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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城市，仍然没有多少空余的工作岗位。有些毕业生被安排了工作，但其他毕业生则得返回家中，等待将来或许能给安排个工作。这些年轻人由城市居民委员会监督管理，有时他们参加一些建筑或运输方面的临时工作，虽然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最终还是被安排了一份永久性的工作，但是失业的人数在逐步扩大。这些没有被分配工作的年轻人被称为“社会青年”，他们被认为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难题。居民委员会试图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参加一些“健康的”活动，不时催促他们自愿到农村安家落户。然而他们的人数迅速膨胀，处理他们的问题也就更加难。所以，同50年代的乐观主义相比，城市里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在60年代发现，竞争十分激烈，竞争条件又不断变化，想在此形势下计划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
对于那些已经在工作的人来说，其境况稍好些，但是气氛同以前不大相同。在大跃进之前，大家感到新的机会是对每个人敞开的，那些学习勤奋并运用于实践的人可能会在工作上得到提升，换一个更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每隔几年就可以在工资方面得到晋升，到了60年代，这种形势发生了变化。大多数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干同一种工作，工资冻结在同一水平，尽管当时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他们已经在为能否养活越来越多的一大家人而殚精竭虑。虽然人们觉得自己的工作不是相当稳定的，也可从中得到皮毛的实惠，但他们仍然觉着向下降的可能性比向上升的可能性要大。随着经济走出紧缩阶段，他们承认，他们的命运已经和单位未来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努力和贡献不会使他们的境况发生多大的改变。的确，由于无法摆脱的政治运动仍在继续，阶级斗争一再强调，他们还是不得不担忧，是否会因为一句没有留意的言辞或行动而把自己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这种气氛既未能产生多少英雄事迹，也没有使人们去钻研业务。在控制日益严格的基层组织，也就是工作单位中，人们趋向明哲保身，只求保住自己位置。开会时要注意留下好印象，同上级要搞好关系。总之，努力避免得罪任何人已蔚然成风。在这样的结构中，那些感到遭受虐待或凌辱的人还不能轻易地发牢骚或是一走了之，只能把怨气埋在心里，等到能够发泄的时候再一吐为快。1966年，这样的时刻来到了。
① 在此期间，一位曾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印度人称，该社的500名职工中，有30个被划成右 派：有四、五个严重的人被划成反革命分子。参见奥姆·普拉卡什·曼彻：《在毛的中国的 五年》，第31页。在北京大学，有500名学生和100名教职员工被划成右派。这个数字超过 了整个大学总人数的7％。参见乐黛云（音）和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奥德赛—— 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第102—103页。
② 穆富胜：《百花运动的衰落：毛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第173页。另见莫里斯·威尔斯：《叛 徒：一个美国人在共产党中国的12年》，第100页。
① 1949年以后，每年都要或多或少地进行消灭苍蝇和其他害虫的运动，但是1958年达到空前 的规模。当然，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消灭了太多的麻雀而造成的灾难——昆虫猖獗到无法控 制的地步。所以臭虫取代了麻雀成为被列为消灭的主要害虫。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大夫曾告 诉外国人，1949年前后城市最惊人的变化是1949年后彻底消灭了苍蝇。参见威廉·凯森 编：《在中国的童年》，第189页。
① 参见小野家悦造：“中国城市人口的地区分布”，第93—127页。
① 见张春桥的文章，载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② 董志平（音）和汉弗莱·埃文斯：《思想革命》，第43页。另见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 57页。
① 威尔斯：《叛徒》，第103页。
② 梁恒和朱迪·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页。
① 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75—76页。作者把她的篮子放到路边，然后回家睡觉，六点再 起来返回路边等待。在路边放个空篮子，不用去照看，就算是排队占了位置，可见当地社会 秩序还是很好的，有些人记述了这个时期的一些极端的做法，例如，北京的学生被迫吃春天 的树芽充饥。见斯文·林奎斯特：《危机中的中国》。
② 梁恒和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页。
③ 威尔斯：《叛徒》，第94页。另见伊曼纽尔·约翰·赫维：《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第79 页。
① 这个数字见曾志先（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转引自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见奥 林斯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第279页。
② 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第211—212页。
① 斯文·林奎斯特使用了“日环食”这个词语来概括三年困难时期的情绪，表达了中国人的普 遍感觉：太阳（即好时光）将会再次到来，人民可以期待并计划未来的普遍的感情。见他的 《危机中的中国》，第35、116页。
① 雷锋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死于一次事故。他死后留下了一本日记，记录了他为其他战友所 做的好事和他对毛主席的忠诚。1963年以后，他的行为成为学生和其他人效仿的榜样，他 成为最受官方推崇的英雄。雷锋的日记在他死后，似乎至少有一部分已出版。参见威尔斯： 《叛徒》，第127页。
① 数字引自斯坦利·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载《现代中国》，1982年1月，第8卷第 1期，第11页。
① 这个时期的教育情况请参见苏珊·舍克：《竞争的同志：中国的职业性刺激与学生的策略》， 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罗森：“中 国教育改革的障碍”。
② 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71页。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
在60年代初，几乎没有市民注意到即将发生的一场大动乱的苗头。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如党内知名的知识分子发表讽刺性文章和篡改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这些事被认为是其他人对毛权威的进攻。但当时的市民，如果确实已注意到这些事件，他们也会把它们看作是中国政治潮流中的正常现象。即使对吴晗、邓拓和其他人的攻击到1966年初逐步升级的时候，大多数人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理由。过去的历次运动常常是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波及到其他部门，市民们个个身经百战，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运动，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以往的经验会在他们今后的日子里一无用处。只是到了1966年夏天，北京市市长彭真遭到清洗，红卫兵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其他一些史无前例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才认识到他们要参加新的运动了。而后，市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观察事态的发展，既感到兴奋，又觉得忐忑不安。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①我们的目的旨在评论文革对人们生活和感情造成的影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如此的复杂和多方面。不论这场运动是否如口号所言已“触动人们的灵魂”，很显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各种各样全新的令人产生强烈情感的经历，成为市民们感觉的一部分——红卫兵在全国各地串联，揭露当权的领导人滥用职权和卑鄙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瘫痪了，抄家搜寻隐藏着的与毛主义纯洁性不一致的物件和标志，让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员在愤怒的人们面前示众和丢脸，谴责17年来的许多文艺政策和作品，红卫兵投入到了夺权和派系斗争之中，在许多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武斗，动用了机枪、迫击炮甚至坦克，军队干预了民间社会，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同以前的情况一样，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反应有明显的差异。
对于许多城市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起码开始时是这样。他们不必再在激烈竞争的城市工作等级制中苦苦寻觅未来的机会，发现自己在更大更重要的舞台上扮演着新型的革命先锋作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犹豫不决，甚至开始时有点担心，对他们自己的老师和党的领导人所犯下的“罪行”半信半疑，许多人很快发现，参加这些活动的报酬令人激动。他们不必整天再去学习，也不再受学校纪律的约束，他们通过在全国各地串联发挥着新的作用，在国家领导人面前游行，去那些他们慕名已久的风景点去观光，频繁地同其他年轻人交流思想和经验。他们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学校，起草新的规章和制度，使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忍受羞辱，搜查机密档案，出版未经审查的小报。他们可以随便闯入别人的家里，执行搜查“四旧”的东西和参加其他“共产风”的活动——赋予一些街道和组织以新的更革命的名称。要求每个地方都张贴毛的画像和语录，毁损古代庙宇等。一些青年人甚至换了自己的名字，如把“梅花”改成“卫东”或“文革”等。红卫兵开进了工厂、办公室和其他机构。为了他们的革命，他们随意改变宗教信仰，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参加了当地的“夺权”斗争，大概最重要的是他们感觉到毛特别选中了他们在建立一个更纯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从一个曾被高度控制的政治新手，转眼之间进入了自由和权力的王国，在中国社会里获得一个有价值的地位——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似乎以经不再存在了。在这种狂风暴雨式的气氛中，年轻人的热情一旦释放出来，要收就非常难了，这一点已经不再有怀疑了。
然而，这些事情的展开，对不同年轻人有不同的影响。1966 PGN年已出现了派系间的分裂，导致了在1967年和1968年的暴力对抗，以后这种敌对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总的来看，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