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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的9个，回访的11个；有帮助的背景材料，见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一篇背景研究短论》＇547＇，第48—55页；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转载于《社区和国家：关于东南亚和中国人论文集》，第70、74页。
① 关于这些铭文，见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I，第67—249页。关于它们的重要意义，见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第67—69页。
② 见王赓武：《中国与东南亚》＇546＇，第76—78页；刘子政：《明代中国与汶莱交往考》＇354＇，载《明史研究专刊》，5（1982年12月），第7—9页。
① 见王赓武：《明初与东南亚的关系》＇547＇，各处；徐玉虎：《明郑和之研究》＇236＇，第525—544页。
② 关于永乐帝之死，见吴晗：《明成祖仁宗景帝之死及其他》＇589＇，载《文史杂志》，2，2（1942年3月），第76页；王崇武：《明成祖与文士》＇539＇，载《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8，1（1949年），第12—16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152—154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60页。
① 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271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55页。
② 关于这一称之为“大礼议”的情节，见以下第8章。
③ 关于徐后之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566页；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538＇，第166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341、332、568页。
① 关于称颂永乐帝及其统治的著作，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05—114页；寺田隆信：《永乐帝》＇510＇，第9—12页；法默：《明初两京制的演变》＇156＇，第128—133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173、180、200、211、220页；林仁川：《论永乐帝》＇343＇，载《北方论丛》，4（1982年12月），第96—100页。
① 关于明代财政管的这些方面的进一步讨论，见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250＇，载《剑桥中国史》，第8卷；更详尽的论述见黄仁宇：《16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第1、2章。
① 见孟森：《明代史》＇375＇，第119页以下；《明人传记辞典》＇191＇，第338页；德雷尔：《明初政治史》＇146＇，第221页以下。
宣德统治时期
洪熙帝长子的登基并没有引起任何强烈的政治和政府的反应：在性格上，他与其父相似，也具有他父亲那种对皇帝作用的理想主义的、然而是保守的想法。宣德帝是文人和艺术的庇护人，他的统治的特点是其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成就。
在最初两年，宣德帝面临其叔父朱高煦的叛乱和安南人继续反抗中国占领的沉重压力。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前者用军事镇压解决，后者用外交方式解决。在他统治的其余时期，北方边境异常安宁，因为蒙古人及其同盟已经四分五裂，同时明朝又继续与中亚、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相对地说，由于没有内乱和外来威胁，帝国得以免去不必要的财政负担，朝廷能够从永乐时期所承受的耗费恢复元气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改变政治和军事制度，重新组织财政和扩大社会救济计划。
宣德帝的登基
宣德帝朱瞻基生于1399年3月16日，是朱高炽（当时是燕王封地的继承人）与其嫡妻张氏所生的长子。朱瞻基习武，又在翰林学士的指导下学习儒家学术。虽然他也有他父亲的那种学习经籍和文学的天资，但作为一个青年，他尤其是一个杰出的武士。他的早慧引起了永乐帝的注意。永乐帝尚武，常带朱瞻基离开京城和他的家庭去狩猎和进行军事视察。①他的父亲在1411年后期被指定为皇太子，朱瞻基就立刻被永乐帝正式立为皇太孙。他进一步攻读儒家的经籍和为政之道，此时主要由胡广进行指导。这些课程深受重视，以致在他与其祖父公出时也不中断。他父亲为健康不佳所苦，而朱瞻基则长得健壮，生气勃勃。他在15岁时，被永乐帝带去参加第二次远征蒙古的战役。他除了与其祖父关系密切外，还深深地敬慕他父亲，常常保护他父亲使其免遭两个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击。这一切引起了其他几个叔父的警觉，他们对他的坚强的性格和他受永乐帝的宠爱有很深的印象。
洪熙帝登基不久，在1424年11月1日立朱瞻基为皇太子。在以后几个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度过，但在次年4月，他父亲派他到南京去帮助完成迁都的准备工作。当洪熙帝在5月28日患病时，皇太子被召回北京，但当他抵达时，皇帝已死去。于是他在26岁时成了新皇帝。他在1425年6月27日正式登基，开始了宣德统治时期。他放弃了他父亲把朝廷迁回南京的计划，仍保留北京为帝国的首都，这多半是因为他成长在此地，因而与永乐帝一样深切地关心北方的边境。
政府结构和人员
宣德帝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让许多杰出的官员继续效劳。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的确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由于洪熙帝的改组，由翰林学士任职的内阁此时享有崇高的威望。自永乐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谘询机构，这时开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②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的官衔，黄淮和金幼孜分别保留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的头衔。他们都得到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这不但是因为他们曾是他的老师，而且他们还是前一代皇帝的有功之臣。他们由像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元吉等高级官员协助工作，夏元吉虽不是内阁成员，却能参与决策。但除了这些人外，在宣德年间内阁很少添人。③开国皇帝禁止给予这类顾问丞相头衔的命令并不能阻止他们势力的稳步发展，特别在他们得到皇帝坚定的支持后更是如此。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皇帝以讨论较为迫切的政府事务。遵循洪熙帝的先例，皇帝要他们直接向他呈递密封的奏议以确定适当的行动。此外，皇帝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条旨或票拟的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他并不再召他的顾问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①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它的领导人这时可以不与主管的部商议就提出建议，每当皇帝感到应该默认他们的决定时，这些决定就自动生效。
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办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崛起。自明朝建立以来，他们作为皇帝的个人代表，一直在执行紧要的任务。洪武帝在位时，负责皇帝文书的司礼监太监不准与外廷的官署接触，以防止宦官参与政事。建文帝和永乐帝也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弊病，都遵循这一做法，严密地监视着宦官的活动。①宣德帝也持同样态度，但他一改以往的方式，而是在宫内为宦官提供正规的书本教育。1426年，后来又在1428年，皇帝指定翰林学士在内书堂教宦官，以使他们能够处理文件和正式与朝廷官员联系。虽然对宦官的正规教育从没有像某些非官方史料断言的那样真正被禁止过，但这种做法仍是一反常规。主要的原因是皇帝需要信得过的奴仆去处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团都不能提供这样的忠诚和机密性。①每当皇帝并不简单地采纳大学士们提出的决定，他们关键性的作用就突出起来；这时司礼监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采取适当的行动。此外，各部一般不能与皇帝一起讨论和复审宦官的建议，那些转递文件的宦官就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下其手。结果是，他们取得空前的机会去滥用皇帝的特权。
宣德年间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发展的结果。三杨因未能警告皇帝不要以他那种方式使用宦官而受到现代历史学家的批评，但是宦官篡夺皇帝权力的能力归根结蒂取决于皇帝本人的脾性。就宣德帝而言，这位君主似乎能够控制他们。他不但屡次下令减少宦官的采购和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导活动，而且他处决和严惩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于提供了正规教育和使用他们处理公文，他无意地为他们滥用权力开辟了道路。当某个皇帝宁愿怠忽职守或不问政事时，宦官滥用权力的情况变得最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宦官最后便高踞在一个无强有力的领导和其权力体系也处于混乱状态的官僚体制的顶点。结果，他们为后来明政府的败坏而承受了大部分的责难。②内乱和外来危机
宣德帝登基不久，他就面临对他权威的一次严重挑战。他的叔父、当时的汉王朱高煦设法通过武装叛乱来推翻他。这次起事除了迅速被镇压外，在许多方面与燕王反对建文帝的起事相似。朱高煦曾因他的战功而受到永乐帝的宠爱。但是，在1404年他的兄长、未来的洪熙帝被定为皇太子时，他深为失望。朱高煦屡次违背皇帝的训示，最后在1417年他引起了父亲的愤怒而被流放到山东的一块小封地乐安。当他兄长最后登上皇位时，虽然他被待之以诚，但随着他侄子的登基，他的愤怒心情沸腾了起来。③1425年9月2日朱高煦首先发难，他设置了帝国才能设置的军队番号与官衔。五天后，他派一名助手去朝廷，列举了他的不满以说明他的行动事出有因。他指责皇帝把贵族头衔封给文官，从而违背了永乐帝和洪熙帝定下的规矩。他还指责皇帝在选用官员时判断不当。这些指控似乎基本上就是以前燕王对建文帝的指控的翻版。但这一次，它们没有得到响应。④在听到起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