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行业性标准制定得不完善。首先，人们发现，中国的神仙数量，竟然远远超过政府官员的想象。不少道观神祠，例如碧霞元君、妈祖等，根本就没有列入《神祠存废的标准令》的大名单之中。这样的庙观，到底是拆呢，还是不拆？
另外，道士们历来喜欢贪多求全，一间道观里常常摆上几十尊各种各样的神像。有时心情好，顺便也帮和尚们摆上一尊观音或者地藏王菩萨。有幽默感的，还虔诚地供上了“齐天大圣”和孔夫子。应该承认，道士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广结善缘嘛！至于地藏王菩萨和“齐天大圣”愿不愿住进来，咱们暂且不去想他，俗话说：心到神知。连张天师都要去南海进香，下面的道士，当然更是乐得 “难得糊涂”。
但这样一来，同样的难题出现了：当一间道观里，并排供奉着太上老君和财神老爷，那是拆还是不拆呢？总不能说，咱们拆一半，留一半。太上老君那半边的庙留着给道士避雨，财神爷那边拆了卖木头供官儿们发财吧？道士们的意见，当然最好是都留着；但官儿们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坚决认为，全部拆了才算干净！——众所周知，“血统”不纯，历来都是种相当大的罪孽。
于是，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历史悠久的道观变成了私产，或者，干脆变成了废墟。这些还只是表层的现象，真正的打击，是在精神的层面上。
千年以来，道教长期以多神教的面貌出现。“三教合一”、“兼收并处”的思想，一直是道教架构中的一个核心理念。从南北朝以降，虽然和尚们很不乐意和道士们掺和在一起，一直尽力保持着佛教理论的纯洁性。但道士却不在乎佛教，或者儒家理论可不可口，只要能吞得下的，便“一涝食之”。这是道教存在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结构，也是儒、道、释三家的一种不稳定的稳定平衡。当这样的基本结构和平衡被外力强行打破之后，所有的道教信徒，心头都不禁涌现出了一种由茫然而生成的恐慌。
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恐慌，从公元1928年开始，会越演越烈，如暗夜之中摆脱不掉的魅影，将伴随他们走完这个世纪剩下的旅程。
（一一六）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窪德忠，1942年曾经的到中国研究道教。他跑了不少地方，如沈阳、北京、太原、济南、青岛等，还在全真教的祖坛白云观住了一段时间。一路上，他惊讶地发现，“很多道观虽然建筑雄伟，但内部荒废，道士仅有两三名，神像被尘土覆盖，或缺胳膊少腿。”另外，“有些道观变成了学校，警察、士兵的宿舍，商店，饮食店，或工厂……”这位日本学者听说太原有个元通观，藏有一部《道藏》，非常有名。于是乐颠颠地跑去找，几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上前一看：元通观已经变成了当地的餐饮行业事务所。其职能早已从关心人民的精神粮食，转换为关心人民的物质食物了。
窪德忠在书中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十分关心道教的人来说，看到这副景象，心中不免有些酸楚，这种心情久久不能忘怀。
从窪德忠先生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神祠存废的标准令》执行得不错。造成这种惨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国人打来打去之后，日本人又掺和进来打个不停。《道德经》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处于“凶年”之中，不管你是在家的俗人，或者出家的和尚道士，命运统统如草芥一般，更何况是那些不会说话的庙观、庵堂？
另一位日本学者吉冈义丰，从1940年到1946年，在北京住了六年，其间经常到白云观小住，对那里道士的生活非常熟悉。据他研究，当地的道士，出家时的年龄介乎于12岁到20岁之间，出家的动机多种多样，但大致归纳下来有以下四种：
1．决心修道登仙的；
2．追求隐居清静生活的；
3．家境穷苦无力抚养孩子，舍子从道的；
4．体弱多病，过世俗生活有困难的；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道士属于后两类，像当初张道陵、寇谦之那样的志愿人士基本绝迹。就连王羲之、李白那样的高级票友，也很少有听说了。自然，这样的后果是相当恶劣的。道士们的基本素质变得越来越低下。吉冈义丰和窪德忠人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评论说，“。。。。。。杰出人物很少。大部份道士对道教认识不足，缺乏精神力量。”
后者对当时白云观道士日常生活的观察是这样的：“识字的道士仅是少数，我同他们笔谈都不可能，很使我失望。我还发现有的道士成天无所事事，到处晃荡，或晒太阳打发日子，而且这种道士还不少，使我非常诧异……”
从清朝王常月中兴全真教之后，“临济、龙门半天下”，全真教在道教中的地位和影响，基本上盖过了张天师领导的正一派。从以上两位学者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全真教的核心之地北京白云观已经是这付凄凉境地，其它地方的中小道观可想而知了。
例如，住在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便出卖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把全天下的中国人都气得恨不得每个人上前捶他两拳。王道士俗家姓“王”，这倒没有什么，天下姓王的太多，鄙视不过来。但他的身份是“道士”，这就有点尴尬了。事情被揭露后，众多的道友便只好跟着他挨骂。
说起来，王道士也有他自己的委屈：他和当时中国大多数道士一样，是个没有文化的文盲。你能指望一个乡下的文盲老道，能够具备多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文物鉴别能力？换一个平常的老农民，情况又能怎么样？——老农民种高粱，种小麦，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遇到年成不好就挑着担子逃荒；王道士给人画符，念经超度，有生意吃饼子，没生意饿肚子，实在没辙了就打包四处云游混饭吃。唯一不同的是，老农民多少还有间破草房，王道士连间破草房都没有，只好借住在很久以前的和尚庙里。
道士们素质的极端低下，以及生活的极端贫困，闹出了很多像王道士那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到了公元1946年的时候，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一次，发生的地点恰好正是全真派的大本营：白云观。
这一年11月11日的深夜，白云观一如既往地进入了寂静的深夜。当时，为了省钱，白云观没有安装电灯。道士们生活清苦，又没有什么娱乐，晚上总是早早第熄灯睡觉。窪德忠曾经说，“ 在白云观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寂静的含义，那种寂静我至今不忘。”
但那一晚的寂静却让人毛骨悚然，在一片寂静中，一群道士在许信鹤、杜信龄、马至善等人的带领下，破门而入，闯入方丈方丈安世霖、监院白全一的房间。一进门，二话不说，一把白灰先冲眼睛撒过去。然后，绳套往脖子上一拴，五花大绑，生拉硬扯地把两人拽到方丈院内。在那里，早已经架好了木柴，甚至连煤油都浇好了。——白云观的道士点灯没有油，烧起人来油倒是充足等很！
方丈安世霖刚被扑上白灰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大事不好了，便不住声地苦苦哀求。但那伙道士不容分说，把二人往柴堆上一架，捆好，立刻就点火烧人！可怜安世霖和白全一两人，当时不外乎四五十岁，正值盛年，就这样被活活地烧成一堆灰烬！
当年忽必烈问白云观的道士，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一持咒，便能够“入火不烧”？元朝时候白云观道士胆小，没有一个人敢去试一试。几百年过去，到了民国时候，白云观的主持方丈和监院，在其他道士的协助下，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不管怎么持咒，入火还是被会被烧得很惨！
烧完了人，许信鹤等人才拿出一张纸，当众宣布二人的罪状：奸盗邪淫；盗卖庙产；变卖施主的老猪；老羊；对道众生活苛刻；不给饱吃等等，根据道家的”老子家法”，处以焚尸之刑。——也就是说，这是道教内部的家法，其他人等不得干涉！
其实，以上罪状多是欲加之罪，例如，里面最奇怪的“变卖施主的老猪，老羊”一项，许信鹤等人的具体解释是这样的：“盗卖多年长生猪、马、牛三宗；乃施主不忍杀害；送来养老；终年以粮施生。安、白竟敢私自盗卖；置数十生命于不顾；残暴行为盗贼亦所不能。”——这也够得上被活活烧死么？至于“奸盗邪淫”，料那两个道士也没这本事。即使是有那贼心，也没有那贼钱。卖几口猪羊那点碎银子，未必就敢往八大胡同闯么？
当时的道士生活相当清苦。衣服破烂：“白云观的老道铺衬精；身穿的纳头补三层”。伙食极差：没有做工的一天两顿，早上十点和下午五点；有工做的三顿饭：八点、十二点和下午六点。每顿饭的内容和一般的城市平民差不多，不外乎是稀饭咸菜窝窝头之类，要想吃饱纯属妄想。安世霖等上层管理人员自己的生活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给饱吃”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要安道霖来承担，恐怕也有点言过其实了。
真正的原因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安世霖当年还是监院的时候，勾结白世一，把当时的方丈陈玉坤赶跑了。陈玉坤的弟子、朋友、支持者、同情者便纷纷联络官府，多次出来打抱不平，试图把安世霖一伙给赶下台。这场“持久战”从抗战前，一直打到抗战后。后来，日本人都被赶跑了，陈老方丈也早死了，双方的争斗还是不肯停息。白云观一路来有交好官府的传统，好几次，“反对党”领着官方人员雄赳赳地要来“接收庙产”。一进门，却见安世霖悠闲地袖着双手看金鱼，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如果手上捏把鹅毛扇，活脱脱的就是个孔明第二。
到最后，“反对党”那一派总是灰溜溜地失败而回。安世霖道长并没有太上老君做主，也没有烧道符请关公下凡助拳。他获胜的原因很简单：在官府的靠山比对方大！
所以，后来许信鹤等不得已，方才出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