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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正式受命于天。到这一年夏末，北周总共59王中的最后一人已被谋杀，这样北周勤王者反击的可能性大为减小。杨坚的夺权行动在极不利的形势下成功了。但如果隋不准备成为另一个短命的政体，如果它要发展成一个稳定有效率的政府，还有艰巨的任务有待完成，而杨坚也为之献出了他的余生。下面将论述杨坚及其最亲密的辅弼大臣的品质。
杨坚的性格是多方面的。有几方面可与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联系起来，有几方面可用他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来解释，有几方面涉及他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这是相当普遍的），最后几个方面则是他品质中特有的。前面已经谈到，他是非常严厉和令人生畏的人，既无吸引力，又不热诚，更谈不上宽厚。布德伯格注意到，他的青云直上使他一生被自危感和自大狂所折磨，因而促使他去寻求一切他感到放心的形式和一切能得到上天眷顾的象征。当时他的家族和接近他的圈子中迷信佛教和盛行佛教这一特有现象促使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向佛教寻求正统地位和个人安全的方面：宫内每晚都做佛事，杨坚、皇后和举朝上下都参加。他的自危感使他对除几个亲信以外的所有人都产生怀疑，他似乎认为几乎所有的儿子都是潜在的敌人——这种态度在突厥可汗中是很普遍的。他为人过于俭啬，这一与他妻子共同的性格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本加厉。传说他把化妆品按定量分配给宫女，宫内未备有他需要的某种药，也没有他妻子需要的作为普通礼物的毛领——凡此种种都是儒家的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①杨坚易于发怒，有时在狂怒以后又深自懊悔。这显然与他个人的自危感有关，到了晚年，与上面谈到的追求最高权势的变态心理有关。一次他在殿上鞭打一个人，然后又肯定此事与天子的身份不符，并主张废除笞刑。但不久，他在暴怒时又用马鞭把一人鞭打致死。他常常似乎对帝王应仁慈宽厚的呼吁充耳不闻，不加限制地施行当时普遍的酷刑。
除了上述的个人性格，还有形成他行政作风的其他一些特点。杨坚在探讨问题，采纳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他的所厌所恨等方面都接近于儒家中主张君治的荀子一派，实际上接近于法家本身。据说他不重视《诗经》或《书经》；在他执政的后期，他关闭了全国的学校，原因是学生太多，太懒散，质量太差。他对标准的儒家道德说教很不耐烦，当他的一个主要儒家大臣劝他不要再处决剩下的北周诸王时，他大声怒斥道：“君书生，不足与议此！”②他与中国所有的君主一样，也受历史和先例的约束。在一次重要场合，他说他远不如伟大的周公，只有在量刑公正这一点上可与之相比。③又一次，有人劝他不要朝令夕改以致引起黎民不安时，他认为这是隐隐地把他与汉朝的篡位者相提并论而大发雷霆。他大骂并怒问其大臣：“尔欲以我为王莽邪？”④最后他承认——即使是躲躲闪闪地——历史学家将对他盖棺论定；当他的三子秦王杨俊死亡（死因很可疑）时，他的随从要求立一石碑纪念死者，杨坚答道：“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⑤虽然有这些局限性，又处于这种精神状态，杨坚仍是一位坚强和有成就的统治者。他酷爱工作，并把大量文牍从议政殿带回住处审批。他似乎经常干预各级政府的事务：插手（有时粗暴地）司法机构的工作；重新审理所有重罪判决，以之作为自己的职责；接见朝集使，并告诫他们要勤奋工作和成为有德之人；考察补缺者和官员的表现；赞誉有成绩的官员，谴责疲沓和贪污；主持早朝，与大臣们讨论国内外政策；巡视全国。从他的工作作风和从他对法律、对儒生和官员的总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受了法家传统和当时常见的个人对佛教的信仰两者兼而有之的强烈影响。
典型的法家思想表现在他推动政府集权化和合理化方面。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论述，但这里我们应注意，杨坚不满足于因袭前人或用陈旧的办法去解决他面临的大问题。也许我过于以自己的想法去理解颁布581年法律的诏书前言，诏书写道：“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①加重点的一句体现了典型的法家立场。20年以后，601年的一道诏书又明显地表现了另一个法家原则：“先王立教，以义断恩，割亲爱之情，尽事君之道。”②在中间的若干年中，他肯定遵循了重赏重罚这一法家基本政策，但他一般还坚持另一个重要的法家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最清楚地表现在他对官员们请求宽恕其子秦王的反应中，当时（597年）已是垂死的秦王因贪污大量公款而获罪，杨坚的答复很干脆：“法不可违。”当有人再次请求时，他答复道：“我是五儿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儿律？”③他拒绝了这一请求。
杨坚还有许多实行严厉的专制和法家原则的材料，以上所举仅为数例。但同时他也能对原来的忠诚随从特别宽容，现举一例如下。他最早的追随者之一为北周的同僚，后者后来被封为刺史；在歉年，此人进行粮食投机，罪当除名为民（或皇帝认为适当的一切处分）。杨坚谈到了他们之间的旧谊，并说：“言念畴昔之恩，复当牧伯之位，何乃不思报效，以至于此！吾不忍杀卿，是屈法申私耳。”于是此人官复原职。①后来做了文献皇后的杨坚之妻生于一强大和早已汉化的匈奴氏族，这氏族与北魏的豪门通婚已有几个世纪。她的父亲独孤信曾随宇文泰西行并协助他建立西魏，即后来的北周。独孤信于557年自尽，但其家族不久又东山再起。杨坚未来的妻子生于544年，取名伽罗（梵语为Kālā，可能是Kālāguru的简写），在566年结婚时，她得到杨坚郑重的誓言，即他不与其他妇女生育子女。这与她作为具有强烈的一夫一妻制意识和爱好驾驭他人的鲜明性格的北方妇女所受的教养是一致的。她不是后宫的佳丽，但有文化和修养，还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杨坚夫妇亲密无间，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二圣”。在上朝时，皇后与文帝同乘御辇。她在议政大殿的门厅等候，并派一名宦官去观察，以便向她报告。当她认为文帝决策不当时，她就提出忠告；当听政完毕，两人就一起回宫。
独孤一家早已信佛，而文献皇后尤其虔诚，并且是一位热心的施主。可以肯定，安排宫内晚间读经的是她，督促王子受佛门训练的也是她；有一情绪低落的王子非常虔诚，想要削发为僧，但未获其父同意。她把清心寡欲的品质与宗教虔诚合二为一，这一点她颇肖其夫。但从史籍中可以看出，她具有稳健的判断力，这至少在王朝最初10年左右使她能向文帝提出忠告。例如，有几个官员曾引用权威性的《周礼》的内容，大意是官员之妻应听命于皇后，并劝她遵循这一所谓的古制。她答道：“以妇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①她与杨坚都坚决不让她的家族掌握大权，不让经常出现的所谓“外戚问题”搞垮杨家天下（读者不难看到，杨坚家族正是通过这一途径发迹的）。当她的一个母系亲戚获死罪时，杨坚想替她宽恕此人，但皇后答道：“国家之事，焉能顾私！”于是此人被论罪处死。但史籍又说她颇仁爱，“每逢大理决囚，未尝不流涕”。②可惜的是，能够证明她到晚年才受变态的妒忌和复仇心理支配的这一假设的材料太少。我相信这种假设，但我论述的根据是一个近期的西方观念（这对中国和西方的编史者都很陌生），即个性不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性格的合成，而是基本上随着环境及人的成熟和年龄增长而形成的。有一个材料证实我的假设。第一个表现她真正的变态妒忌心理的有日期可查的事件发生在593年，当时她快到50岁了。③此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预示从此时起直到602年她死亡时她对宫廷施加了有害的影响。隋文帝被当时身为宫女又是其旧敌尉迟迥的孙女所吸引，屡幸其地。皇后选择文帝下朝的时机秘密把她杀害。文帝发现后，大为震怒。“单骑从苑中出，不由径路，入山谷间二十余里。高颎、杨素等追及上，扣马苦谏。上太息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④后来文帝夫妇重归于好，但史籍一致记载从此时起，她病态的妒忌心理歪曲了她的判断力，并使文帝长期以来认为很有帮助的她的忠告失去公正。例如每当诸王及朝臣之妾有孕，她总力促文帝将他们罢官或削爵。甚至忠诚的高颎因妻死后其妾怀孕，也遭到攻击。①人们怀疑杨坚与他的这位最有才能和最杰出的大臣之间关系不断恶化，皇后从中起了作用。但在599年当朝廷大臣请求斩高颎时，文帝回顾近期斩了几名重要官员之事，并且在难得地倾听了意见后说：“如果诛颎，天下其谓我何？”②越到后来，她对任何人的用意都产生怀疑，而她对事物的这些反应更加重了杨坚的天生好疑的个性。她刺探诸子的私事——特别是性方面的习惯；她和杨坚一起一步步地寻找理由把他们或贬，或杀，或作出其他安排，最后只剩她宠爱的杨广，即未来的炀帝。
随着文帝夫妇日趋年迈，他们作的佛事越来越频繁和讲究。做法事，赐斋，分赏僧侣礼物和向寺庙捐献的次数更多了。佛事活动的高潮出现在601年。在这一年，杨坚有意识地模仿印度伟大的阿育王的行动，实现了一项精心制订的计划，即同时在全国祀奉放在特制的佛骨瓶内的舍利。有名的高僧及其随员携带由文帝亲手装在宝瓶内的舍利分赴30个州治。在全国同时祀奉时，文帝在京师召见367名做佛事的僧人，然后为他们和文武官员大摆斋宴。皇后当然参加这一大典的隆重的宗教仪式。她死于602年，一位宫廷史官立刻宣布她成了菩萨。文帝苦苦思念，对其妃嫔的动机产生怀疑；当他患病时，他悲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