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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敲窗，风声簌簌，枝叶轻摇，屋外的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好替我伴奏，眼前浮现昔日柔情似水的种种，我轻轻吟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象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地来；
让它好好地去。
到如今年复一年；
我不能停止怀念。
怀念你；怀念从前。
但愿那海风再起；
只为那浪花的手；
恰似你的温柔。”
一曲唱完，他还是闭着眼睛，呼吸平稳，我猜他已熟睡，伸手替他掖好被角，关了台灯，也打算入睡。
黑暗中他突然叹口气，手在被窝里摸索，摸到我的手后立即紧紧握在手心，低低地道：“你唱的歌总是那么伤感，听得我的心都揪起来了。”我撅着嘴道：“是你自己要我唱的。”他把我的手按在他胸口，柔柔地道：“以后你不用怀念，我在这里，我一直都留在这里。”
我依然有点忧虑，道：“可是我们已经离婚了，这样子又算什么？”
他嘴里哧了一声，郑重道：“离婚也可以复婚，这里以后就是我最大，谁敢说三道四，我饶不了他。”
“那你父亲呢？”
“他过几天就回上海了，如今战争面积扩大，战线越拉越长，他们要操心的事情很多，个个都忙得焦头烂额，哪里还顾得上我们。”
我眼珠一转，打探道：“那你呢？你这么能干，肯定被委以重任了吧。”
他笑道：“我的重任就是好好享受天伦之乐，你的重任就是好好照顾自己和孩子，哪有那么多心思去管其他的。”说完，手一横，把我和兴邦搂在他臂弯中，不再多话，埋头睡了，这次是真的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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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是美好的，美好得像是梦境一般，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吃早餐，吃完后，他外出忙碌，我在家育儿，晚上他必定按时回家，吃过晚饭，他逗兴邦玩耍，我在一旁或看书或忙些其他的琐事，又或者，我们一家三口吃饱喝足后，在幽静的后花园里漫步，看尽春夏的花明柳媚，红情绿意，看尽秋冬的北雁南飞，层林尽染。
我时常会想，假如我们只是和平时代的普通三口之家，善渊是普通的公司职员，我是普通的家庭主妇，我们会不会比现在更加幸福？答案是未知的，人性贪婪，唾手可得的幸福未必懂得珍惜，求而不得方才显得弥足珍贵，这样的平淡如水放在乱世实属不易，在和平年代只怕又会觉得寡淡乏味了。
流年轻易把人抛，兴邦在我们的悉心呵护下，安然成长到六岁，时光爬过我们的肌肤，在眼角和嘴角留下它们的印记。兴邦长大了，我们却老了。
历史顺着它本来的轨迹行走，绝不会因人力而改变，抗战八年，日军由刚开始的凶猛无比到如今的苦苦支撑，形势每况愈下，我心里日益轻松，有种尘埃落定的明朗，善渊恰好相反。
自一九四五年的新年过后，善渊的笑容一天比一天少，背影一天比一天沉重，我多想替他分忧下肩头的担子，可他的苦从来都藏在心里，对我只字不提，哪怕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眉头都是微蹙着。
夜深人静，月满西楼，我轻抚他眼角的尾纹，他眉间的忧虑，却怎么也抚不平，抚不顺，亲眼看着这个男人由当初意气风发的俊美公子变成如今满鬓风霜的不惑男人，有点残酷，更多的是幸福，不管怎样，我们相知相守过，只是，我还要更长更久的相守，决胜的时刻就要来临，我心里总是没来由的慌乱，怕他到时无法抽身，虽然他答应过我，但身不由己这种事时刻都存在的。
最近他时常发呆，望着空中的候鸟发呆，望着窗外的树木发呆，望着四处捣乱的兴邦发呆，望着神色怅然的我发呆。他眼里似乎有很多话想跟我说，可最终总是什么都没说。
我知道他烦心的是日军的接连失利，几天以前，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美军又迫近日本本土，眼见日本大限将近。
午后阳光明媚，我同兴邦在花园里喂鸟雀，瞥见善渊和安伯匆匆进了别院，他从不会在这个时段回家，我预感将有大事发生，于是也不声不响地跟了进去。
蹑手蹑脚地走到书房口，门被虚掩着，善渊气急败坏的声音传出来：“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我们恐怕败局已定。”安伯极为小心地探寻道：“日本国内是怎么个态度？”善渊冷冷道：“有的建议在维护国体、保存天皇制度前提下无条件投降，有的说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实行本土决战。”
安伯痛心地道：“已经打了八年，耗尽国内人力物力，一旦投降，我们就一无所有了啊。”
善渊也是极其不甘心：“形势比人强，再不愿意也只能接受，我们还能坚持几个八年呢？只是，只是……”他狠狠地拍了下桌子，屋内的怒气冲天，在门外的我都感受到了。
安伯沉默片刻，又道：“你真要去上海？”善渊的语调又低了，满腹无奈道：“非去不可，爸爸他们还在着手最后的反攻计划，我要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假如还是失败了呢？”安伯尽力平静地问他。
他顿了顿，沉声道：“不成功，便成仁，我不能让爸爸一个人承受战败的结果。”我拽紧拳头 ，铿锵有力的“不成功便成仁”六个字重重砸在我心间，难道他已经在预谋着又一次的离我而去？
“那夫人和小少爷呢？”安伯替我发问了。
“他们留在这里。”
“夫人只怕不会同意！”
善渊叹道：“不同意也得同意，我现在只会连累他们……”书房里又静了下来，两人都伤感无话，末了，善渊又叹气道：“答应过她的事，恐怕要对她食言。这些日子冷落她们母子了，安伯麻烦帮我准备照相机，我想和她们多照点相片，以后兴邦想爸爸了就可以看相片，那样他就不会忘记他爸爸的样子，小毓也不会忘记我的样子。”
门外的我已是泪如雨下，听着安伯走近的脚步声，我傻傻立在门口，也不闪躲，门开了，他们见到我起先一惊，但很快又都平静了。安伯按善渊的吩咐去准备相机，善渊则走到我面前，轻轻替我抹去眼泪，恳求道：“别这样，我的心已经够乱了。”
我用手背狠狠地擦干眼泪，毅然看着他道：“我还是那句话，我等着你！”他眼里的疼惜都纠结一团，隐隐也升起点点水雾，默默看了我好久，而后沉沉点头，再次给了我希望和安慰。
我破涕为笑，拉着他下楼，“趁着现在阳光好，我们赶紧去拍照。”
兴邦独自在院子里玩得不亦乐乎，看见我俩走来，雀跃地朝我们跑来：“爸爸，妈妈！”善渊开心地应着，伸手将他高高抱起。安伯已经备好器具，他钻进黑色幕布里，嘴里不停指引着我们的表情和动作：“靠近点，再靠近点……夫人你要笑开些……”
纵然我再伤心，也只能打着精神强颜欢笑，“砰！”三人的笑脸定格在这永恒一刻，“好，很好，再来一张！”安伯又开始着手准备下一张。
我瞄向善渊，他一直面带笑容教兴邦摆动作，之前的抑郁一扫而光，好像接下来什么都不会发生一样，“夫人，你又看到哪里了，看前面啊。”安伯又在嚷嚷了，我收回目光，对相机挤了个甜甜的笑。
我们照了许多张，直到太阳西斜，光线晦暗。兴邦玩得满头大汗，怕他吹风着凉，善渊让我带他回房换了身干爽衣服。初夏的傍晚有点凉意，想到善渊穿得单薄，我又顺手取了件外套带下楼。回到花园里，空无一人，我正欲去前厅找他，忽然听到一阵汽车启动的声音，当即脚下一软，拉着兴邦就往前面跑去。
跑到大门处，车已经开了好几十米，我抱着兴邦奋起直追，边追边喊：“停车，停车啊，善渊。”心里悲愤不已，他居然连道别的话也不和我说一句，就这样走了。
车子越开越快，我已拼尽全力奔跑，可距离还是越拉越大，我心急如焚，一个踉跄，母子两人扑倒在地，兴邦痛得大哭，我什么都顾不得了，想爬起来再追，脚却像灌了铅，不听使唤。
远处的车见我们摔倒，立即停了，我用力喊着：“不要走，善渊，不要走。”兴邦也哭喊着：“爸爸，爸爸……”
我把兴邦紧抱在怀中，泪水泉涌而出，可善渊并没有下车，很快，那辆车又开始前行，我的思绪已经崩溃，用嘶哑的声音再次大喊道：“善渊，不要丢下我们，带我们一起走，求求你了，求求你！”我的哀求飘荡在天地间，无人回应，只有风在耳畔呜呜地吹。
小车再也没有停下来，很快就消失不见，空空的马路上少数几个行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坐在马路中间痛哭的女人和孩子。
路两边的梧桐树随着风沙沙作响，似在替我们吹着离别的笙箫。
我搂着兴邦，在路边坐了好久好久，还是小贤出来找到我，才把一瘸一拐的我们扶回家。
回到周公馆，我渐渐冷静下来，让小贤先替兴邦处理了伤口，然后哄着兴邦入睡。躺到床上，他泪眼汪汪地问我：“妈妈，爸爸去哪儿了？他不要我们了吗？”看着他哭得肿肿的眼睛，长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我压下自己的哭意，道：“爸爸会回来的，过段时间就会回来。”
小孩子就是好哄，他信了，马上破涕为笑，在我的轻轻哼唱中进入梦乡。
兴邦可以哄，那我呢？我终究哄不了自己，心里十分不踏实，夜不成寐，第二日就给爱德华摇了电话，托他留意善渊在那边的一举一动。还好爱德华告诉我，善渊的确回了上海，但情况很不好，眼下日本国内国外都乱成一团，他们已是穷途末路，但仍然执迷不悟，还在疯狂地筹谋反击。
他和善渊如今是敌对的立场，可言谈间不无对善渊的扼腕叹息，我挂了电话，打消去上海找他的念头，默默跟自己说，还有两个月，再坚持两个月，这场战争就彻底结束了，那时善渊就会履行他对我的承诺，他现在只是需要时间和空间去接受这个结果，我深信，他一定会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