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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存留至今的契丹和女真文字的实物材料很少，我们没有写在纸上或丝织物上的官方文献，有的只是一些锲刻的碑文或印章上和金属工具上的题名，还有少量留在墙上和陶瓷上的粗糙的涂刻。虽然女真文字从书写法上说是以汉字为样板的，但他们的字只有极少数与汉字的本义相联系；女真人的大多数文字符号，包括义符和音符，更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无论如何，它们之所以能被译解，是因为16世纪初由明朝的四夷馆编的一部“汉文—女真双语词汇汇编”一直保存到了今天。②党项人也有一套文字，它乍看上去很像汉字，但实际上完全无关。它是以包括复合表意在内的极为复杂的原则为基础的。由于保留了大量的实物，包括碑文、抄本、书籍（其中有很多译自汉文），就使得对它的六千多个各不相同的文字的译解有了可能。曾经有过西夏文字随着西夏国家的灭亡而消亡的假设，但事实上在整个元代它一直存在于党项人之中，用西夏文书写的最晚的一件可确定年代的实物是1502年的佛教碑刻。③蒙古人在1200年以后强盛起来之时，他们很有意识地不去创制一套像其前任那样的复杂的书写系统，而是用畏兀儿人的字母文字书写蒙古语。这套书写系统今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仍然是正式的蒙古文字。因此，对于蒙古人的第二套民族文字——它是由吐蕃的八思巴喇嘛（1235—1280年）制定，1269年作为民族文字颁行——现代的学者既不必去译解，也没有任何阅读上的问题。这是一套打算用来书写所有语言的通行文字，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然而，藏文的字母不是横写而是竖写的，所以这种文字能和汉文在一起隔行对照书写。尽管除了一些碑文的拓印件外，没有官方的汉文—蒙古文双语文献保留下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相当一部分保存在一些元代藏品中的用口语写成的汉文司法原文，追溯其源，它们当是蒙古原文文献的汉文对译本。其结果，这些文本里的汉文是不符合语法的，因为这些词是按照根本不同的蒙古语的词序和句法来排列的。官方使用的汉文白话，是其自身的一种创新，因为在13世纪末以前，只有汉语文言在政府和行政机构中使用。此外，就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它也从未被汉语的口语完全取代，元代自始至终的许多敕令和法令仍然是用文言写就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元代，即便是在使用汉语语言和文字的范围内，某种双语状况也在发展着。
翻 译
在这些外族人中，那些亲汉人的知识分子精英不仅经常不断地学习用文言写作的高深技巧，而且持之以恒地努力把汉文文献通过翻译介绍给他们的同胞。翻译也应当看作一种创新。早先的六朝时期的征服者们就不能给他们的人民以汉文原作的译本，因为他们还没有能记录下它们的书面语言。毫不奇怪，在征服王朝的统治下，选择什么样的汉文原文进行翻译，很大程度上是以什么才是对统治汉人有用的东西这一考虑为基准的。尽管有关契丹文译著的资料既稀少又零碎，但还是可以知道，除了法律和医学著作以外，还有一些汉文的历史著作被翻译过去，它们有马总（823年去世）所撰的9世纪通史《通历》（译者注：即《通纪》），还有《旧五代史》。选择后者可能是因为五代时期正是契丹人的帝国兴起的时期。契丹时期的另一部译著是《贞观政要》。这部唐太宗与他的大臣们之间的答问录，提供了一套有关唐代治国方略的生动的书面指南；由于它的政治风格和讲求实效的内容，故颇受所有非汉族征服者的欣赏。后来这部书还被译成西夏文、女真文和蒙古文，几个世纪后又译成满文。在契丹人的译著中明显地见不到儒家经典，这是令人吃惊的，因为儒家经典在汉人的眼中一向被视为治理国家和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契丹皇帝和大臣们熟知并且利用儒家经典，但似乎他们读的是汉文本子。
汉文著作在更充分地选择后译成了女真文。大量儒家经典被翻译过去，包括《论语》和《孟子》。个别道家著作如《道德经》也有译文。在历史著作中，我们发现有《春秋》的译本，它当然也是儒家经典之一；还有王朝的正史如《史记》、《汉书》和《新唐书》。此外，白居易（772—846年）的79篇考试范文选《策林》也被译成了女真文，它可能是为女真应试者准备的策试的对照本。根据高丽的资料，我们知道，论述战略的典籍和初级读本《千字文》，也都有女真文的本子。因此，看来女真人比契丹人更渴望让他们的民族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明。遗憾的是，不论契丹人还是女真人的译著，连一块残片也没有保留下来。
党项人的情况不同，他们的翻译活动甚至比女真人所做的更为全面。与契丹人和女真人的译文形成明显反差，我们不必再依靠第二手资料，因为已有大量西夏文的文本被发现，其中包括了儒家经典如《论语》和《孟子》，各种专科书籍、治国方略著作的译本。军事论著如《孙子兵法》，也有西夏文的文本保存下来，译自汉文的医学典籍和有关兽医学的内容编在一起，后者对于西夏这个产马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知识领域。
对翻译成西夏文的汉文原作的选择，是以实用性的考虑为基础的。对于蒙古文译著来说同样也是如此，但其中显然没有关于军事战略方面的汉文作品，大概是因为征服了整个中国的蒙古人并不认为能从中国古代的战略家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现已知道曾有过一些译自汉文的印刷本书籍，包括《孝经》，儒家的解经著作《大学衍义》、《贞观政要》以及一些有关治国方略和行政管理的书籍。在这些著作中，只有蒙古文的《孝经》仍保存着，另有少量残片可能是政书《大元通制》的蒙古译文。元代还有其他一些译著，但不是印刷的，如医书和药典、政治伦理著作以及《书经》。在非印刷的蒙古译本中，还有一些教育和训导性的著作，例如中国历史故事集和格言集。其中的一些译本与其汉文原作并不完全一致。
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涉及我们所称的世俗文献。然而，从数量上说，对佛教文献的翻译一定远远超过世俗文献。在辽、金时期，尽管佛教有着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但还不清楚佛教作品是否曾被译成契丹文或女真文。另一方面，党项人依据汉文的文本，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翻译出版了大部头的佛经集成。1302年西夏文的佛教经典在杭州印刷，这时西夏国已经灭亡很久了，这个版本有若干卷流传至今，此外在哈拉和屯还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的佛经作品。在元代，许多佛教著作被译成蒙古文，其中部分译自汉文，部分译自藏文，有些印刷的佛经残卷已在中亚发现，主要是在吐鲁番地区。但是，这些只相当于元代所翻译的佛经集成的一小部分。能反映元代佛教信徒中多语状况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迹，是北京以北居庸关的一处壁刻。那些赞扬皇帝宗教活动的虔诚的内容，是用六种文字记录的——梵文、汉文、蒙古文（八思巴文）、畏兀儿文、藏文和西夏文，它被雕刻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蒙古皇帝统治时期即1345年所修建的巨大的门洞的内墙上。
探求一下当时的广大臣民对这些国家的多语状态及这些国家的政府部门究竟能感受到何种程度，这也许是个合理的问题。答案充其量也只是推测性的。由不通汉文的外族法官主持的审判，对一个汉族平民来说，很可能最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要面临语言问题。在最直接同平民百姓接触的政府的基层，其工作人员主要是由汉人的职员担任的。只有在其活动不直接与普通百姓发生关系的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中，就其整体而论，外族人才随处可见。在辽、金、元时期情况确实如此，而对于西夏官僚机构的民族构成情况，实际上还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料。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在所有的征服王朝时期，许许多多的汉人农民很可能从未接触过一个外族人，至少在乡间是如此。城市，作为由外族军人驻守的控制区，情况则不同。同样，城市以外的汉人，大概也没有多少人看到过外族语言文字的公文。
不管怎样，在一般人中至少还有一种实物经常不断地向人们提示着外族的统治，这就是货币。尽管同铸有汉文的钱币相比，铸有契丹文的钱币少得可怜，但已知它是存在的。迄今为止人们只发现了一枚铸有契丹文字的钱币实物，这枚钱币可确定的年代为1095—1101年的寿昌年间。就我们所知，女真人从未铸造过带有女真文的钱币，他们使用的自己的钱币上只铸有汉文。党项人发行的钱币上铸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文字。金的纸币上印刷的完全是汉文，上面并没有女真文字。元代铸造的钱币是用汉文来表示的，但其拼写用的是八思巴文字，元代的纸币也是如此。现存的元代纸币实物上有不少汉文，但只有该钞票的正式名称除了使用汉文外，再附有该汉文的八思巴文音译。在元代，任何持有货币的人因而都知道国家发行的纸钞和钱币并不完全是汉式的。买卖商品的人还有另一种机会被提醒着这个国家的多语状态：官方认可的秤砣，它上面铸有汉文、蒙古文和波斯文（阿拉伯文字），这种实物仍有一些保存至今。
① 一般简要的论述，见＇237＇丹尼尔·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第11—20页；以及＇863＇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
② 见＇237＇凯恩：《四夷馆的女真译语》中最近的一项研究。
外族统治下的汉族中国人
外族人对汉族人的这种长期统治造成了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征服地本身有无数生灵殒灭，大量财产被毁，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分裂与位移。辽造成的破坏最小，他们通过谈判得到了中原的土地；由他们造成的分裂和破坏，对前渤海人的影响则要广泛得多。西夏的破坏也最小，他们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