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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段正在增长的权势，不属于他这个集团的军阀便把冯国璋看成他们利益的主要代表。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曾经听从段的领导的一些军阀也看出段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所有不服从北京皖系政权的军阀。无疑正是这种考虑，加之段没有任命吴为湖南督军，导致曹锟背弃了段的集团。当冯国璋于1918年离开总统职位并于一年后死去时，曹锟继他之后逐渐成了段的反对派即直系的首领。
满洲的张作霖也关心段的权势的扩张，关心这种扩张对张的独立所隐含的威胁。的确，段已经把他的权力扩大到了内蒙，而张作霖认为这个地区是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奉系和直系因此决定合作以反对皖系。
在一系列的事件使公众的严厉批评集中于段政府的亲日方针之后，事态发展为危机。1919年，巴黎和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移交给日本，并部分地以日本和段政府之间的协定作为根据证明这一决定是正当的。这一决定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们之中，也在直系军阀——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吴佩孚——之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对。1929年，反段的军阀们要求改组政府以消除皖系势力在北京的垄断地位，要求重开和南方的谈判以及减少段的兵力。段拒绝了这些要求，战争于是在7月爆发。直奉联盟迅速打败了皖系军阀。按照对下台中国官员宽大的惯例，段告退，研究佛学去了。
直系政府的掌权和崩溃，1920—1924年在军阀时期，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政策反映了幕后军阀们的愿望。但是政府不稳定的一个原因是，难于安排职务和制定政策以准确地反映军阀间权力分配的状况，尤其是在将领们本身对他们相对的实力也不太清楚的时候。在1920年战争之后，直系和奉系分享政权，他们起初以双方可以接受的方式组织政府，接着便开始推推拉拉，利用政府官员和政策作为他们斗争的棋子，直到他们终于走上战场。
1886年中了进士的年老的徐世昌继续当总统。他资格老，有威望，适合于这个职位；他和这两个派系的关系都不密切。靳云鹏任国务总理。他为张作霖所接受，他们是姻亲；也为吴佩孚所接受，他从前是他的学生和被保护人。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如履薄冰，只有在和两个集团协商后才做出重要决定。
当段祺瑞被赶出政府时，他的安福国会也被解散。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按照1912年拟订来贯彻临时约法的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但是这对广州的护法运动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按照广州的看法，新选举是多余的，因为原来的国会任期未满。况且总统徐世昌的命令是不合法的，因为他是被安福国会这个非法的机构选举的。南方这时已因分立而获得既得利益，分立使南方几省有理由保持独立，并为许多国会议员提供了前途。既然只有少数议员到了南方，1919年已在那里补选了几百议员。当北京不顾南方的抗议下令重新选举时，只有11省进行选举，新议员不够法定人数，因此新国会甚至从未召开。
北京的新政府授予胜利者各种适合于他们新权势的官职，从而使他们的掠夺合法化了。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使。数省巡阅使——有时称为“总督”——实际上任命所辖各省督军。张作霖已经是满洲的巡阅使，又被委兼任蒙疆经略使，使张在内蒙的活动合法化了。
吴佩孚委为直鲁豫巡阅副使，这个职位对曹的一个下级来说是适当的，但对一个独立的军阀来说是不够的。吴把他的司令部设在河南，似乎对该省已保持完全控制。此外他于1921年取得湖北省，所用的方式充分说明了同一集团的军阀之间的矛盾。依附直系已有几年的王占元是湖北督军。1921年当联省运动接近其高峰时，湖北的政治家们要求该省制订自己的宪法并建立民主政府。联省运动远远领先的湖南的督军自称是一支军队的总司令，要从一个非联省分子的控制中把湖北解救出来。王占元请求吴佩孚援助。但是吴佩孚在王被打败之前并不给予援助，然后他的军队才进入湖北把湖南军队赶走。吴自己得到了湖北。吴佩孚渐渐成了直系的真正军事领袖。
吴继续组织五个长江省份的联盟以防外部入侵和内部纷扰。满洲的张作霖和广东的孙逸仙都感到直系势力扩张的威胁，于是联合反对吴。张利用1921年末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以他自己挑选的人梁士诒取代靳云鹏。吴佩孚利用据说是梁的亲日政策攻击他，间接攻击张作霖。
绝大多数军阀冲突的最初阶段都是一场“通电战”，各方都指责他方的政策和所说的爱国心，同时宣扬己方动机的纯正。直系和奉系的首领们在整个1922年的头几个月中相互交换这种通电，并在春季发展成为军队和枪炮的真正战争。直系军队以惊人的速度——从张作霖在军队人数和武器的明显优势方面来看尤其是如此——打败了奉军。张退回长城外，直系军队没有准备好向那里进军。北京政府随即由直系军阀控制，免除了所有张的官职，但张干脆宣告满洲独立于中央政府，仍旧以完全分离的方式进行统治。
张的同盟者孙逸仙也没有获得成功。在孙派出一支军队北伐以配合奉军后，他自己名义上的下属陈炯明攻击了孙的总统府。孙设法得以脱身，但政府被颠覆，北伐也停止了。尽管这一行动满足了陈炯明自己想当广东督军的野心，但很明显，也是依照与吴佩孚的协议而采取的，仍是军阀联盟的混乱状态的另一个事例。
尽管这时只有一个集团控制北京，但卷入北京政治斗争的却有两个主要派别。吴对军人职责的看法和关于忠诚的儒家原则使他不可能公开与曹锟断绝关系，但对于政府他却有不同的打算。此外，每人都有一些追随者，他们想在政治策划中提高他们首领的地位来求得自己的升迁。这两个派别用来进行斗争的显示胜利与失败的主要手段就是内阁的任命和政府的政策。
北京的新统治者在战争之后立即迫使徐世昌下台。吴请黎元洪重任总统。同时，他恢复旧国会，这个机构于1914年第一次被解散，然后在1917年又被黎元洪解散，其残留分子自那以后一直在南方，主要在广州。
黎元洪的第二次总统任期只持续了一年，即到1923年6月，并证明是比第一次更大的失败。直系军阀不给他实权；只有军阀们同意，他的任命和决定才能生效，而且他甚至很难获得经费来维持总统的机构。在黎第二次总统任期的前半期，吴佩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府，而曹锟无法实现他成为总统的渴望。但是在1923年初期，曹锟的追随者靠行贿收买而成功地把由吴的支持者组成的内阁赶下了台，并任命曹锟提名的人组织政府。他们掌握主动，决定干到底，选曹锟当总统。首先，黎元洪必须离职，而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把他赶出北京。曹锟于10月当选，代价是付给每个投票拥护他的议员5000到7000元。
仍在关外盘算的张作霖谴责曹的选举非法，并宣称他的职责是使国家摆脱曹和吴这样的卖国贼。张在1922年战败以后，重新训练和整编了他的军队。到1924年他已恢复与南方的孙逸仙结盟，并且作好准备要再次与直系军队一试高低。与此同时，吴佩孚已放弃早先通过议会重新统一国家的希望，并且断定，只有打败不承认北京领导的督军才能达到统一。张作霖当然是最触目的典型。
在常见的交相指责的通电战之后，战争于1924年秋季爆发。几个星期以后，当吴靠近长城的军事行动看来进行顺利时，他的一个部下倒戈，并导致战争意料不到的结局。冯玉祥这个基督徒将军突然离开作战地区并迅速回师北京。1924年10月23日他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吴赶回来试图带领其他直系军阀反对冯，但他们还来不及帮助吴，吴的军队就全线溃败，吴只好逃往华中。
1918年以后冯被看作直系的成员，但他从来不是吴佩孚的亲密朋友。他曾经冒犯吴，批评过吴的个人表现，并于1922年任河南督军时拒绝送交吴要求提供的款项。另一方面，吴曾限制冯扩大部队，还将冯调离河南督军的职位，改任北京一个很容易受攻击的职务。因此，如果直系战胜奉系，冯也并不指望个人得益；相反，吴扩大势力将使他更容易控制冯。
由于这一背景，冯接受了大笔贿赂转而反吴。钱是由日本提供的，显然是以给张作霖贷款的方式，可能附有由将在北京建立的新政府偿还的许诺。对金额有不同的估计，但很可能在1500000元左右。①冯多年来受资金极为短缺之苦；他从吴的胜利中也不能有多少指望，他因而接受了这笔贿款。日本人有两个目的：第一，预防他们的被保护人张作霖失败；更重要的是，使段祺瑞再度担任北京政府首脑，以便恢复日本和段政权1917—1920年的互利关系。
张作霖的权势，1925—1928年
冯的政变和吴的突然失败引起了广泛而复杂的军阀关系的转变，这进行了大约一年。一开始，这两个胜利者都给了他们自己与新的权力分配相应的正式职位。张作霖获得统治东北即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和直隶五省的正式权力。冯依次被委负责西北即绥远、察哈尔和甘肃三省。与冯联合的一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