂文。到了三十年代末，日寇侵占天津，他不得不写武侠小说糊口。
早在我国新文学运动初兴的时代，一些文学批评家曾对武侠、言情小说掀起一阵批评运动。先父少年时很爱看侠义小说，青年时却也写过杂文指责侠义小说对青少年的毒害。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先父却想借用读者喜爱的这种文学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部历史武侠小说《黄花劫》（署名杏呆）。这部小说当时影响很小，也可以说写作没有成功，早被人们忘却了。
到了三十年代，先父携眷由乡下重返天津谋生。自命具有五种谋生手段的宫竹心（先父真姓名），到此时际，却有四种本领无所施展。做机关小吏、编报采访、写杂文，就等于当汉奸，先父不想干。想教书，学校大都停办。只剩下一种谋生手段写小说；又被报社文艺编辑套了一个小小的紧箍只准写不要历史背景的纯武侠小说。为了吃饭，先父只得束手就擒，开始从事不愿做而又只得做的武侠小说写作生涯。这总比当汉奸强。先父本是一介书生，对武术是一窍不通，甚至连切菜刀也没拿过（这一点也不夸大，先父从未操过家务）；怎么办呢？当时已写过武林技击小说、自称会武功的郑证因老伯，也苦于没饭吃，两位落拓文人便搭手写起长篇武侠小说《十二金钱镖》来了。
武侠小说的当代研究者，包括台湾的叶洪生先生诸专家，都认为：先父写武侠小说，得助于郑证因先生、张玉峰武师，郑先生是精于武功的。其实不然，郑先生也只是“纸上谈兵”的武术家。郑先生寄寓我家多年，我从来没见他练过一招一式（郑先生离我家时，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据敝友王慰曾先生最近采访郑先生在天津的亲属（如郑连增等），其亲属也说，家中只有为数很少的几本拳谱剑谱而已。先父结识张玉峰老武师甚晚，那是在先父写武侠小说成名之后，张武师才慕名而来，请先父为之写传（即先父撰写之《子午鸳鸯钺》）。可惜此书出版后，张武师未再光临寒舍，很可能已不在人世了。先父生前总以此为一憾事）。当此时，先父已熟知写作武打之套数，也成了“纸上谈兵”的大侠，并未再向张武师请教武功。这是插入的一段题外话。
一九三八年初，先父亲自把题为《豹爪青锋》的长篇武侠小说的前两章，送到报社。报社文艺编辑大概认为这个书名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