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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坦南：《无密可保》，第64页。
② 罗伯特·吉莱恩在与奥托·范·德·斯普伦克和迈克尔·林赛合著的《新中国：三家说》中 使用了这个词，见第84页。
① 对灭狗事件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包括环境卫生问题、狗携带病菌和喂狗浪费粮食以及堵住狗 嘴满足人类等。后来，养狗又蔚然成风，导致了1983年在北京进行了新的灭狗战役。
② 德克·博德：《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第235页。
① 威廉·休厄尔：《我在中国的日子》，第100页。
② 同上，第107页。政权的变化事实上并未给学生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在玛利亚·严（音） 的《宏大的园地：红色中国学生生活写照》中可以看出，新政权对改变学生生活明显缺乏热 情。尽管如此，通过严的叙述（主要是北京大学），人们还是不难发现，大多数学生对给他 们提出的要求的反应是充满热情的。
① 戴维·米德尔迪奇，转引自诺埃尔·巴伯：《上海的陷落》，第159页。
② 转引自拉尔夫·拉普伍德和南希·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69页。
③ 同上，第124页。
① 范·德·斯普伦克等：《新中国：三家说》，第8页。
② 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览》，第61页。
③ 刘少通：《走出红色中国》，第109页；参见埃斯特·周英：《红色中国乡下的灰姑娘》。
④ 对这些早期的整风运动见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精英人物的训练：整风的强迫与 说服的方法（1950—1953）》。
① 有关此类事件的叙述，如1951年的广州事件，请阅坦南：《无密可保》，第26页。在上海， 发生了天主教徒反对强制性同梵蒂冈断绝关系的抗议，在其他地方一直持续到 1960年。
② 弗兰克·莫里斯：《毛的中国的报告》，第170页。
① 有关这部分生动的描写，请参阅米哈伊尔·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
① 埃里克·乔：《男人必须选择》，第223页。“无产阶级的王子”的说法也来源于上书，第234 页。
② 关于咖啡的价格，参见巴伯：《上海的陷落》，第134页。看门人的工资，参见休厄尔：《我 在中国的日子》，第38页。
① 有人作过估计，在1949—1957年，有2000多万或更多的农民流入城市。参见小野家悦造： “中国城市人口地区分布”，《发展中的经济》第8卷第1期（1970年）第92—122页。最近 的中国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有1850万流动人口。参见张泽厚、陈玉昆：“人口结构和经济 发展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转引自利奥·奥林斯：“中国的城市人口： 概念、密集和影响”，载于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卷第279 页。
② 一位西方人曾努力核实官方的报道，说城市生活水平即使与30年代相比也有了很大的提 高。参见布鲁斯·雷诺兹：“上海产业工人生活水平的变化（1930—1973）”，载于克里斯托 夫·豪编：《上海：一个亚洲主要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① 据1982年公布的数字表明，每个农民平均居住面积为10平方米。（参见《北京周报》，1982 年，第20期，第8页。）几年前的1978年，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居住面积只有3。6平方米。 参见周京：“九亿中国人的住房”，载《北京周报》，1979年，第48期，第18页。
① 根据罗伯特·泰勒：《中国的教育与大学招生政策（1949—1971）》，第3页，从1953年到1956 年，大学里实际可容纳的学生人数高于应届高中毕业生15％。
② “资产阶级”的孩子在文化革命中继续得到好处的事例，参见怀特和帕里什：《当代中国的城 市生活》，第3章。
① 关于这个渐进的变化，在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条街道》中有生动的描述。
① 无名氏观察家引自罗伯特·吉莱恩：《六亿中国人》，第295页。这位观察家描述了居民委员 会如何确定生育名额、做说服工作和“监视那些已婚夫妇”，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前 身）在农村如何分配避孕用具和如何在农业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再生产的任务。所有这些 说法在70年代都灵验了。
① 休厄尔：《我在中国的日子》，第53—54页。
② 对中国在1949—1952年枪毙人数有各种各样的估计，出入较大。（没有单独城市枪毙人数的 估计数字，农村土改运动中枪杀的人数较多。）有人认为数万人（拉普伍德：《中国革命纵 览》，第146页），有的认为有80万人（到1953年，出自一篇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1957年 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转引自《纽约时报》，1957年6月13日，第 8页。），还有一说是200万（莫里斯·迈斯纳：《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第81页。）；有 500万之说（雅克·吉勒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6）》，第24页。）；更有1500万 或更多之说（坦南：《无密可保》，第159页；理查德·L。沃克：《人类的代价——共产主义 在中国》，给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小组的报告，第16页）。
① 雪莉·伍德（在《中国的一条街道》第107—108页中）提到，“在上海，几乎每个人都说， 解放后，他们曾同那些被镇压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多少都有点关系，政府对‘反革命’的镇压 ……使一部分人陷入惊恐之中。”
中期年代（1957—1965年）
早期年代的生活发展速度不尽相同。一直到1952年这几年是充满新奇和混乱的时期，搞了几次运动，社会从而井然有序地运转，人们学习了新的规矩。从1953年到1956年，是结束朝鲜战争和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工作的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动员有效地学习和工作来帮助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上来，“超出课程之外”的各项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1957年，以及随后而来的大跃进，发展速度又开始回到运动动员阶段。中国陷入了先是政治而后是经济的危机之中。不过，早年建立起来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仍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继续下来，使政府能够相当成功地度过了难关。
1957年一系列事件使人们感到心神不安。首先，中国人开始注意到了1956年发生在东欧的动乱，同年，有人知道了赫鲁晓夫作了谴责斯大林罪恶的秘密报告。起码他们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这些事件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忧虑，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有些捉摸不定。然而，大多数人对中苏冲突的最早迹象都不甚了解，仍对两国保持友好的关系深信不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和接着发生的反右运动可谓击中要害了。人们对1956—1957年的自由主义化和中国共产党号召对它进行公开批评，有不同的反应。在早些年的运动中，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的人遭到严厉的打击，使人们谨慎小心，但同时不少人总的来说对自己周围的社会和个人生活还是相当满意的。经过了几轮温和的批评之后，1957年春天，终于爆发了涉及面广、人们情绪高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批评运动，这次运动由重要的但是涉及面有限的一些城市社会部门发起——知识分子、学生、“民主党派”成员和专业人员。这些人在理论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亲密盟友，他们认为自己的荣誉和自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他们的批评意见形形色色，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知识分子与专业范围内的自治同党的控制的关系等方面。由于这些批评开始在黑板报和国家的报纸上逐渐登载，使那些大多数没有参与的市民以一种迷惑的态度袖手旁观。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能够允许甚至鼓励这种直率的批评感到不可理解，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些人气愤的腔调感到震惊。1957年6月，当政府发动了反右运动进行反击的时候，声称“群众”要求那些爱挑剔的人闭嘴这一说法并不全错。城市地区的许多非知识分子（甚至一些与知识分子合作的人）的确感到这种批评太过头了，对革命带来的进步和社会凝聚力构成了威胁。
在党的反击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的同时，也有一些人表示怀疑。对于那些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来说，反右运动预示着一次不祥的变化。在前些年，他们全都参加批判会，意识到针对各种组织的斗争与压制，但是现在，他们第一次被动员参加对他们自己同学的或多或少的生死斗争。他们原是集中精力进行学习和参加有组织的娱乐活动，只是偶尔被政治干扰（1955年的肃反运动就是在暑假期间开始的，当时卷入的主要是老师），现在他们发现，他们的精力都集中在政治斗争方面了。让同学们相互告发的压力特别大，许多学生感到非常苦恼，“指标定额”使他们必须给一些同学戴上“右派”的帽子，即使他们没有犯什么严重的错误。
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太愉快的。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学生被带走从事体力劳动——不仅是离开了学校，而且离开了运动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单位。①一些被认为是不太严重的右派，被送到劳动营去接受再教育，他们还可以留在所在学校或是工作单位，或是被调到一些不太敏感的地方去工作。但是，他们成为被社会遗弃的人。一位移居外国的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他们仍然到办公室上班，但是没有人跟他们说话，也没有人和他们在同一张桌子前就坐，‘右派’分子们也彼此互不交谈。以前的熟人在街上碰上他们，便把头扭向另一个方向，他们别指望有人来访、有电话找他们和有他们的信件。”②在这样的气氛中，即使人们承认有必要反对那些提意见的人，保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时也还会有另外的想法。
1957年，开始了“下放”运动，把许多干部调到小镇或是农村工作。在大批的被调往下面参加运动的人中，起码有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