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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甚至更重要的变化是把边防军改成全部由长期服役的健儿组成的职业军。变化的过程经历了几十年，但737年颁布的一份诏书命令，边境诸镇的所有士兵应在原征募的士兵和未登记户的成员中长期雇佣那些合格的和愿意服役的人。那些志愿服役的人得到的津贴高于标准，并享受免税数年的特别待遇。原携带家眷前往边境的人还可分得房屋和田地，以使他们能长期定居。这意味着旧征兵制的最后废弃；旧制规定，被挑选前往边境的士兵有的是府兵，有的是平民，他们的平均服役期为三年。其中有人因企图得到奖赏，愿当健儿留在边境，但这一制度造成了未经训练的新兵经常代替久经锻炼的士兵的情况，而且常常带来苦难。①改革似乎迅速见效。738年初期的一份诏书宣称，长期雇用边境健儿的办法使兵源充足。征兵支边的措施被取消，那些仍在边境镇服役的征召士兵被解散和遣返故里。②这些庞大的边防军造成了在崭新秩序下的财政和后勤供应问题。边防的费用在714至741年期间增加了五倍。部队的被服、装备及粮食、军需的补给，都需要巨额资金。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粮食用于军粮和战略储备。大量人力资源用于军队的口粮和军需的运输工作。
随着永久性的职业军队的建立，情况就更为复杂，费用也进一步增加。原来在战场因战功得到有节制的赏赐的士兵，此时开始要求得到官职和名义上的官品，使他们能获得应有的一切封赏和特权。为了战争胜利，这种慷慨的赏赐使防务支出有增无已。在742至755年期间，军费增加了40％或50％。
政府继续鼓励在边境建立屯田；牛仙客也扩大了他曾在关中西北采用的“和籴”制（和籴制在那里还被用来提供民用粮食）。①但这些措施不能制止军费的继续增加。
与此同时，京师的军事组织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在7世纪最后几十年，轮番从不同的府兵抽调兵将的古老的禁军制开始蜕变。过去显赫一时的禁军的地位逐渐降低，除了少数精锐的单位，玄宗时期的禁军都不足额，素质也差，并且主要由朝中有关系的和不知兵的文官担任军职。
禁军作为由皇帝直接调遣的主力部队的位置已被自662年以来称为羽林军的“北军”所接替。这就是永久服役的——许多人是世袭的——警卫皇宫的精兵。他们在武后时期得到加强，到中宗时期，羽林军的人数超过一万人，完全压倒了禁军。
禁军缺员的现象在722年已明显得令人不安，当时为御驾巡行泰山举行封禅仪式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在723年，张说如前文所述已开始征募一支称为常从宿卫的庞大部队。通过吸收以前的禁兵和其他愿意轮番服役的合适的士兵，常从宿卫的兵力扩大到12万人。725年，它被改名为骑，然后拆散，把兵将作为受过训练的新鲜血液分别输送到各禁军之中。但后来他们又被分配在羽林军；除了充当皇帝和太子警卫以及为京师执行治安任务的少数特种部队外，禁军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单位已不复存在。
但这并不是说北军此时已成为一支归皇帝控制的强大力量。在731年涉及王毛仲和禁军一些将领的危机以后，北军似乎有意识地被削弱了。虽然在738年有两支称龙武军的北军加入了羽林军（显然是为了加强羽林军的力量），但是它们的成员大部分是长安富裕的商人和城市居民，他们以前已经服役，因为军队的士兵既可不纳税，又可不去边境服役。这些人后来雇佣替身或派仆人代替他们当兵。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北军越来越不足道。当玄宗末期最切切需要他们出力之时，他们成了废物。①在张说的722至723年改革以后，府兵并没有取消。但随着边防军和京师的北军的日益职业化，府兵的作用消失，他们不过是纸面上的部队。749年，李林甫下令制止府兵来京师服役。命令说，府兵近来不过是名义上的建制，既无组织、军官、武器和装备，也无粮食。②府兵的消失意味着放弃了自北魏以来流行的一种思想；它主张，通过对农民进行正规训练的方式，国家可以经济地保存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因为农民兵自给自足，但又能与禁军一起履行正规的职责，并在需要的时候能很快地组成军事单位。在李林甫掌权时，边防军和京师的北军都几乎全由职业军组成，国家则直接负责供养它们。
但是，还存在一种新型的称之为团练或团结的地方治安军。它们不是全国范围的组织（如府兵），而是由地方组织并用于地方防务。士兵纯属业余，以种地为生，在农闲时则受训练。他们不必在京师或边境服役，只是组成归地方刺史管辖的地方治安军。他们在697年契丹入侵时在河北最先出现，后来又出现在受外患威胁的其他区域以及西北、长安周围和四川；四川的地方军组织规模似乎更大，那里已组成了一支以成都为中心的约14000人的部队。③新的兵制为中国提供了对付外来威胁的极为有效的防御；在李林甫掌权的初期，邻近的最强大的两个民族吐蕃和契丹被打败并处于守势。同时突厥汗国也覆灭。但新兵制的花费极大，并使权力集中在节度使之手，以致中央政府再也没有力量去对付他们了。
财政的发展
当李林甫仍与张九龄分掌大权时，他最重要的财政改革，即贯彻《长行旨符》规定的工作，已在进行。到8世纪40年代初期，尽管因军事扩张而军费激增，帝国的财政状况仍很良好。726年登记的人口数只有7069565，在732年达7861236户（45431265人），在742年达8525763户（48900800人），在16年中增加了21％。这部分地反映了宇文融的再登记措施的长期效果，部分地反映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部分地反映了地方行政效率的提高。因此政府可以依靠比以前有明显增加的岁入。此外，8世纪20和30年代可怕的连续自然灾害似乎没有再出现，40年代总的说是农民比较富足的时期。
8世纪40年代期间的税制大为松弛。①现存的敦煌户册证明户口的登记日益放松，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在李林甫早期的改革中已确定了各州固定的税收定额。741年的一份诏书取消了每年对各户成员的严格核查，而代之以三年检查一次。在744年，规定把男丁应充分纳税和服劳役的年龄从21岁提高至23岁。
这一制度出现了一些弊病。742年及以后744年颁布的诏令企图制止各户为减少自己应征税的数额而分割家庭财产的现象，这项税收此时已成为国家日益重要的财源。对这些户应征收的税额不得不在741年，后来又在745年从严执行。①土地制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弊病；735年的诏书又正式推行均田制，以防“百姓无处安置，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但这一措施收效很小；752年，政府又对那些积聚大产业的人进行了一次类似的打击。②运输体系进一步得到改善，使粮食和物资的运输方便得多。741年，政府曾有穿过三门峡开凿一条航运河渠的打算，同时对扬州附近的汴渠南端进行了其他的改善。在741至743年韦坚任水陆转运使时，建造了一条与渭水平行的新运河，以供漕运船只通往他建有新码头的长安。运往京都的粮食和货物又大量增加，在744年达到400万石。他还整顿了地方的运输供应，让富户为漕运船只和载运的物品作保。③韦坚是下一个十年出现在朝廷的一批新的贵族财政专家中的第一人，这些人也像宇文融那样因他们在玄宗末年的政权崩溃中所起的作用而受到历史学家的苛评。在财政的一个领域中，贵族的支配——实际上是一个家族的支配——自玄宗即位以来一直持续不断。从713至733年，隋皇室的一个后裔杨崇礼长期任太府寺卿，在他90岁退隐时，他的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分别任太府寺卿和司农寺卿，前者掌管一切钱帛的收入，后者掌管一切粮食收入。④杨慎矜深深地陷进了李林甫那一派。当李林甫掌权时，杨氏家族掌握了处理全帝国岁入的大权。
李林甫试图在制度上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通货问题。737年，第一个诸道铸钱使被任命，全面负责全帝国铸钱的工作。此职一般由御史担任。8世纪40年代初期，杨慎矜接管了铸钱司，进一步加强了他对财政管理的控制。①通货的供应暂时有所改善，但在8世纪40年代后期私铸风又趋猖獗，752年，政府又企图取缔劣质钱的流通。但事实证明，这一措施与以前的同类措施一样未能收效。②李林甫的晚期：贵族结党
742年阴历七月，牛仙客死去。直到此时，李林甫的行政已取得显著的成功。他的行政改革使帝国政府的运转比以往更加顺利和有效率。他的政权是繁荣的，对外敌连续取得辉煌的胜利。此外，它没有在官僚集团内进行任何清洗。贵族们取得了稳固的权力，代表士大夫利益的最后两个主要老人宋璟和张九龄已经死去，其他几个前宰相中的裴耀卿死于743年，萧嵩已被贬到地方。官僚中的儒家学者被精心地排斥而不能担任任何有真正权势的职位，但尽管如此，李林甫和牛仙客掌权的六年总的说是朝廷的安定时期。
随着牛仙客之死，局势发生了变化，而且严重地变坏了。被任命代替牛仙客的新宰相是李适之（？—747年）。③他与李林甫同样是皇族成员，实际上属于太宗直系中地位较高的一支。他也没有参加过科举，705年通过在禁军中任职起家。在玄宗时期，他先后担任一些州的职务，以行政干练见称，并担任河南尹，在那里完成了重要的治涝工程。从739至741年，他是幽州节度使，然后被召进京任刑部尚书。他显然是远比牛仙客更难对付的对手。情况可能是：或是玄宗为了抵消李林甫日益扩大的权力，所以亲自任命他为宰相，或是玄宗受了另外敌对贵族集团的劝诱才作出了这一任命。确实如同玄宗最后十年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