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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前夕，罗瑞卿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但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返中央委员会；如果在高层人物中都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罗瑞卿，那无疑会使许多高级官员投到邓的一边。确实，从这时起，辩论热烈起来，到9月中旬邓小平在东北的一次讲话中恢复了对“两个凡是”的攻击，③（而在6月份当华和叶剑英在场时，邓避而未谈这些事）。其时10个省已开会表示支持邓的立场。④也许使“凡是派”气馁的是，典型的文革中幸存者李先念已暗示，他准备抛弃华，支持新的路线。到11月，所有省和大军区的领导人都倒向邓一边。也就在这个时候，最初由邓于两个多月前提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1月10日在北京举行。⑤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如何恢复农业和制订1980年经济计划。但是陈云再次带头，很快把会议转变成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全面辩论。他要求公正地恢复薄一波的名誉（他的革命经历已被玷污）；为已于1966年底倒台的陶铸恢复名誉；为于1959年被免职、并在60年代后期受到公开批判的彭德怀恢复名誉，以及应该承认康生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对“凡是派”而言，陈云具有挑衅性的建议是他坚持天安门事件的积极性质应予以肯定。⑥陈云的发言引发了一阵拥护性发言，著名的有谭震林，他要求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系列事件。⑦华显然已预见到这次冲击的发生，并很快使自己适应了这种情况。11月15日，宣布北京市委重新确定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次日，华亲自为首次正式批准发行的《天安门诗抄》一书题词。对南京、杭州和郑州的类似事件也早已作了重新评价。①随着“凡是派”立场的退让，就不必奇怪他们也准备同意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了，大多数受害者的命运并不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华和“凡是派”来说，更危险的挫折发生在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次全会的目的是使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正式化。在全会上，一批文化大革命受害者入选政治局，他们人数之多足以使领导层中的人数对比对邓小平有利。陈云官复原职，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并成为一个新机构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清洗党内的文化大革命左倾分子。②其他三位邓的拥护者胡耀邦、王震和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也被选入政治局。另外，9名资历较深的受害者当选为中央委员。在12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重新设立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任秘书长；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办公厅具有书记处的职能。③汪东兴和“凡是派”的其他成员仍保留其在政治局的职位，但对他们而言，这次全会是不祥之兆。
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代表的路线明确抛弃左倾主义及其变种，“凡是派”的困境更加突出了。“两个凡是”被否定了。阶级斗争不再是“纲”，四个现代化处于优先位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丢弃。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毛本人的时机还未成熟。①但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策标志着中国过去十年的政策有了根本的变化。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采取措施，不再执行华国锋顽固坚持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如同上文已指出的，在有关农村社会主义问题上，华与“四人帮”只存在步调上的分歧，而没有目标上的差异。甚至在“四人帮”被清洗后，华国锋仍坚持大锅饭，如提倡生产大队核算、限制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到1978年年中，华地位削弱，②这些政策开始受到责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华国锋的纲领和大寨模式。为了调动中国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三中全会恢复了60年代初期的政策，并搭起一个框架，作为中国农村彻底重建的开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切实保护；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公杜各级经济组织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各级组织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③甚至在工业领域，华的纲领也没有得到批准。引人注目的是， 他的十年规划没有被提到。相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的影响再次明显可见，三中全会要求更平衡和更稳定的增长，而不是华所主张的大规模投资重工业。①华在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上作报告时不得不宣布，三中全会以来国务院重新研究决定在1979—1981年期间对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而不再追求他一年前所赞成的头脑发热的速度。②民主墙
华国锋和“凡是派”在三中全会上的失败主要是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即那些一直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干部和军官组成的“沉默的多数”）成功动员的产物。但这次工作会议和全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首都出现了公众对邓路线强有力的支持，对天安门事件影响仍记忆犹新的领导层不能不受此形势影响。
天安门事件表明，在50年代初期就受到灌输的国家纪律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受到多大程度的削弱。毛曾宣称，“造反有理”。1976年4月5日，首都成千上万人起来造反了，反对毛为他死后选定的政治领导人和经济、社会纲领。70年代中期，中国各地发生了罢工、怠工和纯粹的流氓行为。这表明，不只是政治上已经觉醒的首都居民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已受到严重削弱。
毛的逝世以及那些希望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的逐步崛起，在首都又激起了一场支持这一进程的新的群众活动。天安门事件是公众为邓和他所坚持的路线平反而进行斗争的第一幕。其后插演的幕间节目是吴德市长下台。吴德对镇压天安门抗议者负有重要责任，在经受了历时18个月的报界隐蔽抨击和大标语公开攻击之后，吴德终于在1978年10月被撤职。③民主墙算是第二幕，但这一次由于邓本人的反对，帷幕提前落下了。
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一个星期后，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长安大街（经过天安门，离广场不远的一条宽阔大街）的一堵墙上。①这张由一名技工张帖的大字报，点名批评毛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早些时候另一张大字报称邓为“活着的周恩来”，并谴责当局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第三张攻击“一小撮高层人物”（显然是指“凡是派”）阻碍对这一事件的所谓反革命性质的重新评价。
支持邓、反对“凡是派”、批评毛成了许多大字报的主题。它们肯定使邓和他在工作会议中的支持者有一种满足感：即在此关键时刻他们获得了民众的支持。但这些写大字报的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他们就发行小册子、报纸和杂志；或立讨论组，“如人权同盟”和“启蒙社”。在第一张大字报贴出的一个星期内，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阅读民主墙上的大字报，而且积极地争论问题，甚至与外国人一起讨论。11月26日，美国报业辛迪加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带着人们给他提供的问题，准备第二天采访邓小平。27日晚，诺瓦克的同事，多伦多《环球和邮政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弗雷泽向听众们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邓已告诉诺瓦克，民主墙是件好事，“大混乱爆发了”。但是当激动的听众听到邓在预测事件的前景时说，民主墙上所写的东西并不都正确时，他们激动的心情又平静下来。②民主墙是一种比天安门事件更为深刻的现象。后者是对毛和“四人帮”的愤怒的短暂爆发；大多数诗词是悼念周恩来或谴责江青的。另一方面，在民主墙，中国的年轻人（主要是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的蓝领阶层）③对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尽管他们经常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天真，但他们明显地对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民主——的可能性极为热心：五届人大开红花，
起草人民新宪法。
八亿人民齐欢唱，
同心建设新国家。
先烈鲜血没白流，
换来今日新宪法。
保卫民主和民权，
促进四个现代化。①
邓小平接受诺瓦克采访时的谈话表明，邓对这场民主运动的最初反应大体上是肯定的。就在那次采访的前一天，邓曾告诉一位日本领导人：“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评群众发扬民主……群众就要让他们出气！”②不幸的是，关于这场运动，邓小平很快觉察到民主与四个现代化之间的矛盾。而且，不管他最早的反应如何，他发现民主墙在他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与其说是一种有利条件，不如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种矛盾在于，政治大辩论可能失控并削弱他声称对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安定团结。他肯定记得，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年轻人大串联的时候，中国的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中国的经济遭受了10年中最严重的挫折。问题的棘手之处在于，由老干部和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构成的“沉默的多数”（邓在与“凡是派”的斗争中主要依靠他们的支持）对于对他们的权威和地位的新威胁感到不安。他们不愿看到推翻“四人帮”之后文化大革命又以某种新形式出现。
在邓于1月28日至2月4日访美之前，由于担心引起不利的舆论宣传，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尽管邓在国外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解放军在2月中旬至3月中旬的中越边境战争（邓十分关心的一件事）中没能给越南一次令人信服的军事教训，邓在此后的地位也许被削弱了。有报道说，在3月中旬，邓还告诉他的高级同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