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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但他已不可能为处理国家每件重大事务而长时间地辛勤工作了。
对毛来说，不幸的是，王洪文令他大失所望。王在上海工作时，毛以为他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发现了一些政治技巧。①但王并不具备这些技巧。更重要的是：尽管王洪文地位很高，实践证明他不过是江青和张春桥手中的玩物，②这就破坏了他作为一种独立的新生力量的可信度。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历史学家另有所图，但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证据，即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王洪文和江、张靠得这么紧，以致于促使毛泽东意识到，他不是接替周恩来的合适人选。到毛开始警告王不要与江青拉帮结派时，已为时太晚了。③至于江青，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代表毛从事一些政治活动外，中国2000多年延续下来的男人当权的政治文化，以及植根于这种文化的偏见，使她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充满了障碍。毛意识到，作为一个妇女，江青是一个政治包袱。因为妇女统治违背了儒家的父系继承制度，因为她们所谓的错误行为，女性统治者的历史都受到男人历史学家们的谴责。从1974年起，江青一直试图改变西汉吕后和唐代武则天女皇的反面历史形象。吕后、武则天，以及晚清的慈禧太后，向来是历史学家主要的攻击对象。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虽然江青和她的上海帮仍然在推动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这段时期里，毛不时对他们提出批评，表示不信任，显出一种分离的倾向。婚姻冲突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根据特里尔的记载，1975年江青搬出中南海（中国领导人住在里面），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特里尔的材料说，这是她和毛泽东之间政治上发生了分歧，而不只是感情纠纷。①毛也要人产生这种印象。1974年3月20日他对江青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1974年7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主席在他们的同事面前第一次公开批评其夫人的政治行为，把她和她的盟友称为“四人帮”。他告诉大家，江青“只代表她自己”，她“有野心”，“想当党的主席”。②但在中国政治圈子里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是，江青之所以搬家，是因为她对毛泽东个人生活中某些事情的不满，江青对此曾大发雷霆。然而，还有另一种说法，不管江青对毛泽东这些生活中的事情怎么看，她实际上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搬出了毛的住处。似乎确切的是，在政治上毛和江青仍然互相需要，不管他怎样责难她，他坚持强调她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③一位中国观察家提供的一项证据表明，毛对“四人帮”的攻击是为了解除他们敌手的武装所放的烟幕的一部分，暗示他与他们已分道扬镳。果真如此，那么他主要想蒙骗的是邓小平。
1974年 10月 4日，毛再也不能忽视周恩来患病可能造成的影响，提议邓小平接替周总理的位置，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政府日常工作。这样，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两个主要受害者之一即将重新获得管理中国的权力了。王洪文的直线上升已经够异乎寻常的了，但重新起用邓小平却更令人大感意外。然而从上一年年底以来，邓小平这颗政治明星正在重新上升以及上升的原因，人们都是很清楚的。现在的问题是，人民解放军在政权中的作用如何。
在1973年12月12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已经谈到，他希望将各军区的司令员对调，以剥夺他们长期形成的军事控制和联系能力以及他们最近一段时期获得的党政职务。他抱怨说，政治局不管政治，军委不管军事，明显地暗示军队不要干预政治。为了减少将军们对这些提议的不满，毛做了两件事：他提议邓小平进入中央军委，担任总参谋长；他说林彪粗暴对待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他受了林彪欺骗，为此还作了自我批评。不管这种解释是否使将军们感到满意，但毕竟他道歉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毛如愿以偿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同一天，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原文为“重新在中央军委起重要的政治作用”——译者），并决定他进入政治局。交易的成分显而易见。作为对将军们放弃政治权力的回报，他们得到许诺，权力将交给一位可靠的老同志。邓小平宣布，所有八个军区的司令员都将在10天以内到他们的新岗位去报到。①令“四人帮”感到不快的是，1974年4月，邓小平被挑选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介绍毛的三个世界理论。
毛重新起用邓小平，削弱了“四人帮”潜在的最强大的对手——军队，“四人帮”至少可以因此得到一些安慰。但当毛在10月透露他准备让邓小平管理国家时，“四人帮”慌作一团，积极采取激烈的行动，试图使毛放弃他的打算。10月18日，王洪文秘密飞往长沙去见毛，①通过王洪文和其他使者，“四人帮”诬蔑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在医院里与邓小平秘密筹划，首都现在的气氛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时的味道。毛拒绝了他们的抗议，表扬了邓小平的能力。当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于12月23日和王洪文同机飞往长沙去见他时，主席重申了他对邓小平的信任，并提出要执行他早先的建议，任命邓担任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为了维持政治平衡，任命张春桥担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副总理。1975年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十分警惕的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上述任命，并且作出了更令人震惊的决定，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②这样，毛生平最后一个大的运动的舞台搭起来了。
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一年
1975年1月，在邓小平接管党政日常工作时，他并没透露出他的想法。③难道他会相信毛已放弃了文化大革命并允许他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夕曾推行过的那些更为理性的政策吗？
这里有某些鼓励性暗示：对像他自己一样的人即使不恢复原职的话，也进行了平反；在毛的支持下，周恩来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长远的经济规划和以后众所周知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①更为重要的是，毛号召要安定团结，并批评了“四人帮”的宗派活动。同时，毛似乎想要在文化界恢复更为宽容的政策。他主张恢复周扬等一些官员的职务，并告诉邓小平文艺应“百花齐放”。在毛的鼓励（也许是领导）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叶剑英、李先念在5月和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提出的论断——即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正在进行，新的领导人犯有实用主义的错误。王洪文一直是个随风倒的人，这次他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回上海呆了几个月。但他的三位同志仍顽固地保持沉默。②邓奋力解决一些紧迫问题。③首先是军事问题。这是毛召邓复职的一个主要动机。在《邓小平文选》中重新发表的邓在1975年的8次讲话中，有3次是谈军事问题的。在他正式担任军事职务后不到3个星期，邓就对人民解放军机构臃肿、预算庞大、效率低、无纪律、干部队伍中存在帮派主义等提出批评。他强调人民解放军需要服从党的政策。在以后的一次讲话中，他在所列的军队的缺点中加上了自负和惰性。④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工人的骚乱。最引人注目的是苏州、南京、南昌和其他地方的铁路工人罢工和阴谋破坏活动，这显然是“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左”倾分子煽动的结果。4条主要铁路干线交通中断，引起了巨大的经济混乱。邓利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恢复了秩序，同时也恢复了中央的控制①。王洪文一直未能解决杭州左倾分子挑起的冲突。邓就出动军队并逮捕了肇事者。②在寻求解决经济方面根深蒂固、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方法时，邓召开了会议并采取了一系列主动措施。制定了三个重要的政策性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国家计划委员会起草，8月18日公布）；《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胡耀邦、胡乔木和其他人起草，9月26日公布）③；《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邓力群起草， 10月中旬公布）。④在左倾分子要求实行更加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的煽动下，这一年的六、七月份在华中、华南地区爆发了罢工浪潮。这个关于工业的文件解决了这次罢工浪潮的根源。⑤文件谈到“一小撮坏人在”‘造反’和‘反潮流’的旗号下阴谋破坏工作”；也谈到了管理“混乱”；生产力低下、质量低劣、保养费昂贵、生产成本高、故障频繁；特别是原材料、燃料和动力工业问题严重。⑥在这一文件提交给国务院时，邓在批示中强调要支援农业，引进外国技术，加强工业研究，恢复管理秩序，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实施规章制度以及恢复物质刺激。⑦一个月以后，在讨论《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时，邓反复强调要加强培训，提高教育水平，提拔更多的学有专长的领导，花更多的时间进行科研活动（这就暗示在政治上少花些时间）。①正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文件对左倾分子进行了全面抨击，大量地引用了毛的早期著作来阐明不能因强调革命而妨碍生产的观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一旦抓了革命，生产就自然地并毫不费力地提高了，这只是那些纵情于神话的人才相信的观点。”②难怪江青公开指责这三个文件为：“三株大毒草”，而《总纲》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③江青在农业问题