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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大臣们面临着棘手的问题。一个边界问题的外交解决方案被提出来，虽然这只是作为面临劲敌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并没有策划新的重大战役。
辽与高丽的关系
在10世纪的最后20年，辽朝发现自身不仅陷入与宋，而且陷入与棘手的女真边界部落，与东面的高丽，与西面鄂尔多斯地区正在形成的党项人国家——西夏的敌对状态。
契丹人与高丽的关系直到10世纪80年代才变得比较重要。在契丹于926年侵占渤海的严峻时期，冲突迫在眉睫，而高丽恰处于政治分裂时期。在9世纪的最后十年，新罗国家开始崩溃，叛乱首领已建立起三个独立国家：后高句丽在北部，后百济在西南，而王建领导的一个叛乱政权位于西海岸。918年，王建篡夺了后高句丽的领导权并于北部与西北部建立起高丽王朝（他以其庙号太祖而闻名，918—943年在位）。这样，在926年高丽被分成三个国家，完全没有能力参与保卫渤海，即使他们想这样做。直到935年新罗才最后投降高丽，而直到936年以前，高丽国王太祖才征服后百济并重新统一半岛（见地图5）。
在以后的十年里，高丽王国开始了有计划的扩张并在平壤建立了一个新的“西京”，①以加强其在北部的地位。作为自封的古高句丽国的继承人，他们的统治者试图重新征服大同江以北至鸭绿江流域的领土。然而，由于这一地区被许多女真人和其他部落民族以及渤海遗民所占据，所以仍没有急切的理由与契丹发生冲突。再者，在高丽宫廷，任何向北方的领土扩张都受到强有力的反对。许多贵族和官员强烈地认为，高丽国家像新罗时代一样，应当将其统治目标限制于半岛。①不过，契丹人对渤海的征服，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辽阳周围对众多渤海人口的重新安置，微妙地改变了形势。在926年，并不是所有的前渤海领土都并入辽国版图，也并不是所有的渤海人都承认辽朝的统治。渤海王室的许多成员已逃到高丽避难。渤海自身是由残留的高句丽统治精英建立起来的，因此把东北高丽王朝看作是远亲和潜在的同盟。②再者，在辽朝边界之外，有三支渤海人保持着独立：今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的西北渤海人，生活在今辽宁省鸭绿江以西的一支渤海人，以及三者中最强大的一支，于926年在牡丹江流域建立起独立国家定安国（朝鲜语Chǒngan），其都城兀惹（Wojo），在前渤海国的上京（今吉林省东京城）。③975年定安国与辽发生冲突。一支契丹讨伐军被派去进攻定安国，但失败了。在985—986年，辽再次侵入这一地区。而在10世纪80年代，契丹与生活在鸭绿江流域的各个女真部落之间产生了许多麻烦，宋试图与后者建立某种反契丹的同盟。991年辽在鸭绿江流域下游建立了三个带有驻军和军事殖民地的堡垒，以阻挡女真和宋之间通过海上进行联络。
所有这些举措对高丽产生了威胁。当高丽国王定宗（945—949年在位）动员了一支强大的防御部队和辽意识到高丽会是多么强大的对手时，辽朝于947年入侵高丽的计划中途流产。直到10世纪80年代，契丹和高丽的关系仍很疏远，因为女真诸部和定安国为高丽北部边界和辽边界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但到990年，辽明显想要吞并这一地区。辽朝重新恢复紧张局势的新举措不仅暴露了辽和高丽之间潜在的不和，而且把它与更广泛的国际形势联系起来。
从962年起，高丽与宋一直保持着文化和外交关系，①就像他们以前同五代依次保持的关系一样。963年国王光宗（949—975年在位）受到宋太祖的册封。到10世纪，高丽人在各个方面彻底地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浸染，他们仇视、瞧不起却又害怕契丹人。这样，当985年宋朝皇帝试图争取高丽作为保卫共同文化传统的同盟者时，他们是把它建立在有说服力的真实情感之上的。然而，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把他们的同盟付诸实践。因此，在986年宋朝入侵期间，高丽拒绝出兵向辽进攻。
至于契丹人，则相信高丽对他们的东部边界构成了严重的潜在威胁。契丹对女真和定安国的进攻加剧了紧张局势。契丹人也许还担心高丽会鼓励辽朝统治下庞大的渤海居民的地方性分离，这种分离最终导致了1029—1030年的大规模叛乱。
在992—993年，辽朝东京留守萧恒德②受命入侵高丽。他率领一支号称80万的大军越过边界，要求把前高句丽鸭绿江南北的领土割让给辽。高丽宫廷向宋求援，但无人相助，宋和高丽的“同盟”再一次证明是虚假的。然而，高丽人能够很好地自卫并准备了强大的防御。他们的国王成宗（982—997年在位）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向北开到平壤。与此同时，在经过几次战役后，辽军主力向前开进到清川江。正在这时，似乎辽军指挥官断定征服高丽是不可能的，所以开始在辽军主帅萧恒德与高丽指挥官徐熙之间进行谈判。最初辽让高丽在完全投降或灭亡之间作出选择，而高丽则倾向于屈服。但徐熙勇敢的坚韧不拔使他们达成了谈判协议，即高丽成为辽名义上的附属国，而且断绝与宋长期建立起来的联系。高丽国王受到辽朝皇帝的册封。高丽被授权自由处理鸭绿江流域南部女真诸部落，而他们也及时地据此采取了行动：徐熙于994—996年率领他的军队进入这一地区并建立了一批堡垒以维持和平。①自994年起，双方开始经常互派使节。994年成宗进献给圣宗一些女乐人，圣宗似乎出于儒家道德观念，谢绝了她们。几批高丽学生被派去学习契丹文。996年国王成宗又派遣一名使节请求联姻，辽朝宫廷答应把萧恒德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出身于皇室的一位公主）嫁给他。当997年成宗死后，998年契丹宫廷正式册封他的继承人王诵（庙号穆宗，997—1009年在位）为国王。
在以后的数年里，辽致力于入侵宋朝和随后的和约谈判。在999—1000年和1004年的战争期间，高丽—宋朝同盟的恢复毫无可能：每一次高丽国王都正式向辽朝宫廷祝贺对宋的胜利。
对宋战争
宋辽军队自10世纪80年代起就沿边界互相对峙，时而爆发局部战争。994年宋朝宫廷采取了一些试探性步骤以建立和平关系，但都被辽朝拒绝。双方宫廷彼此之间都有强烈的领土要求。宋朝统一派仍然期待全部收回938年由后晋割让给契丹的“十六州”。契丹提倡雪耻之战的人，则被986—987年他们轻易而举的胜利所鼓励，渴望重新占领莫州和瀛州，这两个州是938年后晋割让给他们的诸州中最南面的两个，959年被后周夺去。这一地区他们称为关南，即“关隘的南面”。
10世纪90年代末，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与高丽的战争，敌对的宋—高丽同盟的威胁已经缓解。与此同时，中国西北党项人的西夏王国在他们好战的首领李继迁的领导下，正成为宋朝边界的巨大麻烦。在另一个党项人首领于982年降宋后，李继迁仍然顽强地保持独立。986年李继迁叛宋后向辽称臣，并作为附属统治者被授予各种职位和称号。989年春季，他被赐予一位新娘，她是一位被匆忙授予“公主”称号的皇族成员，而且第二年李继迁正式被辽宫廷册封为西夏国王。
这样，西夏和辽之间建立了一个基本的正式同盟，但这是相当不稳定的。992年，在得知西夏与宋正在秘密谈判后，契丹派出了一支由韩德让的弟弟韩德威率领的讨伐军沿黄河上游进攻西夏领土。在997年和1001年，生活在辽朝领土西部的其他党项部落发生了进一步的骚乱。虽然李继迁极不听话，但他仍保留了对契丹的臣属地位，而且，他的军队仍能够威胁宋朝漫长的西北边界。
随着997年真宗的即位，宋朝宫廷不再由马背皇帝统治，而是由北宋所有君主中也许最为消极的皇帝领导。辽廷的领导阶层也发生了变化。998年，在任最久的契丹统帅耶律休哥去世。到第二年夏末，皇帝颁布诏书，宣布军事动员以对宋作战。恰好在这次战役的准备阶段，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亦去世，这使韩德让成为契丹国内皇帝和皇太后手下最强有力的人。辽军的进攻首先指向定州的重要战略中心，进攻遂城县城。辽军的首次进攻被击退，但在冬季，辽军在同一地区赢得了第二次战役的胜利。与此同时，另一支契丹军队向东深入到瀛州。在瀛州附近给宋军以沉重打击后，这支军队又向南深入，直到乐寿（今河北献县）。然而，辽军没有能够占领定州和瀛州的州城，而且1000年新年后，终止了进攻，军队也解散了。
1001年冬季，辽军这次由皇帝本人率领，又侵入定州东北部，而且在遂城击败宋军。这次宋军向东深入反击，而在这次进攻被击退后，又恢复了对峙局面。1002年夏季再次发生边界冲突，1003年辽军在萧挞凛率领下重新对定州发动进攻，这次他们深入望都，在那里的战役中他们俘虏了一个名叫王继忠的指挥定州地区军队的宋朝重要官员。所有的这些季节性攻势似乎并没有导致对宋朝领土的永久性占领（见地图6）。
1004年，辽廷决定全面入侵。在八月份，有消息传到宋廷，契丹轻骑袭击了莫州和冀州之间的地区，但已撤退，好像并不愿意与宋军交战。①雄州长官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奏请批准沿海州县打开沿运河和海岸的水闸，淹没广大地区以阻止契丹对那一地区的任何进攻。②几天后，宋廷下令在定州地区部署了最精锐的军队并在河北和河东地区对青年男子进行了军事总动员，以武装和训练他们进行地方防御。
入侵开始于秋末，辽军由皇帝和皇太后亲自指挥。西部大军最初沿前些年的同一路线进攻，攻占了遂城和望都。③但他们并没有攻占定州城本身，而是转而向南于十月攻占了冀州城，然后迅速向南横扫河北西侧。与此同时，军队的另一部分分出来攻打瀛州，这是北方平原地区极其重要的要塞，也是契丹想要重新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