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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订立了他所要求的天津条约。普提雅廷继续活动，当他听到英国的新政府已经指令额尔金不要进攻北京或把清王朝搞垮时，他立即劝清廷废除对英条约中两条有争议的条款，并重新提出俄方以前提过的关于给中国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议。清廷接受了武器，并且还同意接纳少数教官来教授使用武器和重新设计沿海的炮台。
为了批准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俄国外交部派了一名参赞前往北京，此人是丕亚罗幅斯奇，他曾在瑷珲担任过穆拉雅约夫的满文译员，但外交部没有任命他为大使，而让他担任传教士团的团长，地位高于鲍乃迪，结果丕亚罗幅斯奇发现谈判非常困难。俄国政府感到紧迫，需要在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来到北京批准他们的条约之前赶快划定最东部的俄清边界，于是任命年轻的伊格纳捷耶夫伯爵为驻北京的“政治代表”以接替丕亚罗幅斯奇。伊格纳捷耶夫于3月份经陆路启程来华。
在此期间，穆拉维约夫已经在乌苏里江进行勘察和移民。关于这件事的报告纷至沓来，使北京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它开始更 加深入地考虑俄国的问题了。理藩院立刻写信给俄国，声称清帝乐于接受船运的枪支，但要求在库伦卸货。清廷可能想补救他们的沿海防御。在与穆拉维约夫和丕亚罗幅斯奇谈判时，清政府批准了天津条约，但又对穆拉维约夫侵犯乌苏里江畔清方领土的行动提出抗议。但当北京最后弄清楚了俄国人不但要继续在黑龙江航行，而且要随心所欲地上溯松花江，还要渗入乌苏里江流域时，就决定不批准瑷珲条约。另一项关于不准外国的外交使节根据平等原则驻于北京的决定，触发了1859年6月25日大沽口的敌对行动，当时僧格林沁的军队击沉了四艘英国炮舰。这使那些误认为俄国人也参与了大沽口攻击的北京决策者们又鼓起勇气来反对俄国的要求。两天以后，伊格纳捷耶夫抵达北京接替丕亚罗幅斯奇，但未能取得任何进展，虽然他的地位较高。
因大沽事件而满怀信心的清帝在满洲问题上转而采取了强硬路线，他免去奕山之职，想试一试新的途径来加强王朝的地位。但老一套的思想方法仍禁止汉人向那里移民，却不知移民正是可能挽救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的一个行动。当黑龙江和吉林当局提议把汉族农民移居到宁古塔、三姓、绥芬河和乌苏里江等地区以阻止俄国进一步渗透时，政府断然加以拒绝。它只是决定动员人参挖掘者和当地的部落民来防卫滨海地区，并知照穆拉维约夫，它将坚持尼布楚条约划定的边界。穆拉维约夫没有为其所动，彼得堡则通知他，如果必要，可使用军队占领整个乌苏里江和滨海地区。①当伊格纳捷耶夫停止了在北京的谈判，奉圣彼得堡之命与在上海的英、法、美三国的使节会合时，他希望学普提雅廷的手法行事。但这时英国人知道了瑷珲条约，并怀疑僧格林沁在大沽的胜利有俄国人起过的作用。伊格纳捷耶夫的策略是试图说服英法 联军，声称只有把清政府痛击一顿才能迫使它屈服。做到了这一步，他就要向清方毛遂自荐地充当调解人，然后以英、法的炮舰要挟中国来获得俄国所希望的各种特许权。为了这一目的，他与俄国传教士团通信，从它那里得到消息，然后把这些关于北京形势的第一手知识告诉额尔金和葛罗，以减轻他们的疑心。通过他的内线情报，伊格纳捷耶夫首先知道清帝与他的大部分宫廷官员已经逃往热河。他把这些消息告诉了额尔金和葛罗，因而深得他们的信任，以致连他们从圆明园中缴获的涉及俄国的外交文件也转给了他，这对伊格纳捷耶夫来说是一笔财富，因为四箱外交文件道出了丕亚罗幅斯奇在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以外所提的全部额外条件。英国人在让出文件时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内容。
当英法联军仍在北京城外时，伊格纳捷耶夫却进了城，住在传教士团的所在地。在这里，心急如焚的清当局立刻请他替中国进行调停。他答应调停，但条件是恭亲王应送他一份请他调停的书面请求，对他无所隐瞒，以及答应他前一年提出的一切要求。恭亲王只能照办。10月18日（俄历6日），恭亲王送给伊格纳捷耶夫一份请他调停的书面请求。
这位俄国外交家事实上很少出力帮助英法联军去获取它们的条约，也不去帮助清廷降低联军提出的要求。但就在额尔金和葛罗的鼻尖底下，伊格纳捷耶夫却从恭亲王那里索取到了他所要求的特许权，因为恭亲王相信了他的话，即额尔金和葛罗是支持俄国的要求的。当联军在11月6日撤走时，伊格纳捷耶夫甚至还威胁着要把英法军队召回。总之，伊格纳捷耶夫基本上做了普提雅廷曾经做过的事。在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时，他凭借英法军事进攻的明显支持而参加到谈判中来，使自己充当调解人，却迫使清政府割让俄军已经大部分占领的满洲领土，不让其英、法共同谈判者知道这些要求，并且使清方代表相信联军的战舰和军队支持他的领土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也从伊格纳捷耶夫那里取得了几点让步。伊格纳捷耶夫同意作出让步的是，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清朝臣民继续在原地生活，照常渔猎，但他们不是象瑷珲条约所规定的那样处于清政府的管辖之下。
中俄北京条约在1860年11月14日（俄历2日）签订，它给了俄国在瑷珲条约中寻求的东西，批准并扩大了天津条约，而且把从满洲至新疆的整个清帝国北部边疆向俄国的政治和商务势力开放。经一致同意，清、俄两国的特派边境大员将在1861年4月份开始划定满洲的新边界，但新疆的划界日期则有待进一步确定。该条约准许沿整个满洲的中俄边界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免税的物物交易。在喀什噶尔，初步准许俄国人进行贸易，其条件与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者同。俄国可以在库伦和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它们有充分的外交平等权和对俄国臣民的治外法权。清帝国在俄国也具有同样的特权。有关边境事务的通信联系可在恰克图同库伦的当局之间以及在阿穆尔区和滨海省的军事总督同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之间进行，双方通信都根据平等的原则；如遇重大事务，东西伯利亚总督可直接递文给清朝军机处或理藩院。最后，在这些有关中俄陆地共同边境的领土、外交和商务协定中，不适用中国与其他海上强国签订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恭亲王和伊格纳捷耶夫在同一天在条约议定书上签了字，以表示清帝批准了条约和伊格纳捷耶夫对条约的承认。
清帝国丧失了最东北的广袤而宝贵的土地，因为清政府没有看到这些土地的价值，并且依然坚持把汉人限制在中国本土这一过时的政策。但这是一个宝贵的教训。一个愈来愈着眼于全中国的清政府汲取了这个教训，于是大开方便之门，让汉族移民进入帝国的其他边境。以后的中国亚洲腹地的历史是一个汉族移居、中国化以及原来的非中国人的社会并入大中国的历史。
即使面对着这样的损失，仍不应否认清政府的成就。尽管有 着国内的叛乱和欧洲人的压力，清王朝仍得以幸存，它的制度也只作了最小限度的改变而延续了下来。根据清政府所能调动的力量来看，很难想象要它做出更多的成绩来。
1861年，清、俄两国的边界大臣根据他们的调查，交换了边界的地图和详细说明。他们在1861年6月28日（俄历16日）签订了勘分东界约记，使这些地图和说明书成了正式文件，约记便成为中俄北京条约的附件（与俄国接壤的新疆边界到1864年塔城议定书——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时才确定）。有一段时间，俄国政府中的有些部门还有人大讲要进一步在满洲和蒙古取得领土的好处，但在7月11日（俄历6月29日），政府最后拒绝了这些建议，理由是英、法似将夺取可能会威胁俄罗斯帝国的朝鲜和其他地区，作为对俄国任何进一步扩张的反应。俄国政府通知驻中国的公使、驻库伦的领事和东西伯利亚的总督，万一清王朝垮台，“我们的行动方针将是促使蒙古和满洲的独立”。①类似这种有关蒙古、满洲和新疆的政策已经成了伊格纳捷耶夫训令内容的一部分，但俄国人同英、法、美三国人士一样，宁愿维持清王朝的现状。
俄国还坚持重订边境贸易的规定。清政府同意作彻底的审查，因而在1862年3月4日（俄历2月20日），恭亲王和俄国公使巴留捷克上尉签订了中俄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二条。1862年的通商章程建立了一项制度，即对从恰克图至天津的俄国商队和在蒙古边沿地方经商的俄国商人，由俄国当局颁发证书，而由清当局予以认可，从陆路运进的俄国货的税比经海路进口的欧洲货的税低三分之一。
1862年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提供武器和教官的建 议，以前普提雅廷向中国提出此议时原是为了对付英、法两国，后来重新提出的目的就转为镇压中国的反叛者了。1858年，普提雅廷曾命令鲍乃迪提议给清廷两万支步枪、二十门大炮和若干名教官。但清方已对俄国的建议——特别是提供教官的建议——产生怀疑，所以在接受武器和教官时显得如此犹豫不定，以致俄国政府虽然决定派几名教官和运一万支步枪经蒙古到清帝国，还决定通过海路秘密运来五十门大炮，可是自己的军队也需要武器的穆拉维约夫却竟然在1859年把整个载运物资截留在西伯利亚。1860年，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北京条约批准仪式上，伊格纳捷耶夫再次提出俄国供应武器的建议，甚至还答应提供俄国海军支援去镇压太平军。后一建议没有结果，但运送武器的建议虽几经周折（其中还包括曾国藩提出过反对意见），最后仍被批准；1862年夏，两千支步枪和六门大炮终于运到。但当几名俄国教官在恰克图附近开始训练清军使用这些武器时，英国公使对清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