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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但郜永清弟兄的遗孀郜姚氏仍按照白莲教的传统方式继续叛乱。金楼寨被收复，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直到1862年3月才在一片炮火中被镇压下去。①虽然捻军从1855年起已经激起了河南的几次起义，但他们发现难以大批进入山东，这是因为在皖、苏、鲁交界区集结着袁甲三等人率领的清军。但在1860年10月，据说有七万人连同一万多匹马分多股突入山东省，席卷了四个府，掠夺了二十个县，自西南端的曹县起，往北几乎远达黄河新河道的各地。①在运河以东，这些安徽的掠夺者在孔子故地曲阜遇到强烈的抵抗，但大批人马围攻了宁阳和郓城，这两个重要城市在侧面护卫着鲁南运河的战略要冲济宁。
1860年更早的时候，清廷任命户部侍郎杜■为负责山东地方防务的特派大臣，与顺天府丞毛昶熙在河南所任的职务一样。但山东出现的危机以及直隶南部盗匪猖獗的局势，促使清帝在11月5日（这时甚至在英军撤离北京之前）特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以尽快对付山东和河南的捻军。12月中旬，这位蒙古亲王率领三千五百名骑兵、两万名八旗军的步兵和五千名绿营军开到济宁。但在12月26日的第一次作战中，他的军队在济宁以西约三十英里之处被击溃。其他的挫折接踵而至。捻军威胁着省府济南，并且往东进入山东半岛而到达商埠芝罘附近。钦差大臣没有追击他们，因为他必须对付一些发展迅速的地方叛乱。小土地拥有者在山东农业中占统治地位，异端的教派和盗匪反抗官府的传统十分强固，那些住在偏僻的山区或住在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黄河大改道而造成的沼泽地带的农民在战术上是机动灵活的。农民的不满可以很快地被煽动起来，因为山东的赋税已经增加，可是收成则由于自然灾害而减少了。②以济宁以东不到三十英里的邹县为中心，又爆发了一次有宗 教背景的顽强的叛乱。几十个山村早已成了白莲教残余的避难地。首领名宋继朋，他的故乡是白莲池。他的教派公开以文贤教这一名称作掩护，吸收了许多不识字的教徒，他们口头上传布佛经咒语和经文。宋继朋以能治病闻名。他们在夜间集会中，宣讲和奉行秘传的礼节。1853年后的一段时期，他通过其信徒（其中有两名小绅士，一个是廪生，一个是监生）控制了许多民团组织。宋继朋宣布其年号为“天纵”，对其教派的头目都封官赐爵。后来，当他们被清军俘获时，许多教徒公然向他们的无名众神祗求取保佑。他们“多长发被面，引出骈斩，犹喃喃讽经，合掌而拜”。①1861年1月邹县的教派叛乱者被打败，但宋继朋未被俘获。他作了投降的安排，却没有象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许多保留着自己实力而投降的地方叛乱者那样在帝国的军事官僚圈子中得到一官半职。不久，他带领四千人去围攻邹县，但又遭到惨败。他经过居间调停又获准投降。他重新加固了他的要塞，储备粮草，并在周围的山冈上建立了望哨。1861年9月他又叛变了，据说到1862年6月他拥有十万人之众。
另一个集团名长枪会，把它说成一个各股匪首的同盟最为恰当，虽然里面有许多人也是在山东西南击退入侵捻军的练勇。的确，捻军入侵的经验已在前几年促使这些练勇首领甚至在黄河新河道以北自己组成捻军式的组织。他们也把自己的部队编成旗，把控制的地盘归“堂主”管辖。在头目之中，至少有一位名叫郭秉钧的生员。但曾当过衙役的刘占考被公认为“河朔盟主”。长枪会在1861年11月被彻底击溃以前，会员约发展到五、六万人。有 些头目到河南参加捻军；其余大部分人不是投降，就是被杀。①在1860至1862年，山东还出现了一次在黄河以北爆发的八卦教（白莲教）叛乱。主要头目是临清人张善继，他父亲因信仰异端而被发配新疆，其母有着同样信仰，把他抚养成人。到1860年张善继率领着一支称为五旗的军队，每旗都标有不同的图案。对每个教徒都分发证明身分的小标记，这些教徒的几百个家乡村庄都被命名为白莲社。官方的报告还指责张善继僭号，罪大恶极。②五旗叛乱在1861年3月爆发，据说在邻近直隶省的四、五个县中有兵力五万人。北京迅速作出了反应。胜保将军于6月份被派至临清，其精锐部队初胜数仗，但在7月份被张善继亲自率领的八卦教军队打败。于是胜保又施展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手法，安排一些叛乱首领投降，但不改编他们带领的队伍。7月末，他接受了据说有两万人之众的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的投降。宋景诗胆略过人，武艺出众，使他成了五旗军中三个独立建制之一的黑旗军的首领。他此时转过来与旧战友为敌了。在压力下，张善继撤出山东前往直隶，在8月份被俘和处决。新首领是一位妇女，名程五姑，她在9月份战斗中丧命。12月份教徒们在宽大的条件下全体投降。胜保鼓励叛乱的骑兵组成新营，归他自己节制。其他人被发给“免死牌票”。③当捻军的侵袭使白莲教死灰复燃时，他们还特别在山东激起了许多分散的抗税运动。清帝在1860年重申鼓励兴办团练之 举，使各村庄有了力量①最近的研究充实了济南的史学家们所编的一张抗税事件表，研究表明，到1860年9月为止的七年中，已知山东省只有六起抗税事件，但在1860年10月捻军大批入省后的十五个月中，至少有十八起官方记载的这类事件。这些反抗基本上是由于在该省北部和中部的六个府征收漕粮和有关的浮收引起的。1862年一名衙役所发的怨言反映了这些事件的暴力气氛：“自办团以来，役莫敢出距城三里有年矣。”②这十八起事件中，至少有九名绅士参加（进士一名、武举一名、贡生二名、生员四名和武生员一名）。
其中一名绅士抗税者是一个有着正义感但又妄想称帝的生员，此人名刘德培，是一名被遣退的胥吏之子。1860年末，他亲笔书写并张贴了数百张招贴，敦促同村人只按规定税率交纳漕粮，拒缴浮收。刘德培被捕，旋即逃出，并在非官办的民团内任头领。1862年初他因提议组织民团抗击捻军而得到新知县的赦宥。他很快控制了县城，没收了衙役的财产，并抢掠了其他县的集市。他以厚饷组成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分隶五旗，每旗由一名大将军指挥。他亲自率领第六旗，旗上有龙凤标志。1862年12月，他自立为“大汉德主”。城内的学宫即改成他的朝廷，把几间房间作“军机处”。一个小型的官僚机器形成了，里面至少有两名学者，即一名生员和一名举人。③面临着遍布于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的众多自立为王的起事，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亲王成了一个忙人。186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在河南和安徽进行征剿，并在捻军根据地正北的亳州赢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涡河两岸的捻军开始投降。他在清帝的催 促下向南挺进，在年底遭到张乐行和其他捻军首领的猛烈抵抗。据说在一次大战中约有二十万捻军参战，但最后是张乐行在雉河集附近被围。被认为是信仰白莲教的捻军首领刘玉渊战死，有几名大首领投降。①张乐行在1863年底被俘。
捻军的根据地好不容易才被占领，而叛徒苗沛霖仍控制着淮河三角洲的几个重要城市。但山东局势是如此严重，对直隶省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致清帝命僧格林沁返回山东。僭号的刘德培在他的抓捕名单中是第一名。僧格林沁率领步兵三千和骑兵四千到达淄川，在靠城墙处建造一座很高的堡垒，并用重达五千斤的大炮轰击建筑物和街道。8月初，刘德培从挨饿的城市带三百名士兵突围，但被赶上，他自尽而死。②王朝所器重的这位将领又转向了白莲池的邹县教派叛乱者，在那里他显示了围城战方面的才能：他在宋继朋的要塞周围构筑壁垒，然后于9月间进行全面攻击。防守垮后，随之是对约三万名教徒的一场屠杀，宋继朋本人也不能幸免。亲王然后又去追击宋景诗，后者在1863年5月又叛变了官军，并召集他的七千名黑旗兵在堂邑县他老家附近构筑要塞。当时这一地区的一名学者写道，村庄中留下的壮丁很少，据说由宋景诗指挥的响马“不特不掳掠，反以财物与之”；这与1951—1952年北京学者所访问的当地老农的证词是一致的。③僧格林沁在开始时被打败，但随即使用了天津通商大臣崇厚奉钦命派遣的一营外国人训练的军队——天津洋枪队，才解除了危局。宋景诗的部队在 10月中被击溃，宋本人失踪，以后只是在谣传和传说中才重新提到他。
这位蒙古亲王在完成了保卫山东和直隶的主要任务以后，随即在11月经河南前往安徽去对付那个反复无常的“团练首领”苗沛霖。苗沛霖在1862年5月投诚，但当他的恩主胜保因渎职和行为不检而在1863年初被撤职时，他已知自己的地位不稳了。1863年5月苗沛霖孤注一掷，再次叛变，他占领了淮河边的几座城市，并且围攻在原来捻军地盘中心的蒙城。安徽和河南省的几支军队参战，由僧格林沁的骑兵主攻，苗沛霖在1863年12月初被击败并战死。
战争的第二阶段
1864年初，在河南西部出现了一支新的捻军，其战斗力之强以及战术之精，竟使到湖北、皖南和山东追击它的僧格林沁连吃败仗并最后丧了命。捻军的力量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在1865年至1866年，甚至用现代武器装备的李鸿章的淮军，在几次大战中也被新捻军击溃。
学者们认为发生这一惊人变化的原因，是在1864年春，一支试图解南京之围而被阻于湖北的太平军参加了捻军。1864年3月，这些太平军和捻军的首领决定组成四支别动部队，每队由捻军和太平军将领联合指挥。主要的一支入侵湖北的军队拟定由太平军的“遵王”赖文光和已得太平天国“梁王”封号的张宗禹联合率领。江地和罗尔纲都认为，正是太平军的影响才使捻军从此由正规的和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