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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户税是按户等高低征钱，户等高的出钱多，户等低的出钱少。划分户等，是依据财产的多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
（4）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纳税的土地，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
（5）无论户税和地税，都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因为夏秋两征，所以新税制称为两税法。
（6）对不定居的商贾征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使与定居的人负担均等。
两税法是古代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赋税制度改革：
一、两税法将唐中期以来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为户税和地税两种，并规定“此外敛者，以枉法论”，这样既简化了征税名目，又可使赋税相对稳定，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从制度上杜绝了官吏从中作弊乱摊派的可能，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
二、两税法规定贵族、官僚、客户、商人都要交税，这就扩大了税源（这也是制定两税法的目的之一），此外客户纳税，反映了其地位由非法到合法及其人身依附关系的相对减轻。
三、把原来按丁征税转入按贫富征税，立法原则较为公平，很显然比租庸调制一律按丁征税合理。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集中在贫苦农民身上的赋役负担不均的不合理状况，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是有积极作用的，总之两税法是与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以及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相适应的，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进步。同时这次改革反映了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收税标准以人丁为主向以土地为主的转变，奠定了唐后期到明代中叶赋税制度的基础。
赵匡胤开创宋朝后，其土地制度主要是土地私有制，土地国有制只占较少的一部分。
宋朝私有土地包括新兴的庶族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和自耕农小土地私有制；国有土地包括营田、屯田、官庄、职田、学田、官马牧地等等。
一、土地私有制大发展
宋朝实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国家不再执行强化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措施，不再运用政权力量进行土地再分配，不再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国家不再干预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对土地自由买卖和兼并持自由放任的态度。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土地买卖盛行。宋高宗时，四川立限令典卖田宅者纳税印契，一次就征收到契税四百万贯，而此时四川地价每亩仅为四贯，官府卖田定价为八贯到十贯。如果税率按10％计算，土地价格取较高者每亩十贯，那么四川此次纳税印契的田地则有四百万亩，可见土地买卖的盛行。二是土地兼并大发展。北宋前期，地主侵占土地的现象已经相当严重，到北宋中期，更是达到了“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已成俗”的地步。三是私田数量大大超过官田。如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全国垦田四百四十五万余顷，而当时共有各种官田四十四万七千余顷，仅占十分之一，到王安石变法，因推行出卖官田政策，官田所占比例降到七十五分之一。
二、官田的私田化
由于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形式变为以经济手段为主，由于国家利益即税收的实现以财产为基本依据，宋代的官田也逐渐向私田方向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将官田转变为私田，或是通过各种类型的售田变为私田，或是通过赏赐官僚地产而变为私田。一是国家采用与地主相同的地租剥削方式来经营官田，如宋高宗曾说：“朝廷拓地，譬如私家买田，倘无所获，徒费钱本，得之何益？”又如太宗年间大臣陈鼎上言曰：“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这里无论观念还是剥削方式与数额，都与民间地主无异。
三、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
由于土地买卖盛行，“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从而带来土地所有权频繁转移，使地主阶级具体成员经济地位经常变动，这成为宋代社会的突出现象。“千年田换八百主”，“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自不同，富者贫，贫者富”等等这些言论，突出表现了宋代土地关系的这一特点。
鉴于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繁，宋代对土地买卖实行了规范化管理手续，即买卖土地的双方要在政府机构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作为土地产权转移的证明。这种土地买卖的规范化管理，就是国家对土地买卖合法性的承认和保护。
四、土地所有权的日益集中与土地经营的日趋分散
土地自由买卖下的土地兼并，使土地所有权呈现强烈集中趋势，但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就使兼并所得土地越来越细小和分散，如宋理宗时，吏人张洪在平江府有田一百五十六亩，分散为三十八段，佃户共二十五家；淳祐三年，常州无锡县学添置“养士田”近一百段，客户五十余家，但每段土地多者七八亩，少者仅一角、二角几十步。
虽然宋朝在农业上的发展比此前的所有朝代都要快，但其在土地制度上的弊端，确是一个致命的因素。宋朝时，均田制已经被破坏了。
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这也就不难理解王石为什么会变法。
默许土地可以进行买卖，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钱去开垦那些荒废的土地，因为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然而究竟什么样的土地制度适合于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土地制度能够执行的下去，这个问题是关乎到生死存亡的。
第三章 门阀（）
成功的土地改革制度的推行非常困难，因为这会损害到一大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当一个政权建立之初，对于一些士绅必须加以笼络。因为有些人你要是不把他喂饱，他就会闹事情。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与无特权的。。。
世族阶级的形成，最早可追溯至汉代。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无论是朝廷的征辟，或是郡国的察举，大多以赡富经学者为上选；但由于经学教授不易，经学大师常将其独特见解传与子弟，经由历代传授，累世经学往往造成累世公卿，世族的雏形已逐渐浮现。
门阀观念于东汉时期萌芽，朝廷以经学取士，学者皆以经学传授子孙，以便入朝为官，随着经学这门学问代代相传，也逐渐形成了名门望族，如袁绍其祖先，四代都位居三公职位。
东汉末期，战争不断，许多豪强、士绅家族，也逐渐崛起，成为地方上重要的势力，也是门阀的来源之一。
董卓之乱后，拥兵自重的州郡脱离中央独立，士族豪强纷纷聚众自保，形成地方上的割据势力。
三国时期：董卓乱后，地方割据。虽然曹操因自己出身宦臣和唯才是举的政治方略需要，曾试图大大削弱门第的影响力，不以人才的出身决定其职务；但曹操之子曹丕继位后，接受了九品中正制的提议，反而大大加强了士族对于官职的垄断。而东吴之所以能够与曹魏长期抗衡，亦与获得江东地区的世族的合作有关。相反蜀汉政权由于长期得不到巴蜀地区士族的支持，后期出现人才匮乏，成为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国家。
汉末以来的社会动荡，使人才流徙，无法进行察举，所以曹丕采用陈群等的建议，创制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以选拔官吏，扩大政权基础。其办法是，在朝廷选择贤能与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其本及州、郡的中正官，由中正官负责查访散居各地的同籍贯的人事。
中正官是依据是人的谱牒家世、德性、才能评定人才优劣，定为九品，据以作任官的标准。九品中政治初行时，尚能秉持曹操用人“唯才是举”的原则，不分门第高卑。但逐渐因中正官多由高门子弟担任，他们在评选时不免偏私，所以制度到后来，中正官被门阀把持，只推选门阀子弟，加速世族阶级发展，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遂形成严格的姓氏等级制度，许多名家大族因而产生。
晋朝时期：田余庆说：所谓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
两晋政权与门阀的结合
司马家族本身就出自望族，故常维护世族之利益。门第愈高，官职愈高。永嘉之乱后，东晋王室在江南立国，有赖于世族门阀之支持，更受朝廷之重视。
隋唐时期：自魏晋以来政权，几乎都为世族所操控。由于隋唐政权有赖关中世族支持拥载，且山东世族仍保有数百年的重阀阅、讲经学之传统，所以依旧享有优越政治及社会地位。
隋唐以来都有君主致力于摧毁门阀，这些长存数百年的山东世族的社会、经济地位仍十分优越。但是他们对朝代的建立有功劳，所以君王是用温和的政策改革削弱世族，将其逐渐排除。
在隋文帝任内，废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举取士，目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