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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1
当时还在台湾，我是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正逢周五，可以从宿舍回家过周末，我照例得从学校搭车去逛西门町一带的书店和唱片行，用有限的零用钱在一本小说与一卷录音带之间犹豫踌躇。那天我买了一卷BruceSpringsteen的《BornintheUSA》，是彼时美国最畅销的专辑，然后才满心期待地赶车回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平常挤得跟罐头似的巴士竟然有不少空位，免了一个多小时罚站摇晃之苦。我迫不及待拆开那卷录音带的包装胶纸，再贪婪阅读盒子里那其实不大看得懂的附赠歌词小纸片。在且停且行、摆动剧烈的昏暗车厢中，专注猜测每一首歌要说的故事的涵义。
忽然邻座有人和我打招呼：〃嗨！你正在看什么？〃我吓了一跳，立刻从远方的新泽西回到现实的台北。原来是位很帅气的大哥哥，他说自己是个大学生，很爱听音乐，所以好奇我这小弟弟何以如此用心于一卷录音带。
他拿了我的带子一看，再笑了笑说：〃不错，虽然BruceSpringsteen是个了不起的摇滚歌手，但你听过他以前的东西吗？〃然后他就开始上课了，课堂里有许多我闻所未闻的人物，稀奇古怪的理论，以及充满色彩的历史，仿佛是一个武侠小说的江湖，比如一首二十多分钟长的摇滚乐，一个让吉他着火的狂人，一名躲在各种电子仪器背后制造宇宙之叹息的隐士。最神奇的是到了最后，他竟然说：〃可惜，BruceSpringsteen堕落了，居然在这张新专辑里加进了舞曲，那还算做摇滚吗？〃然后他在下车之前赶紧抄了一张小纸条给我，里面有他所谓的〃入门经典〃，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用心去听。
堕落？音乐也有堕落这回事吗？什么叫做堕落的音乐？为什么一个摇滚好汉开始玩舞曲就叫做堕落呢？再看看他那张字迹清秀的〃秘籍〃，上面有PinkFloyd；Emerson；LakeandPalmer；Yes；LedZepellin；TheDoors；JimmyHendrix和BrianEno这几个陌生的名字；他们就是传说中的高人了吧？
自此之后，我按图索骥，越摸越远，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超脱凡俗的世界，就像《纳尼亚纪事》里面那个神奇的衣橱，又像《哈利波特》里火车站上那个看不见的月台；只要一走进去，我就能逃离身边这可厌而庸俗的现实，得到自由。
所谓自由，首先是跟人家不一样。当其他台湾同学都在听香港过来的谭咏麟、张国荣以及梅艳芳，并且不厌其烦地央求我教他们粤语发音时，我拥有一个真正的自我是他们所不识的。
赤裸点讲，比起你们，我比较不堕落。
然后我又想起了电影。虽然我不再泡电影院久矣，总是为了省事躲懒在家看碟，但我实在很怀念那段日子：几乎掏尽所有零用去排香港电影节票房的队，然后一天连赶五场戏，中间出来就用口袋里仅余的硬币换面包干啃。听起来辛苦，忆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真有一种幸福充盈全身的舒畅。为什么？因为自由。
电影学者游静曾经写过一段十分美妙的话，大意是进电影院看戏是要有勇气的。她真是说得再好也没有了，请想想看，我们和一群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坐在同一个漆黑的房子里，目睹银幕上种种惊心动魄的场面。那些场面或许叫我们汗流浃背，或许令我们不住泪下，甚至让我们的脸从耳根开始一片赤红。虽然看不见，但邻居渐趋沉重的呼吸，身体上散发出的异样氛围，难道我们会感觉不到吗？
世间最残酷的景观，人心最深沉的秘密，如此赤裸坦呈，我竟然就在公众之中看见了。没有遥控器，我调节不了画面的行进方式与速度，声响的大小和高低；我就这样被动无助地夹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任由电影挑动摆布，不由自主地大笑或者痛哭，回忆以及暇想。
走进戏院，岂能不要勇气？
自序2
但是不用害怕，因为有某些独特、用心而神秀的电影作者，他们竟敢撕破日常琐事所掩盖修饰的真实，把命运的无常，上帝的退隐，承诺之背叛，欲望之阴暗，全都大胆地拍了出来，交给我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游静还说：〃人家都敢拍了，我们又有什么好怕呢？〃是的，我还怕什么呢？看电影，尤其是好电影，原是一种在众人中认出自己本来面目的英勇行动。所以，许多影评人才会如此珍惜〃真实〃。〃真实〃不是技法上的〃写实〃（很多时候，〃写实〃恰恰才是说谎的最好方法），而是电影作者敢于认真对待自己，敢于以〃真面目〃示人，甚至敢于面对人之存在的一种质地。
因此，看电影于我就和听音乐一样，是少年时代追求自由的手段。拒斥庸俗，一开始或许还是为了在同学之间树起不凡的自我感觉，但它其实更是为了逃离庸俗的宰制，离开〃成人社会〃的无聊和谎言，离开森严的学校体制，离开社会和国家对你的期盼跟定位。
很自然地，少年时代的我完全无法接受任何流行而热门的音乐和电影，更无法忍受电视上那些虚假的俗华与面具的美丽（真是报应，我今天竟以此为业）。音乐与电影绝对不是娱乐，它们怎能是娱乐呢？有人问过讨厌文化工业以至一切娱乐的阿多诺（TheodorAdorno）：〃你平常有什么消遣？〃一向严肃的阿多诺简单而冷峻地回答：〃我从不消遣。我用对待工作的同等态度去对待音乐。〃诚然，聆听勋伯格确实是该比工作还认真。
可是我总不能只听勋伯格，只看布列松吧？生活在媒体环境之中，我们被迫接受大量噪音的包围，并且以噪音为沟通人我的工具。假如我也去看王晶，假如我也去听张学友，我会告诉自己，那只是为了和大众沟通而已（比方说，学会对一个女孩唱歌）。万一我在那些熟烂的曲调中得到吟唱的乐趣，在港产闹剧跟前笑得人仰马翻，我会忍不住自责，恍如一个修行者在犯禁的行为里感到愉悦，乃是一种〃罪疚的享乐〃。尤其在我开始写评论之后，更是极其扭曲地以挞伐流行文化为己任，似乎这种鞭打自己的动作可以减轻那种罪恶感。
也许是受到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多年之后，我才渐渐缓释这种正邪不两立，雅俗要分明的心结，试着在自己对周星驰的喜好里找出合乎道德的依据。更妙的是，这种依据竟然还可以用繁复的理论与晦涩的术语去表述，因此显得更为庄严。怪的是，在这个转向之后，我竟然也逐渐失去了写作乐评、影评以至于所有艺术评论的动力。当初推动我写作的欲望到底是什么呢？我忘了。
如今你眼前的这本集子绝非严格意义上的评论，它们只不过是些感想札记。回首往昔，十几二十年前我那些承载着过多负担的评论是大家不会再想看的；遥想未来，我大概连现在这批文字也写不下去了。定名《噪音太多》，只是因为我很喜欢法国学者雅塔利（JacquesAttali）的《噪音》；他认为音乐基本上是一种组织和判别噪音的产物，同是声响，音乐与噪音的分别决定于一套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那么我这本集子和他的理论有关系吗？其实没有。
这又让我想起两件不相干的事：十几年前，我在纽约一家古书店看到一本约翰·凯基（JohnCage）亲笔签名的《沉默》，取价40美金。当时嫌贵没买，后来悔恨了一段日子。然后，两年前，我看了德国导演PhilipGroning的纪录片《进入伟大的沉默》，拍一座法国山中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头身着斗帽长袍的修士严守禁语。于是整部片子除了钟声与诵经，就几乎没有别的声音；镜头则在一片白雪笼罩的古建筑内外缓缓挪移，再无颜色。空白而沉默，大音稀声，此之谓也。所以，我是否拥有凯基的签名著作，也就不再重要了。
2009．2香港
只要做爱不要吸烟
不久的将来，香烟必将在电影中彻底绝迹。到时候电影人还能用什么来取代烟的位置呢？难道是口香糖吗？我们可不可以想像，如果在詹姆斯·迪恩（JamesDean）那张经典黑白照片里面，雨中缩着肩膀裹住大衣于街头漫步的他，唇边叼的不是一根烟，而是一截啃咬得变了形的口香糖？又假如《花样年华》里头的梁朝伟，深宵赶稿时伴随他的不是一缕迷雾般的轻烟，而是一地的瓜子壳？
烟草曾经是电视和电影常用道具，透过它，导演强调那可以使一位牛仔的粗犷添上几许抑郁，可以令一位神探沉思出智慧的火光；更可以让一个满身泥巴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之后战壕里的片刻宁静中，重重呼出一口人类的荒谬。没有了香烟，这一切塑造角色性格与遭遇的细节，该由谁来完成呢？
或许我们用不着太过担心，因为人类曾经在现实生活中克服过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期的英国绅士指南里，香烟曾被认为是一种令人免于尴尬的工具。〃如果你不知道手该放在哪里，就夹一根烟吧〃。烟斗、雪茄和香烟，不仅在形态上可以表达一个人的身份、性格；运用它们的方法也能凸显一个人的礼仪和风范。比方说见到一位女士走过来了，绅士应该把嘴上的烟拿下来，道理和摘帽点首相同。如今的男人都不戴帽子了，没法再用脱帽表露绅士的风度。可是，难道我们要重新恢复戴帽的习惯，才能当上个有礼貌的人吗？同样的，不抽烟也不可能令我们每一个人在聚会之中不知如何是好，双手乱摆乱挥。
早年的好莱坞是个很讲究道德规范的地方，片子稍有不慎露骨的场面，就会遭到删剪禁制的下场。所以当时的导演把烟当成了性爱的暗示，一个女主角要是向男人讨烟抽，意思就是〃官人我要〃。要是一个男角为女主角点烟的方法是把一根烟放在自己的唇间，点燃之后再将它递给她，这就等于激烈的湿吻和爱抚了。
电影里的女人抽烟就和19世纪末主流大众想像一样，是种夸张的性表态，且不说唇部的吞吐动作，光是呼吸时的胸腹收放，就能叫男人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